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儿时认识一位补锅匠，姓刘，名秋福，世居中山国都城的北城东。他已经离世许多年，但其岸帻笑咏，謦欬犹闻，时间越久，越是回味他当时的一些言行。根据他的名字推测，他应该是生在秋天，父母心有期待，顺便赐子嘉名，这种起名之法，自古洎今，也最为常见。从《活着》中的富贵，贾府的宝玉，鲁迅笔下的闰土等，都是蕴含父辈潜在希望的表达，至于是否有能量的注入或改变命运的魔力，我们从正反两面也都能找到相应的概率。一般来说，这类命名也包含了父辈的生存信息，武者尚雅，贫者羡富，动荡者祈求平安，以此自慰本心而已。
自我记事时起，秋福就是那般模样，直到他八十多岁去世似乎不曾有过什么改变。他身材偏瘦，脸庞黑里透红，褶皱深刻，像是油画中的模特，一副棕色边框眼镜使得五官立体感增强不少，镜片中能够透出他经常眯起的余光。最让我着迷的是他的嘴型，总是歪向一侧，人们说这是他长期吹散修补锅碗瓢盆粉末时留下的肌肉习惯。他自己说，由于每次需要用嘴的一角聚气，日而久之，干脆就让歪向一侧的嘴角不再下班，也就为此省略了重复的力气。
按照家族谱系来说，他是左氏家族的女婿，其岳丈家当时曾参与过段祺瑞家族在井陉的矿产经营，曾为阔少，幼入黉门，习得六艺。四九之后，家族命运中落，散尽几代积累，只为赓续命脉，苟活于世，并在默默独行中实践一种人生哲学。后来，人们都知道他心灵手巧，成为蜚声遐迩的补锅巧匠，对于打碎的锅碗瓢壶具有起死回生的修补能力，日子久了，人们都已习惯了他的手艺，似乎他就是天生如此。乡间的认知就是这样，人们认为木匠生来就是木匠，铁匠生来就是铁匠，牛就是牛，天生耕地；猪就是猪，天生该杀，以此类推，循环不止。也正是他这点儿“生来”能够惠及他人的手艺，才使他在后来的各种风暴中躲过一劫。但我始终感到他并没有人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因为他是经历过世面的人，身后有故事，内心必藏玄机。
不过，他的手艺的确有过人之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或许正是他隐世的一种途径。在我六岁那年的除夕，当一切准备妥当，即将迎接傍晚的烟花爆竹送穷之时，我不小心打破了家里的一把茶壶，这是母亲小时候从她姥姥家拿来的，说是出自明代成化年间的官窑，常有文物贩子来高价收购，但母亲说这是她仅存的一点儿少时的纪念，还是放在家里，逢年过节时拿出来一用。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儿童的心理大都喜新厌旧，那种不合时代造型的斗彩花卉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我当时喜欢那些用硕大的拳头砸向美帝国主义的图案，我甚至认为是在替家里破四旧。但母亲视若珍宝地捡起地上那些碎片去找秋福，这时已近申时，零星的鞭炮声已经散播着浓浓的火药香。等傍晚母亲回来时拿出那把已经修复好的茶壶，真是完好如初，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母亲讲述了秋福修补的过程如同神话，我也听得入迷。由于过年期间的风俗不允许打骂孩子，我也为此暂时避免了一通皮肉之惊，心里暗自庆幸。这也使我知道人世间有这么一种手艺，为此成为一种职业，他虽以补锅为主，但对日用的各种铜铁瓷器均可修补。在乡人眼里，秋福生性潇洒，又有淡泊之态，并不合本分的传统之矩，也有常人俗话所说的没傝㒎之人，只有在修补器物时才切换得一丝不苟。他平时走路和补锅时喜欢哼唱元代宋方壶的《山坡羊·道情》小曲：“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其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秋福对他的祖上和自己的经历从不谈及，村里人也为此忌讳，只知道他家在新政之后曾被专政过，大概与过去的矿产经营有关。为了安全隐入时代，由于不善稼穑，便以补锅为生。平时用手推车串村赶集，早出晚归，雨雪天气时便在家门口或桥头支摊，这便是我儿时的喜爱之处。尤其雪天，他在街口搭一布蓬，下面用小风箱煽火，炉中火势欢欣，外面雪花飞舞，一蓬内外，两重世界，多少次鼓荡我的年少之心。火中放了坩埚，里面是滚动的铁水，他在几个魔术一样的动作之下把铁水贴在锅的漏洞之处，又像捏泥巴一样将之抹平。孩子们一边围观，一边听他讲各种故事，如果孩子们听得入迷，他偶尔会给我们烤几个核桃或花生，一下子温暖了我们的整个童年。他讲得最多的是他走街串巷的见闻，有某次运动中的被批斗者因不堪凌辱而闹出人命；有一家人为无钱治病而全部服毒自尽；还有一妇人被民兵连长欺辱后跳井，其丈夫不仅不救，还搬了石头向井里猛砸，以表示与其划清无产阶级的革命界限。如此等等，这些讲述膨胀了我在少时的间接经验，又感到这些事情习以为常，因为随处可见，远不如那些关于鬼的故事撩拨心弦。他竟然说，鬼远比人好，因为鬼很少去残害他的同类；而人不同，人在世上遭受的最大灾难既不是天地之加害，也不是鬼怪之所为，而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害。也因此，我自幼就不再怕鬼，所以在少时敢在午夜一人穿越大片的坟地，也曾在塌开的墓穴中睡过一夜，试图寻求与鬼的对话。而人间的不同在于，任何人的表达都会引发竞争的开端，指向他人的表达行为会造成其想象或实在的威胁，每一个人都试图巩固或扩大自己的能力或影响，这是人的生存本能。只是这种本能，在不同的秩序作用下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一般性秩序所激发的是良性互动与竞争，而例外秩序下则会激发出人性之恶，从而达到人的自戕。
乡邻们都知道补锅不是秋福的本行，他在年轻时曾于石门某处当过文职，所以了解我曾祖一代在石门的很多往事，家族许多秘辛还是来自他的讲述。他后来为了谋生而半路出家，好在他悟性极高，很快就掌握了补锅锔碗的诀窍。在1980年代之前，北方农村普遍使用大铁锅做饭，因为当时的饭菜没有其它，只是薯类或瓜菜，要支撑一家人一天的血脉运行只有在水量上加足。这种大锅可使用煤炭或柴草加热，时间一长，锅底难免出现裂痕或漏洞，于是便催生出这一行业。每有主顾端来铁锅后，秋福就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进行观察，待找到要害之处后便把对应的锅底炭垢剥除，再用砂纸打磨出原铁。然后再用烧化的铁水补上去，涤平之后再进行整理，直到保证不会出现渗漏，这系列动作看似简单，一气呵成，但没有多年的功夫是根本做不到的。观其整套操作犹如庖丁解牛，或磊落光明以敲打，或徐徐暗中以植铁，或首尾纹理以贯通，或些微细究之缜密。或用力节制，恰到好处以平滑；或霹雳挥锤，气驱力臂以弥深。铿锵时若铜锣助阵，天兵下凡捉厉鬼；委婉时如丝弦切切，神女舞步挥轻烟。针对不同器物，修复之后即见，有开裂处已有勾天之力弥合旧痕，破镜亦能重圆；无藻潰间必留开合飞白以示新生，玉帛堪观十重。如此技艺可堪媲美艺术，其实质如出一辙，正如梁武帝萧衍《答陶弘景书》中所云，“抑扬得所，趣言无违，值笔连断，能势峰郁，杨波折节，中规合矩，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婉婉暖暖，视之不足；棱棱凛凛，常有生气”。
其实许多工匠在他们的技艺中都有个人情趣的审美表达，其中不乏朴素的人生哲学，后来被过度拔高的书法也莫过于此。在这种技艺般若中，书法的艺术含量不一定高于补锅，它们本身同源于一种实用，只是在溢出效应中书法被能说会道的文人所圣化，以此拉开与他人的距离。一种技艺一旦被文人所捧，便会滋生出各种大词来，这也是文人们的立身之策，包括孔乙己能写出一个字的多种笔法，并以此饰之道德油彩。《齐物论》所言，“仁义之端，樊然淆乱”。而补锅匠补锅的过程并没有这些载道大义之负担，反而是以极端的方式降低自身所处的状态，以此与大道泯融。为此，成玄英认为，“夫善恶两忘，刑名双遣，故能顺一中之道，处真常之德，虚夷任物，与世推迁。养生之路，在乎兹矣”。某种得道之悟总是在去伪存真的状态中忽现，去除了这种条件，悟道之路就会蜕变成功利之计，从而堵塞愤悱受启的敞开，同时也会阻滞生之大道。世间之物貌似垍土，但内在经络纹理可向洞明者显现，力不从心则无触其骨，而用力过猛，则又纯骨无媚；少力浮涩，过力愚芚，道在滑湣，解人难得。郭庆潘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技艺或知识的自负在于执意对自信的表达，一旦表达则会内卷，因为相对于整个无知之幕来说，每一次技艺或知识的获得只是靠近更大的无知地带，如果因此而少了对未知的敬畏，则会成为十足的自恋。人一旦过早进入认知的闭环，无知之幕的想象将不再为其开放，从而在反复经营自身中远离大道。所以，罗素强调，关于智慧，永远问自己，事实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不要被自己更愿意相信的东西所蒙蔽。而在康德来说，知识的核心就是判断。
在我儿时看他补锅时最令人着迷是他拨弄铁水的绝招，和讲不完的故事，后来我在回忆中才发现，他的乐观来自于他对生存之道的达观。可以说技术的练就相对容易，而能够从中体悟大道者可谓鲜矣，虽然每个人都被生存条件所限制，有的人甘愿为奴，而有的人则生之豁然，活出广阔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如果豁然洞开的自由之境没有条件的限制，它也就不值得去追求，也因此失去在无知之幕边缘遇见的光泽。如果人完全服从于限制之物，那么，世界则是一团囚笼，自由也就不复存在，甚至不再以某种符号的方式加以象征。虽然得道之人是那种既承认限制条件的存在，又能在这种限制中找到解构路径，并把某种条件的限制相对化，使之无法构成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囚禁。当然，这种体悟不是给予的，而是个人的证得，正如梁启超所说，“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为王、被功利主义宰割的时代，也是某种例外秩序所遮蔽天道的时代，人更需要以这种古典内圣的方式来诉诸自我。不是试着去与例外秩序的结合与调解，那种愿望与其说是在放纵例外秩序的膨胀，不如说是自己远离了天道之径的正途。天道正途不是杲杲冬日的负暄闭目，或醇醪之杯下的待之以毙，或者像老舍愿望的那样，“在山坡上晒太阳，一点儿思念都没有”。而是自由者从未休眠，他的智慧不在对某种条件的顺应，而是对超越条件的深思与寻求，哪怕对它的忧虑而导致自由的眩晕。
当时许多人把秋福作为补锅的神人，似乎对所有破裂的锅碗都能使之起死回生，但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曾对人说，并不是所有的锅都能修补，有的修补也只是管一时之用，如果一口锅已经千疮百孔，那么这样的强行修补势必酿成祸害。当一口锅已经耗竭了它的承受能力之后，不要看它表面的光鲜，其内在质理已经朽坏时，任何高明的修补也都是在积累更大的漏洞。这在日常的器物性修补中很好理解，如同一辆汽车，如果它的所有零部件都已老化之时，即便更换再好的司机，也无法避免重大事故，所以，一个真正有操守的补锅匠并不会承诺所有的修复。他说，器物与人一样都是有寿限的，只不过人是携带着死亡意识的有限生存者，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会把一个人的生命目的变为寻求意义的过程，从而祛除人能胜天的狂妄。而器物虽然没有语言能力，但其生命的昂扬与腐朽也都有自身的表达方式，这就需要我们一种承认的诚实，而不是回避它无能持续的寿限。这种情况是，有的人在膨胀自身价值时过于高估了器物的使用寿命，与其说是技术性自负，不如说是人在为达到自己目的时与器物本身的真实发生对立与断裂。以此形成与他人判断的结构性紧张，导致一种极度自负状态的抱残守缺，这在人们处理抽象事物中屡见不鲜。保罗·约翰曾说，对于历史的了解，是一种针对当下傲慢的强烈解毒剂。可惜，某种自负一旦迷狂，就会自我遮蔽，从而无视事物的真实存在状态，为一种自毁埋下种子。
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来说，补锅是迷人的，用一种修补的方法能够延长其本体之命，这种借助外科手术的方法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也为此放大了人的幻觉。器物之所以还能修补得以延续，是因为其中的诸多条件尚未彻底凸现出本来面目，或者暂时还未达到全面更新的标准，但并不代表它的恒久。人很容易从中寻找某种代入，虽然幸福离开想象是无法存在的，但一味依靠想象，这种自毁的力道会来得更加疯狂，因为想象与幻觉都容易掉入语言的陷阱。如同“补锅”二字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很难察觉的语言诱导，它暗示了某种断裂的修补可以延续其命，大多数补锅匠也会巧妙使用这种语言权力来招揽生意。这也就难怪福柯强调，凡是有语言的地方都有权力的存在，而尼采则把这种语言权力中的语法描述仅次于上帝的统治。也就是说，补锅匠掌握着这种语言权力，而并不是锅的主人，虽然它的主人有时怀疑补锅匠的说辞，但限于信息不对称，也只能服从于他的判断。这里人们最为熟悉的便是著名的补锅锯箭法中的诡异之道，一旦补锅者背离了天之大道，他就很容易以语言之术来驾驭顾客，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与其说是补锅匠驾驭语言的高明，不如说是他充分利用了顾客的依赖心理，因为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器物得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而不愿正视它的必然大限。正如歌德所言，“真理与我们的天性相矛盾，而谬误却不然；这个道理很简单。真理要我们承认自己是有局限性的，而谬误则奉承我们，要我们相信在某些方面我们是万能的”。可以说，人世间的事情都不是任何个人独立完成的，都是实施者与配合者的合作，无论好与坏，都有主角与配角，只是许多情况下，配角不愿承认自己的投入而已。
本文中的秋福也是掌握着补锅话语权的人，他完全可以以此来丰己腰缠，因为每一个顾客并不知道自己送来的器物到底该进行如何修补，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器物能够山高水长。不论是谁送来的修补之物，他都会希望得到还能修补得以继续使用的回答，谁也不希望听到无能为力、必须更新的判断，如出此言，顾客大都怀疑。秋福深谙这种心理，但他并不滥用这种语言权力，总是做出最恰当、做诚实的判断，一方面不欺诈他人，这是做人之本，一方面得以保全自己顺应天之大道的路径，如此也是养生之道矣。《淮南子·俶真训》云：“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在自己的生存哲学中，秋福善于在天人之际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来左右自己的处世方式，也就是以退守中的精神硬度，来显示自身对外力入侵的张力，而在补锅行为中，有时选择无能为力恰是对他者最大的尊重，也就是在必要时必须向顾客提供绝望，以瞬间短暂的失望来让人寻找新的希望。决不能以向顾客兜售虚假希望来满足一时利益，或讨得顾客的欢心，那是在破坏一种信任机制，同时毁灭基本的伦理秩序。这种与自然法相似的秩序不仅要适人之适，同时还要破人之适，以此显示世之大道中的变异之本质，而不是沉浸在某种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的和谐之假象。每个人都非均质化的个体，个人应该具有自己的判断和为秩序立法的愿望，因为这是每个生存者的基本权利。在霍布斯看来，权利是首要的，义务才是派生的，正是权利对义务的优先性排序，才使得霍布斯成为自由主义的开山之父。
补锅匠秋福有一套自己朴素的生存论哲学和处世之道，可惜在我儿时并不能明白这些，在点滴的回忆中，感觉他讲的许多道理被我后来的许多人生经验所激活。因为人的思想形成是层累的结果，既有历时性部分，又有共时性的一面，每个人都会被他人的前见所影响和渗透，人只不过是出于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状态。秋福的补锅大法具有他独特的人生经验，当我们接受这种传递时很容易产生共鸣或者拒绝，也可能进行一种暴力诠释，这都是思想史发展的常规状态。我们生存于斯，难得的是各种问题要素构成对于世间的疑问，并以此来构成我们自身具有各种逻辑关联的问题域，这也正是个人经验向着更为深广而复杂的社会进行开放。疑问的前提是，这世界答案太多，我们生下来就已经被各种标准答案所包围，我们真正的努力不是维护这些答案，而是冲破它们的钳制。回到补锅与被补、自律与他律。内圣与外王，在现代社会而言，人是自身的立法者，这包括个人行为与精神的自由与保证。为此，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认为，“只有政治上自主的立法，才有可能使法的承受者也具有对整个法律秩序的正确理解。因为与合法之法相一致的，只能是一种不毁坏遵守法律之合理动机的法律强制模式。对其承受者来说，强制性的法律应该不是勉强他们，而应该任其自由选择，根据具体情况放弃对其交往自由的运用，和对法律合法性主张的表态，也就是说，在具体情况下放弃对法律的施为性态度，而倾向于一个根据效用计算进行自由选择的行动者那种客观化态度。法律规范必须是有可能被人出于明智考虑而遵守的”。否则，必然会如补锅匠秋福所言，补锅者用一种语言权力来随意主宰顾客的选择，这种隐形权力能够美化为他者立法，然后不择手段达到个人之目的。
超越立法层面和权利论来说，每个人生存于斯，也只是暂寄于此，你不可能与所处的时空永远扭结在一起，从佛教来讲，这一切相皆是虚妄，世间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所吞没。人的迷失在于往往把这种暂寄当作了真相，把世间的生存当作我们的本质，实际上这种幻相反而挤兑了我们更多更大的空间可能。依稀记得儿时秋福讲过这样的道理，他说一口锅也好，还是一处院落，或者一个人，都是各种因缘机巧成为这个暂时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又受限于各种人为观念的塑造。其实，在我们所依托的世相之外，生命应该有更广阔的维度，我们的认知远远未能穷尽这些，只是被世间的话语权力所笼罩了它的路径。因为我们生存所寄的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它充满了人为的各种价值体系与运行机制，每个人除了服从自然法则之外，还不得不面对世间的礼法体制。虽然吕惠卿认为，“智者落天地而不自虑，能虽穷海内而不自为，辩虽雕万物而不自觉”。但要达到一种无我之我的寄世状态，非悟得大道者所不能，任何一种自隐的方式都离不开对于世间机制的超越，和对生存本质的洞悉。人们之所以被囚禁在观念的牢笼，心甘情愿去接受世间礼法的抽取，除了对暂寄于幻相的不明之外，世间机制自有它本身的扩张逻辑。它可以以话语的方式将人的行为纳入一种系统的网络机制与场域，从而通过对其话语的认领将自身固化为它得以存在和膨胀的一种要素。
回想起来，儿时岂能明晓秋福的微言大义，等我一点儿一点儿有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之后才返回来进行咀嚼与消化，这时我才惊叹于世间的一种机缘。只是等我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之后，他早已埋进了贫瘠的沙土，我甚至至今都不知道他所长眠的坟茔。由于秋福没有子女，他的祖宅也早就夷为平地，并被他人以西式洋房覆盖了他曾经生活过的那片黄土，他曾经行走在世间的证据已经基本毁灭，或许这也正是他生前所希望的样子。我也几乎听不到再有乡人议论起他的生前所为，日月常新，但人们依然在服膺世间的礼法机制，并以固化的习得来审察世之所用。或许，我可以在布朗肖的提醒中得到些许安慰，他说“遗忘既非在场，亦非缺席。一切从遗忘开始，并以遗忘结束。在这里，遗忘并不是无。遗忘是记忆的警觉，是一种守护的力量；因为它，终有一死的人如同脱离了其所是的不死诸神，在自身的隐蔽中得到了安息”。秋福在生前曾用自己的绝技修补过人们的希望，但一己之力终不能杵逆大道之变，事物自有它们自身的初现与消亡，这种形态并非一种恒定的画面，各自都有它们的起落方式。这种存亡变异之道应该给予我们最初的道德启示，同时又是对世俗秩序的挑战。世间秩序的目的是统制和胜利，而怀疑主义则是寻找生之大道，即便是卑微如蚁的补锅匠秋福，他以自己独立的世间判断划开了人为机制的统一设定，即便隐入尘烟，也让自己的生命指向通过其日常行为，留在我心中成为不灭的光的闪耀。
2024年2月24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