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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先生一生有两任妻子，第一任是陈绥，第二任是崔琦。
陈绥是清末帝师陈宝琛的后人。她的父亲陈体诚，福建闽侯人，留学美国，曾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因主持西南军运，陈体诚于1941年举家迁至昆明，1942年夏赴滇西前线督运，军情催命，颠簸劳累，沾染斑疹伤寒病故。当时，陈绥10岁。之后，母亲徐幼玉带六名子女迁至成都华西坝附近草舍生活。陈绥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留学莫斯科大学。她的叔叔陈体强是著名的国际法学者。
江平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崔琦，就是我们的师母。崔琦出生于1934年5月4日。她的父亲崔麟祥，河北衡水人，贫农。早年辗转北平谋生，在前门当学徒。之后，在前门大街149号开了一个门脸，将全家接到北平。全家坐一辆大马车，从衡水颠簸七天六夜，到达北平时，崔琦才八个月。
1957年江平被打成右派，陈绥因家庭出身，政治恐惧压倒夫妻情感，未能顶住组织逼迫，与江平离婚，漫长的七年爱恋就此结束。江平心中的创伤，久久不愈，在二十年后的《忆秦娥》诗歌中，仍然难以释怀：
“心儿醉，桂花枝头桃花媚。
桃花媚，秋波何坚，灵台何碎。
雀儿山上尽皆美，少年梦中浑是味。
浑是味，而今忆起，情思难退。
心儿碎，覆巢之下尽成罪。
尽成罪，欲哭无泪，欲哭无泪。
沧海已逝空剩水，巫山不见彩云坠。
彩云坠，破镜难补，破心难熨。”
1967年江平与崔琦结婚。1971年北京政法学院在谢富治的命令下，迁移至安徽濉溪。儿子江波和女儿江帆都是崔琦在北京照料，江平独自在安徽。1972年，江平在安徽写下一首诗《七绝·接妻书有感》：
夕阳火红慰沉沦
胜似彩霞变幻身
同是天涯沦落客
何必巫山才是云
两首诗歌中的巫山和云的意象始终贯穿江平的情感生活。那个时代，学者多有文学修养，以诗言志。在厉以宁的诗歌中，也有巫山和云的意象，例如1954年的《采桑子》词：
藕塘春水平如镜，无数鱼群，谁不相亲，何必巫山始是云？
从今莫学狂人醉，酒止三巡，妙在微醺，兴到吟来意更新。
在现在年轻人的情感生活中，巫山云的意象似乎要淡薄很多。
2023年7月6日，师母崔琦溘然长逝。一年后，2024年7月6日上午，我们去万安公墓，吊唁江平先生和师母。骨灰还未安葬，墓正在建设之中。天气和去年一样，炽热的阳光照耀北京城，天空的白云肃穆而宁静。望着师母的骨灰盒，我的思绪回到一年前的7月6日。那天上午，大约七点半，宏臣给我电话，我手机静音，未接到。八点多看到微信报告师母去世的消息，我立刻电话宏臣确认，分头赶往首钢医院。此前去首钢医院看望师母的情景历历在目。师母口腔插着管子，已经不能自己进食，依赖管子输送营养液。她有微弱的意识和表情，说明她能看见眼前的一切，只是无法表达。隔壁床铺上也躺着一个老人，床头标签显示姓名：王其美，护工说他是一位老警察，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就是警察了，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瘫痪病床，几乎植物人，没有人来看望，儿子也是很久才来一次，只是和护工结算工资。我看着老警察，苍白的脸，毫无表情，嘴微张，全身没有动静，只有缠绕在身上的医疗器械输液的声音。想着开国大典时，他是一位雄赳赳的年轻警察，那时，师母应该是15岁了，正是她逃离家庭，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再次赶往首钢医院，竟然是与师母诀别。在13层的病房，师母躺在床上，白被盖着。揭开被子，掀开师母头上的黄色绸缎，我看见了师母。师母的脸苍白，如同石膏。嘴半张，含着一块玉。眼睛闭得很紧，还有眼泪的痕迹。脸向窗户侧歪，我不知道她想看什么。我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晨光中城市的面貌呈现在眼前，东方的阳光更加灼目。我凝视着师母的脸，我也不知所措，只是凝视。昨晚师母就深度昏迷了。今晨七点半时，师母一直喘不上气。江波夫妻在她耳边说，会照料好小妹，师母才咽气的。师母的侄女和侄儿在一旁，说为师母念经，可以减轻师母的痛苦，但是，大家都不会念经，只能口里念念无词地念着。侄女说，师母还没有完全死亡，虽然已经没有呼吸，但身体的神经还在接受信息，还能感知我们的对话。侄女说：“师母还选了一个合适日子，在你们刚放假的时候走，大家时间都还宽裕。”侄女在不断地哭泣，在移动师母遗体前，在床前向师母说：“姑姑上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车是来送您的。”师母对于医院是特别恐惧，尤其在ICU里恐惧到极点，因为缺乏家的温馨，病床上的人不断离开人间。最初在天坛医院，师母不愿意去急诊，也不愿意去ICU，师母希望早日回家。师母回家后，但因为无法进食，送到首钢医院，通过输液维持生命，最后，人日益消瘦，肌肉消失，已经无法输液，因为无法扎针孔。最后只能在身体上打一个微孔，从微孔中输液，这也是一个微创手术，也没有打麻药。老人在弥留之际，面临各种折磨，更无法保持最后的尊严。八宝山的车到了，棺木抬上来了。棺木就像一套崭新的家具，裹着塑料膜，还有泡沫。手边没有剪刀，我们用手撕开了，露出棺木，棺木飘出一阵阵清香。褐色的棺木上，木纹很清晰，两侧镶嵌着金色的图案。我们打开棺盖，里面是淡黄色的木质，还有一个小枕头。我们开始移动师母。江波抬着师母的头，大喝一声：“妈妈，走了！” 整个声调，就像《红高粱》里的民歌。我们抬着师母，我抬着师母的腿脚，轻轻地放置在棺木中。我又低头调整师母的身体，让她在棺木中睡得舒服一点，不要有什么地方曲着了。师母的遗体存放在八宝山殡仪馆的冰库里。江波去殡仪馆分理处办理后事，那里很繁忙。年轻的工作人员在剪辑亡者告别仪式的幻灯片。在紧邻的工作台上，电脑显示死者是一位学者王想华，电脑中一帧帧地飘过他在美国大学校园的照片，健硕身躯的背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那是我很熟悉的校园。7月8日上午八点，师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江平先生在江波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立起来，发表了致辞：“我和崔琦是56年的夫妻，是真正的患难夫妻。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结的婚，结婚56年中，有11年是在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在前11年，我们的收入很低，崔琦后来又辞职了，家里四口人，全靠我的微薄工资，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后来，从1978年到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有了经济上的活跃。一个月有四个晚上，我到外面做补习英语的工作，做翻译工作，崔琦在家省吃俭用，是我们家的理财能手。崔琦从小就离开家，去参加工作。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我当时管她叫“女强人”，她很有能力，但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家庭的原因，有两个孩子，她也辞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她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崔琦交友甚广，有很多朋友。我跟她开玩笑说，北京市的人可能有一半你都认识，她喜好评剧，和京剧界也有很多来往。当年，我们住在红土店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是京剧界的演员，她跟许多京剧名人都有来往。她为人正直热情，我的博士生中，有很多跟她有很深的交情。她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在家里，大家一起打麻将，一起聚餐，她都是当作朋友一样地来对待。今年3月18号以来，她开始高烧，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到了六月，身体有所好转，回家休养。到7月6号，身体突然不行了，大夫也无法挽救，因肺炎故去。在她生病期间，崔琦的家人尽了很大的努力来照顾。我特别感谢张瑞楼、张立英、崔立军这几位亲属的帮忙。还有保姆小潘，我特别表示感谢。我身体已经越来越弱了，没有力量来主持这个丧礼，多亏我的儿子江波，他在百忙中，做得很周到，我想是自己的儿子，就不用太多说了。我总的感觉，这一辈子不容易。两个人在艰苦条件下，大家能够互让，努力把这个家庭维持下去，我这一辈子感到很满足。最后，向我的夫人崔琦表示衷心的怀念和永远的感激。”2023年8月19日，师母追思会在法大研究生院综合楼一层的半圆形会议厅举行。荧幕上放映着师母生前的照片，她2019年在贵州旅游时神采奕奕，相距不过四年。老师穿着灰蓝色的T恤，神情落寞，面颊凹陷，老人斑也更多了。![]()
师母原本有一个十分传统的名字：崔淑珍。这个名字如果放在今天，你一定以为是一位韩国女明星。师母参加工作后，就自作主张，改为崔琦。但没有听她谈过，为什么她对“琦”字情有独钟。师母的童年并不幸福，她生活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家庭中。她六岁上学，在红庙私塾，坐在长条凳上念“人之初，性本善”。七岁转到龙须沟的志馨小学。高小时，去了灵佑宫小学，在天桥一带。她能够读书，是托弟弟们的福，因为她的任务主要是陪读。后来，父母以学校天桥一带有很多妓院为由，环境恶劣，就让她辍学了，也许是因为弟弟长大了，不需要陪读了。关于建国初期师母和老师的家庭地址，我做了一点考证和猜测。那时，师母家在前门大街。前门大街西珠市口铺陈市89号，对面是铺陈市25号。准确地说，是在当时前门果子市的对面。前门的果子市，后改为果子巷，是现在的中国再保险中心所在地，对面是中国联通。如此说来，师母的家可能在现在的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总部大楼区域。前门大街那一带，我是比较熟悉的。1990年我曾经在北京宣武区团委实习一段时间，一项主要工作是看望“五保户”老人，前门大街就在辖区内。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行了几乎所有的胡同。那时我也不可能想到，六年后，我会考入江平先生门下，而师母童年时就生活于此，否则，我会在大街小巷之中，寻找师母曾经的足迹。江老师童年住在囤娟胡同，现在是北京证监局所在的金阳大厦区域，斜对面就是中国证监会所在的富凯大厦。先生经常去证监会开会，在会议室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一定忆起童年在此玩耍的情景。1949年师母在话匣子（收音机）里，获知革命队伍要招人，偷偷到张自忠路东四十号报名。考试题目很简单：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师母答卷也很简单：共产党是让穷人过好日子，国民党是欺压人民的。“欺压”两个字不会写，写成了“七鸭”。后来，师母不断学习，最终取得了本科学历。1949年7月4日，崔琦离家，雇了一辆破洋车，到冰窖胡同7号接受集训。9月分配到中央贸易部保育院。后因急性阑尾炎，而错失试用期。1953年初被分配在北京市劳动局干部训练班做老师，也做干部审查工作。1953年8月调至朝阳区人民政府，参加土改工作。土改结束之后，调至朝阳区法院。1953年中期，朝阳和东城划分，又被调至东城法院。1954年，调入人民政府建设科，之后调入房管局，一直到1956年反右运动。崔琦因为自己的父亲起早贪黑的工作，所以，对资本家的概念就有不同的认识。她对一个闺蜜说：“如果资本家是剥削工人，坐享其成，那我的父亲又怎么算？”这些话被闺蜜写成大字报《站在谁的立场，说话向着谁》，师母就被打成了右派。师母是一位真性情人，她说人话，没有城府。她不同于王蒙的《青春万岁》中的苏宁，苏宁是北京女七中高三甲班的学生，出身于资本家家庭，解放了，仍受到资本家父亲的管束，内心曾经消沉。最后，苏宁勇敢地揭发了父亲的不法行为。1964年师母家的前门商铺拆迁，在拆迁分房中，大家庭各奔东西。因为家里其他人不喜欢楼房，师母要了红土店演员公寓两间楼房，38平方米，和曲艺演员成为邻居。这也是崔琦和江平两个“右派”的姻缘的开始。![]()
顶着右派的帽子，江平和崔琦陷于悲惨的境遇。那段时光，正是王蒙的诗歌《青春万岁》广为流传：对于江平和崔琦，哪里有什么青春的金线，哪里有什么幸福的璎珞？而是用眼泪、悲伤和苦难编织自己的青春。后来，他们在艺术中寻求慰藉，师母进入戏曲世界，爱好评剧；老师进入诗歌世界，《信是明年春再来》中记载的最早的一首诗就是1963年的《七绝·问春》：在音乐方面，音乐是人的心灵的深度诉说，老师酷爱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在临终前，在病床上，戴着硕大的耳机，重温《命运交响曲》；师母酷爱情歌，尤其之后的邓丽君的情歌。邓丽君的第一首歌《甜蜜蜜》1979年在大陆风靡，师母就爱上了。2012年师母陪同老师访问台湾，在参加马英九先生接见前，师母的台湾第一站就是去祭奠邓丽君的墓。在师母悲苦的时期，邓丽君的歌曲给予她精神的安慰。一段时间，师母身体虚弱，神情恍惚，在协和医院看病，结识陈亦斌大夫。师母将红土店的另一间房借给陈大夫夫妇。陈大夫的一个马来西亚留学的同学姚朝晖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姚朝晖成为老师和师母的媒人。面对江平，崔琦十分犹豫，因为江平不符合崔琦母亲的标准。她曾对崔琦说：“不要找南方人，南蛮子和咱们就根本不是一个格调，不懂北京的规矩礼数”。况且，江平还是一个残疾人，还有一位卧床不起的老父亲，崔琦母亲必然反对。但是，江平大胆地打电话到崔琦单位，相约见面。第一次约会是1967年在中山公园，那天，崔琦穿着半袖的格上衣。在来今雨轩外面的零食摊，买了两个冬菜包子，成为约会的晚餐。来今雨轩茶社取名杜甫的《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来，今雨不来。”诗句契合于他们当时的境遇：最难风雨故人来。来今雨轩茶社现在依然在，茶社的冬菜包子依然是招牌。这里，浓缩着中国现代史。鲁迅先生经常来此写作。胡适在此为杜威饯行。李大钊在此发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1927年李大钊被杀害时，江平和崔琦还没有出生。但是，现在他们都葬在万安公墓，相距不过数百米。师母与先生于1967年9月27日结婚，两位大龄“剩男”和“剩女”步入婚姻殿堂。所谓婚礼只是两个人的一个仪式，为了给一生一个交待。师母买了两个面包皮，每个用刀切成两片，买了两根香肠，切完放在面包皮里，就做成三明治。还买了一瓶汽水，当酒喝。在红土店演员公寓402室开怀畅饮。感受到爱情是甜蜜的，对未来充满憧憬。正在此时，单位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一个人，在楼下喊：“崔琦，下来，有任务！”师母在新婚之夜，被拉去陪斗。1967年11月，师母怀孕了，还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京剧演员杨秋玲招呼大家。她用青衣的嗓子，在楼道里叫：“请示了！请示了！”跳完忠字舞，杨秋玲的丈夫李嘉林，用嘹亮浑厚的花脸嗓领着大家说：“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大家散去。那个情景，真有点像电影《霸王别姬》。![]()
1969年6月3日，儿子江波出生。江平作诗《七律·纪念波儿出生》：诗中“犀无梳处方知老”一句，说明当时江平的头发已经稀疏了，那时未满四十岁。“愿汝长能耐风波”一句是江波名字的蕴意——耐风波。1971年女儿江帆出生。1973年江平作诗《七律·帆儿二周岁感怀》：诗中“人生何时长团圆”则描述江平在安徽干校，与家庭两地分居的情景。“拼得一身心骨瘦”一句，则说尽夫妻养育儿女之艰辛和决心。当年谢富治命令北京政法学院迁移安徽。关于江平在安徽干校这一段往事，巫昌桢老师的儿子庚红有生动的回忆，他早就把回忆文章发给我了，但一直未公开，这里截取片段：1971年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濉溪办“五七干校”，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也是跟随父母在那“从头呆到了尾”（一年零两个月），而刚10岁的我，当时还不能完全体会到，大城市与贫苦、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巨大差别，相反还觉得挺好玩，处处都觉得“新鲜”。我们家离江老师当时住的“炊事班”就隔两个门，所以我没事儿就总喜欢去那“串门”。江老师人是“二连”（由业务、文体教研室的老师组成）主管生活的会计，应该说这是件比较繁重而且责任也大的工作，所以他那时大多数时间都是比较早就休息了！众所周知，江老师在五十年代受过伤，留下了一条假腿，这也是他坎坷一生的“象征”，而这条假腿也确实是给他添了很大的麻烦，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现绑”，晚上睡觉又都要解开，摘下来放在床边。我那时候因为小，所以就觉得挺好玩的，没事总是喜欢摆弄江叔叔这条“特殊的腿”，江老师脾气又特好，他就说你看看、摸摸都可以，但千万别弄坏了，叔叔可还要指着他走路呢！有一天晚上，我看江老师睡着了，心想这回没人管了，便把这假腿拿到外屋“仔细观察”，才发现是“组装”的，好奇的我，居然就给拆开了，哪知拆了容易，后来再怎么装也装不上了！幸亏当时屋里没人，我就悄悄把拆下了的“假腿”放在江老师床边，而后就赶紧“溜号”了！这事儿我谁也没敢告诉，包括我的父母！第二天一大早，就清楚地听见江老师在大声喊：怎么搞的？假腿不行了！你们谁动我的假腿了？当时惊动了不少人，记得家人还说：老江这是怎么了？这么嚷嚷！一看这架势，我就更不敢说了。后来几个炊事班的老师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是把假腿给装好了！他们还直嘀咕，这是谁这么“讨厌”啊！江平关于在安徽宿县五七干校的回忆不多，偶尔也会谈及。启明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5年博士毕业入法大商法研究所工作。启明向江老师自我介绍说是安徽宿县人，江老师风趣地说你们那里人很凶啊！大家都笑了，看来宿县民风彪悍，让江老师记忆犹新。![]()
第二个孩子江帆还没有出生时，江平已经在安徽濉溪的“五七干校”。回北京看望，孩子超过预产期还没有降生，江平又匆忙赶回“五七干校”。1971年11月17日江帆出生，出现智力问题。江平回到北京时，江帆已经一岁零八个月，但不会站，也不会说话。医生诊断为“舟状头”，如果做手术，需要580元，这是一笔巨款。江平说：“我们生了她，养了她，就要对她负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倾家荡产都行”。手术前，宣武医院夏院长对崔琦说：“你们日子过的这么艰难，钱是四面八方借的，万一孩子死在手术台上，你们什么态度？”崔琦说：“那只有一个字，就是认。”这是艰难的选择，万一成功呢？但万一失败呢？江帆的命运就在选择中。崔琦回家痛哭，无法决定。最后，医生的手也颤抖了。夏院长说：“你们把孩子接回去吧！大夫没有把握，我也没有把握，我怕最后对不起你们。”这段对话应该是师母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对话，赌女儿的未来，赌女儿的生命，赌一生赌幸福。做手术是赌，不做手术也是赌，人生困在赌的迷宫中。最后，放弃手术，从此江帆和母亲崔琦如影相随，疫情第二年2021年江帆五十岁，师母八十七岁，依然如影相随，直到崔琦去世。去世那天早晨，我赶到首钢医院的13层，迎面而来的就是江帆，我们亲切地叫她“小妹”。小妹如平常的表情，也没有哭泣，她问我：“你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吗？美国现在有枪击，很危险。”我的心中浮起一丝哀伤：小妹是否理解自己母亲的去世？师母如何能够瞑目？1996年8月我入江门读博，同级另一位同学也叫江帆，她与小妹年龄相仿，她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教师。江帆也经常去看望师母，师母身边就有两个“江帆”。我也不知道师母当时在称呼上是如何区分的？师母望着学生江帆，心里一定浮想联翩：如果小妹发育正常，现在也可以像江帆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老师家的房子后来从红土店换成了中国政法大学北门的3号楼的101室，由三间小房组成，面积分别是16-12-7平方米。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江府”。1996年11月19日上午十点，去学校北门的江老师家，小妹在门口捡菜，师母推着小摩托，准备去加油。江老师伏案在为一位学生写推荐信。这就是江老师家当时的一个平凡日子的场景。我对师母的喜爱，是从她“解构”江平先生的高大形象开始的。我和师母第一次畅谈，是在我入江门不久，1996年12月18日我去江老师家，老师不在，我和师母聊了一个多小时。师母告诉我江老师的生活习惯，是“大块吃肉，睡觉鼾声大作”。我问老师的房间对着北三环，晚上能睡着吗？师母说：没问题，老师的鼾声足以对冲北三环的大货车的声音，不分上下。那时，学校正在分房子，老师不断礼让，所以一直蜗居。1997年新北成公司杜某找到江老师，希望博士生帮他做《中国法律法规汇总》的光盘。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很长时间，光盘收录了三万多部法律法规，但杜就是不付工钱，给了几个光碟就把我们打发了。师母义愤填膺，要为我们维权。她把杜叫来，斥责一番。杜后来就乖乖地给了工钱。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克扣工钱事件，是师母帮我们维权的。1997年9月23日，师母要搬家了，我们去商店去买11只纸箱，装家什。师母说，老师太忙，买新房就看过三次，第一次看地址，第二次看装修，第三次陪朋友看。搬家的事情，都是师母在操心。那天，在搬家杂乱的客厅，陪师母翻阅江老师在莫斯科留学时的照片，照片上，江老师十分英俊，身边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女生。师母感慨地说，俄罗斯少女真漂亮！突然，师母伤感起来，对我说：“江平赶回来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真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一耽搁就是20年。政法学院当时的右派比例是5%，一定要补一个，真不是东西！”入学第二学年，1997年冬，我就有了一只手机，“大哥大”那种，爱立信牌，139开头的号码非常气派，是师母送给我的。这让我那年春节非常风光，在亲友面前大大地炫耀了一番，免得他们说我只是一个会读书的书呆子。虽然师母说是送给我的，但是“大哥大”是相当贵重，我必须还上这笔钱。江老师笑着说：“你给钱可以，但师母要算手机打折费。”我那时囊中羞涩，于是我就从老师那里赚钱。那年我和老师为向阳机械厂集体企业改制提供法律服务，为职工维权，获得了珍贵的两万元报酬。这是我和师母、江老师之间的“三角贸易”。那只手机号码，我还在使用，已经27年了，139之后都是一串吉利的数字，它保佑了我，却没有保佑师母。1998年春节后，江老师要出国访学，去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在贵友酒家举行晚宴，为老师还有高富平送行。大家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贵友还有卡拉OK，江老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师母唱了两首歌《巧儿》《智斗》（沙家浜）。
崔琦与陈绥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1977年，崔琦为江平从延庆中学回城寻找工作而四处奔波。那一天，在沙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楼梯上，两人完全以女人的直觉，在毫无言语互动下，认出了对方，相互回顾对方的背影而离开。
2013年陈绥肝癌病重，希望见江平一面。师母决定陪江平一起去见，因为毕竟年轻时相爱了多年，而且到了最后的弥留之际，怎么着也应该去看看。但江平那几天一言不发，就是不去。
师母说：“你这个人真固执，我陪你去，有什么呢？最后一面，人家以前对你也有感情。”
江平说：“不是我良心不好，是她太害我了。那几年相依为命，爱从心里出发，到最后一下子就把我甩了。”江平是从来不流眼泪的人，说到这时留下了眼泪。
江平与陈绥何时彻底情断义绝？关于其中的缘由，只有黄道秀教授作出了解释，她回忆说：
那是我们到“五七”干校月余，大约在三八妇女节之后一两天吧。晚饭以后，我正准备回西工地，却看见琏兄坐在村口场院边的草垛旁，脸色铁青。看见我走过，他眼里竟闪现一丝儿的泪光。我震惊极了：他曾自勉“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自信“男儿流血不流泪”的啊。我邀请他推着那辆永远不能离身的自行车，和我一起朝五七战士刚刚修整好的水渠大堤上走去。五七战士们都爱在那里散步，坐在那里聊天。
春风和煦，天上的满月，给大堤上三三两两散步的人们身上镀上一层银色的光。
我们坐在那条L形水渠转弯的地方。
“Оля，我无法形容我的感受！她怎么可以呢？”沉默良久，他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他的前妻陈绥今天从北京来，他非常大度地以平静口气与她打招呼，简单地告诉她连队生活的什么安排，竟“毫无道理地”得到极其蛮横极不礼貌的回答。究竟她说了什么，琏兄没说，我也不问，至今我都不知道。我想，除了他们自己，世上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琏兄的刺激这么深，可见是非常过分了。他向我讲述他们在雀儿山上的缠绵爱情，人虽离散，却是依旧魂牵梦萦。他说：“她难道不能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同志吗？我并不曾伤害过她呀！”我找不出能够安慰他的语言，我只有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去倾听一个朋友的悲情呐喊，他说，他身体的残废也没能让他这样的失望；我只有作为一个观众，残酷地去看一个如山的大丈夫展示他最软弱的内心。他说，“右派”帽子也没让他这样的无助。人心真的冷漠到“面目顿改恩爱绝”？他认定“此人已陌”，从此“此情永谢”。
至于陈绥为何如此绝情？黄道秀继续回忆：
星移斗转，中国进入新时代。十年后，北京市法学会开会，午休时我与陈绥大姐正好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休息，这时她已经不在我们学校工作了。我们躺在床上，絮絮地说着话儿。“五七”干校的那件事不禁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对她说：“大姐，我问你一件事，你可以不回答，但请你别生气。你为什么在‘五七’干校对琏兄态度那么厉害？那可不像你的为人。”
陈绥大姐长叹一声，幽幽地说：“我别无选择。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只有绝情，过去才能死，未来才能生。我愿在他心中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这是我今生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大姐平静地闭上眼睛，面如死灰，但没有泪，而我却为她、为他们哭泣。
在2024年1月21日江平先生追思会上，黄道秀凄婉地朗诵了普希金的诗歌《玫瑰》，祭奠这场爱情的悲剧：
我们的玫瑰在哪里，
我的朋友们？
玫瑰凋谢了，
这曙光之子。
不要说：
青春如此蹉跎。
不要说：
如此人生欢乐！
快告诉我的花儿：
我多么为他惋惜。
请指给我们：
关于陈绥的资料，很难找到。网上查询到一篇陈绥1985年翻译的[苏]伊萨耶夫的论文《20年代苏联法学体系中的经济法》，由陈汉章校，发表于《法学译丛》。此外，还有陈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为任允正等人翻译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提供资料线索的信息。但是，陈绥父亲陈体诚名气很大，关于他的档案资料则很多。陈体诚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上海交通大学大事记1915年条说：“10月，派毕业生汪夔龙、陆法曾、凌鸿勋、陈体诚赴美电厂及公司实习。”一份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的档案显示：“陈体诚等人1915年12月3日乘坐天洋丸邮轮（SS Tenyo Maru）从上海出发，12月27日抵达旧金山。前往美国桥梁公司（American Bridge Company New York）。”档案还显示：“Chen T. Cheng 20 5 MS student，陈体诚，20岁5个月，未婚，学生。生于福州，身高5’10。”陈体诚有六个儿女：长女陈纶，1947年到美国，获博士学位，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二女陈缃，北京301医院检验科专家；长子陈彪，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天文学专家；三女陈纲，清华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四女陈绥；二子陈篪，断裂力学专家，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金属物理室主任等职。陈绥的大哥陈彪离奇失踪对于陈绥也是重大打击。1992年11月10日早上六点，时年七十岁的中科院老院士陈彪告别了妻子，到南京大学天文系教学楼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在路途中失踪，至今仍然是疑案。
2000年江平先生和王泽鉴先生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基金。江平先生将徐州信托支付的一笔法律事务的酬金50万元捐给基金，王泽鉴先生将他的“天龙八部”民法著作的稿酬20万元捐给基金，加之社会和校友捐款，合计150万元，开启了至今24年的江平民商法奖学金的历程。师母对老师鼎力支持，江平先生的50万元的捐款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也有师母的一半。师母一直担任基金监事，在身体健康前，都参加江奖的颁奖典礼，负责揭晓第一名的得主，并发表简短的演讲，师母声音洪亮，响彻昌平小区的大礼堂，心情比获奖者还激动。在师母的眼中，奖学金不仅是学子的荣誉，也是自己的荣誉。我印象中，最为隆重的一次是2012年：“颁奖典礼的最后，江平先生的夫人崔琦女士揭晓了第十三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第一名得主——法学院的刘东辉同学。简短的致辞之后，刘东辉走下舞台，将手中的鲜花献给江老，将江平先生请上舞台。江平向所有的获奖者颁发江平奖学金获奖奖牌并与18位获奖者合影留念。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之中，第十三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颁奖典礼圆满落幕。”师母的生日是5月4日，也是五四青年节。作为江平先生早期的学生，虽然我们都已是中年人了，但每年都庆祝五四青年节，为师母祝寿。有的年份，仪式会隆重一些，请一些京剧名角来助兴；有的年份，仪式就简朴一点，大家聚餐，唱唱卡拉OK，为师母献上生日歌。在疫情之前，师母活力四射。2019年她旅游的行程满满当当，最兴奋的旅程是，她和她的干女儿们，都是女教授，也是老师的学生，号称“七仙女”，安玲、吟兰、文静等同游贵州千亩苗寨，还有镇远古镇，那是7月15日。师母先到贵州，之后，又返回北京，迎接“七仙女”。在师母追思会上展现的贵州旅游的幻灯，师母和“七仙女”身着少数民族的鲜艳服装，歌舞环绕，笑容如花，仿佛是在天堂的一场仙游。从贵阳旅游回来，因过于疲劳，师母出现脑梗的症状。晚餐时，江老师看到她突然就趴在餐桌上了。之后，又摔跤骨折。疫情中，又感染肺炎，在天坛医院治疗。为治疗肺炎，服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消炎药，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抗生素杀死良性菌群益生菌，肠道菌群失调，耐药性很强的“艰难梭菌”大量繁殖，引发严重肠炎。最后，进食出现困难，通过输液维持，进而引发器官衰竭。![]()
2023年5月14日，法大校友志强、卫方、恒忠、老浦、师僧等铁杆为江平先生祝寿，因为是疫情所阻，时间就选得不尴不尬。江先生说：
“去年2022年8月我经历了一场急性肺炎，在重症救护室很久，终于死里逃生。很是危险，人大的王体富教授和我的一位堂弟都是这样走的，我算是不幸中万幸。现在看来，再活五年没有问题。所以，我有信心活到95岁，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大家打出“仁者寿”的大幅书法，祝江平先生长寿。江先生容光焕发，口齿清晰，接受祝福。然而，此场聚会不久，对寿命的乐观被击碎，重大变故接踵而来，师母和老师相继去世。再回首，那竟是最后一场祝寿会，那场欢声笑语竟是一场绝唱。2019年7月19日，江平先生参加王家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八宝山满眼都是白衣黑服的人，伤心欲绝哭泣着的亲人。家福先生告别厅在最东头。在贵宾室里，大家心情沉痛，原《环球法律评论》主编徐炳大声地对江平先生说：“民法四杰（佟柔、魏振瀛、王家福、江平），就剩您一位了！您一定要活到100岁！”因为疫情，那几年只有寥寥几次聚会，在那几次聚会中，江平先生更正了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他说：“《沉浮与枯荣》中记载的出生地点和时间有误。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告诉我，在生我的第二天，就乘火车去大连。之前，我怀疑我出生第二天怎么能乘车？是不是在大连出生的？但是，母亲的这句话是确实的，也许就是第二天去大连，也许‘第二天’是虚指，是出生几天后去大连。所以，我的出生地应该是全家迁往大连前的居住地哈尔滨。至于出生日期，母亲确切地说是农历十一月初八，以前参加革命工作填写履历表，我按万年历大致算了算，是12月28日，可能那时万年历不太准，我最近又算了一下，应该是12月27日。”我在手机上打开万年历，滑到1930年，果然那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八就是12月27日。看来，江老师这一辈子连生日都过错了，直到九十多岁，才开始勘误。
葬在万安公墓也是老师自己的心愿。老师的父母也葬在万安公墓，祭奠时，老师曾对江波说：“以后你也把我和你母亲葬在这里。”2024年7月6日上午，祭奠完老师和师母，我们继续瞻仰安葬在万安公墓的先辈。在万安公墓最早的陵园部分，树木更加阴郁。在林立的墓碑中，看到“李先生墓”和“李夫人墓”，原来是李大钊先生被害后，他与夫人最初的安葬之处，之后，才移至李大钊纪念馆。从李大钊纪念馆出来，已是正午。南侧有一面高墙，上面嵌放着一列列骨灰盒，每一个逝者一个小方格。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法大学郑秦教授的方格，看到郑秦教授的名字，我的心怦然颤动，思绪禁不住回到1996年冬季，我到入学法大读博时，第一次见到郑秦教授的情景。那是1996年12月8日上午，我和王健乘车前往北京大学法学楼参加学术信息交流会，那天大雪纷飞，组织者梁治平老师和朱苏力老师早已站立门口，迎接年轻学子的到来，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然而令人愉悦的仪式。上午的第一场报告，就是郑秦教授的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研究。他的研究以顺天府的档案为基础，揭示了古代中国契约制度中的习惯法。然而，三年后，2000年5月2日，郑秦教授去世，享年56岁。现在他的女儿郑佳宁成为我的同事。老师和师母的墓正在建设之中。胡德平先生的题字已经完成，白宇设计的以“理想城”为意象的墓体方案已经完成。2024年8月18日中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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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所，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和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于2002年发起成立，创始所长由梁治平研究员担任，现任所长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涌担任。
2004年12月，由吴敬琏先生和江平教授担任主编、梁治平研究员担任执行主编的《洪范评论》论丛首次出版，以纸质文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2023年年末，“洪范评论”再度启航，以电子杂志的新面貌与读者朋友们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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