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我姐姐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拜见《英美大词典》总审订潘汉典先生。
｜本书是家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1940-1944年读书和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1947-1949年时用的教材。
以下原文刊登于自凤凰网《在人间》官方大风号
编者按：
这是一篇法学后辈写给郭念祖先生及其同行者的悼文。
郭念祖，1922年生，1947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主修英美法。与郭先生同行的，是同样在1920-1950年代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以英美法作为专业的一代学人。自1915年建院到1952年撤销，东吴法学院以横跨东西方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法律精英。1946年东京大审判，代表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几乎全部来自这所学校，是他们把东条英机等战犯送上了绞刑架；1920-1990年代，海牙国际法院的中国籍法官，从王宠惠开始，到新中国第一位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日奥（YU），再到1993年担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特设国际法庭法官的李浩培，也多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但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里，这些民国遗老的人生也跌入谷底。他们深陷困境、饱受凌辱。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迫丢掉了自己的学养和修为，甚至回忆不起鲜衣怒马的东吴岁月。
直到198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英美法教育才重见天日，一些东吴学人又被起用。而在他们平均年龄84岁的时候，因为那本《英美法词典》（该词典后改名为《元照英美法词典》，元照为出版公司名称，以下均简称为《英美法词典》）的编纂，重新走回人生正轨。烈士暮年，他们把一生所学都倾进词典，《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文章发表后的2004-2005年，有媒体人又在上海、南京等地对老人们进行深度访谈，并留下了影像资料。这是他们在世最后的影像，在后来的这二十年里，世间便陆续是他们离去的消息。后生奔波在他们的葬礼中，为罗马法大家周枏先生、东京大审判中曾担任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先生等人写下悼文。
随着百岁郭念祖先生的离世，中国大陆仍健在的东吴法律学人已寥寥无几。
如果说《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是对法学专业的致敬，今天的文章，更是对法治精神的致敬——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治精神重于法典。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文章是对他们直面惨淡人生勇气的致敬，今天的文章，则是对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致敬——在改革开放已45年的今天，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的东吴精神，永远不会被遗忘。
｜2013年5月郭念祖先生在其上海寓所审稿。作者供图。
作者｜程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在这个充满离别与忧伤的冬天（2022年），又一位老人仙逝了。他是1947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的郭念祖先生，享年100岁。
十年前第一次拜谒郭先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看到老先生给《英美法词典》写的校稿，稿子的扉页上写着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字迹。那一年郭先生90岁，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一生倾注法学带来的严谨、理性已经融入血脉，无时无刻不表现在与他人的交流中。
｜2012年4月在郭老家中，左为郭老的爱人，中间是郭念祖先生，右为本文作者。作者供图。
郭念祖跟家父程筱鹤先生是东吴校友，这让我有机会能够更多了解这些前辈。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青春年少时的经历尤甚。所以，他们的一生都打上了东吴烙印。
睁开眼睛看世界
1915年，来自美国的律师兰金（C.W.Rankin）在上海开办了东吴法科——英文称China Comparative Law School，它就是东吴法学院的前身。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而混乱无序的时代。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相对松散，反而给众多法学院的诞生提供了空间。1915-1916年间，中国已经建立了49所法律学校，一群刚刚剪掉辫子的新青年正在源源不断地鱼贯而入。在新政府，这似乎成为步入仕途的最重要路径。
宽松的环境也给了法学教育以更多方向的选择：比如，名噪一时的北洋大学堂运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学模式，讲授英美法；而北京的朝阳大学则更多借鉴了日本模式，侧重于大陆法系；生于上海的东吴大学则同样立足美国资源，以英美法教学为特色。在1929年之前，东吴的教师多是美籍，教材多是美国原版，全英文教学，且前三任教务长都是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
南东吴、北朝阳——这种多元开放的学术模式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民国政府时期，让东吴开启了中国化之路。此时的课程设置，除了大学一年级的通识教育外，二年级开始的中国法课程占据了半数以上，比例远超英美法。法律服务于政治的逻辑在东吴的历史上初次显现，正如时任教务长盛振为先生所说，“课程的改革是应国民政府之要求”。
但中西比较法教学仍然被法学院的教授们坚定支持着。1927届东吴本科毕业生、1932-1939年在东吴法学院担任副教务长的孙晓楼在著作中表示：比较法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如果中国的法律家研究了别国的法律，他们就会改进中国法律，并由其而避免外人所得借口。东吴大学的鲜明特色因此而保存下来，而这为东吴学子——包括本文主人公郭念祖先生在未来近百年中的贡献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父亲程筱鹤先生在东吴大学学习（1940-1944年）四年的成绩单。作者供图。
1944年，郭念祖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其时，上海已在日寇的铁蹄下沦陷7年。1942年，东吴部分师生在法学院院长盛振为的带领下，西迁巴蜀。而留沪师生只能辗转于基督教堂慕尔堂、南洋路爱国女子中学等地。学院的名称也于1942年更名为“中国比较法学院”。
据《东吴法学院年刊》（1946年）记载：1943年以后，日军常在马路上演习，“师长同学每于赴校途中，忽闻笛声呼啸而起，遂被自警卫横加阻拦，不能通行矣”。而在郭先生入学之后，“中美空军开始来沪轰炸敌方军事设备，常于上课时间，突闻机声轧轧，警报大作，俄顷弹声四起，门窗震撼；然师长同学，仍泰然自若，毫无惧色”。
此间，郭念祖曾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了一阵子。郭先生的儿子郭凯文回忆：“可能是因为参加青年抗日运动，有人把他出卖了。最后是我爷爷用了几根金条把他给换出来的。”
也正因求学不易，东吴的师生都格外珍惜这张书桌。《东吴法学院年刊》记载：“其时，各教授均竭力摆脱外界职务，潜心教育，而各同学……益加自奋惕励，群策群力，获益良多”。郭先生同窗徐碧瑾曾在《东吴法学院年刊（1944）》中描述当年同学求学情景：每逢法律课，同学举疑求解，时则又师生互质，宏论锋发，精神倍长焉。在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一直渴望着一个法治的世界，而不是野兽横行、丛林法则。
时隔八十年，关于郭先生求学更多的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其同班同学陈忠诚所著的《东吴岁月》中大致能看出一二：“毕业成绩最佳者是徐碧瑾、郭念祖和何恩光”。而《东吴法学院年刊（1946）》有一段关于他的文字：郭君念祖，圣约翰大学文学士也，英文法律藏书颇丰，其毕业论文题目闻已内定《国籍法论》云。
1946年秋，抗战胜利一年多以后，东吴法学院重庆、上海两地师生终于重回故地——上海昆山路146号。
学贯中西
“他们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旧学根基，也受到外国语言文字乃至文化相当的陶冶，正在形成一种融合中西古今的新的表述方式，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特别能帮助写作者塑造自己文化心智、价值理想、知识人格、人品个性的语言。＂著名学者徐贲说。
同时可敬的是，东吴法学院学生大多家庭条件优渥，但他们没有成为纨绔子弟，而是努力求学、胸怀天下。郭念祖之父郭应铨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开过钱庄，做过棉纱生意；家父程筱鹤同样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作为家中大少爷本可享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但是他依然脱离家庭，怀着报国的理想出门求学。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他担任学生会主席，曾带领全校的学生做抗日宣誓。
怀着这种爱国情怀，并带着他们扎实的专业水准，在1946年的东京大审判中，代表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几乎全部来自东吴法学院。经过近两年的交锋，他们最终把东条英机等战犯送上了绞刑架，为中国法律人在世界法治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蹉跎岁月
1949年之后，东吴法学院的很多校友放弃了留在西方的机会，报效新中国成为他们最终的选择。比如，《君主论》译者潘汉典先生1949年收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书，但他留了下来；同年，王毓骅先生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有机会到联合国工作，但是当时他就一个想法：回国。
郭念祖先生也是如此。1947本科毕业后继续在东吴攻读研究生，并兼任法律系助教，同时在美国律师萨莱德的法律事务所担任助理。萨莱德是美国犹太人、东吴法学院第三任教务长，开启了东吴的“案例法”教学。郭先生之子郭凯文回忆：1949年萨莱德离开中国时有意带走父亲，但因为父亲不愿意离开祖国而未与之同行。
1949年4月，郭先生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的“万福号”担任货物出售。1950年7月回到上海，开设“昆隆转口号”担任经理，同时在俄文学校学习俄文。此时，中国开始进入全盘苏化时代，需要大量俄语人才。
两年后，新中国完成院系大调整，东吴大学被撤销。一份学校拟呈报华东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表明：东吴大学法学院仍然希望能以在外语和比较法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加强国际法教学，“可为新政府机构输送特种专业人才，以推进国家外交工作等国际事务的顺利开展”。
但历史不可逆转。1952-1956年，新中国翻译、出版了165种苏联法学教材，英美法教育则全部中断。
失去了专业的郭念祖不得不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在研究部担任职员。此后三十余年，他在这里先后教授俄语和英语，经历了那段蹉跎岁月。他的教学生涯至少两度中断，有据可查的是：1957-1959年，在上海七一公社参加干部下放劳动；1970秋-1971夏，到江苏大丰县华东师范大学干校劳动。
郭凯文回忆，他的父亲那个时候经常要写检查，交代问题。郭家本来住在上海外滩边石库门的房子里，1966年以后被抄家好几次，很多老照片都被烧掉了。西厢房被收走，先是给了一个“家庭背景好”的人住，后来变成居委会所在地。家里的钢琴上面也被贴上了封条，“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不懂，把它拆开来以后弹了，被我爸臭骂了一顿：你知道吗，这个是要命的事情！”
在东吴念书的同时，郭先生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本科。而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也在抄家时被撕掉了。
郭凯文还听亲戚说，曾在淮海路看见父亲推着一个粪车。“但他很佩服我爸，虽然他在做那种很脏很臭的事，但是看上去人还是蛮乐观的。”郭老曾经的同事吕诠老师回忆到：在批判大会上“他也是批判的对象，但是他没有好像非常恨的这种感觉……他是很沉重的，也还是比较配合的”。
风雨飘摇年代，留在国内的东吴人大都和郭先生有相似甚至更惨痛的经历。
《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一文写到：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
家父程筱鹤曾提起：他的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英文文凭，被“造反派”抄到，怀疑他“里通外国”。
刘造时先生、过载青女士、俞伟奕先生，都是家父的同班同学。刘造时担任副级长，退休前在上海邮政局工作。他的爱人过载青为证明自己的清白曾跳楼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因为腿受伤而致残。
陈忠诚先生不仅惨遭批斗，还被隔离审查两年左右，不允许回家。因他毕业后在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做过事，就让其反反复复交代这个事情，还被迫去干苦活、扫厕所。有次不小心头撞到窗框上，流了很多血，他擦干后，继续工作。
俞伟奕先生在日寇侵占上海期间，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大审判的同学留在驻日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遭到批斗，几乎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王毓骅先生是1946年东吴大学法学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博士。“运动”期间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多年，卖猪肉。
高文彬先生是1945年东吴大学法学士，曾在东京大审判中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年26岁的他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刊有“百人斩”照片的《东京日日新闻》，传回了中国南京。最终，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两个刽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高文彬也被誉为“民族英雄”。但新中国成立后因受东吴大学一位教授的牵连而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并在鄱阳湖修大堤28年。直到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他当做为“叫花子”。
｜左起陈忠诚先生、潘汉典先生、郭念祖先生，照片陈忠诚先生儿子陈新提供。
传世巨著
但冲击并没有打垮这些法律精英。历史的车轮更是滚滚向前，一个“砸烂公检法”的时代终于结束，改革开放成为这个东方大国的主题。
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张春柏回忆到：教他语法课的郭念祖老师一丝不苟，特别是对语法抠得非常细，后来他知道原来这位老师毕业于东吴法学院。“这是法律人的风格——他不管的，你该几分就几分，很多学生都怕他。”
1980年初，郭念祖先生终于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退休前被评为教授）。第二年，张春柏成为当年郭老的三个研究生之一。他们上课用的语法书是从国外引进的《当代英语语法》（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是当时全世界最厚、最权威的当代英语语法书，被学生称为“语法的圣经”。“他整天逼着我们，把那本书从头到尾背得蛮熟，因为他上课经常要测验,”张春柏回忆，“想起来郭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有东吴遗风，逼着我们像法学生背法律条文一样背这本书。”
在郭凯文的记忆中，“他那个时候好像很忙，整天看到他编教材，经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钟，有时候四五点钟也有。家里有一个老式打字机，噼噼啪啪声音很响”。
相当一部分东吴遗老也和郭先生一样，在度过了三十年的封闭而动乱的岁月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他们只争朝夕的动力，让他们的生命重新焕发出色彩。
19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英美法教育再度被重视起来，这让饱受沧桑的东吴人才重返舞台。此时，中国英美法教育已经中断了近30年。
追忆东吴学人，必须提及的是这部《英美法词典》，它使得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重回舞台中央。
这是一本可以载入史册的法学词典。它收录及注释5万余词条，内容涉及法理、宪法、刑法、民法等英美法各领域。每个词条都标明了其辞源，包括拉丁文、法文、德文。
《英美法词典》以倪征日奥（YU）、姚启型、王名扬、杨铁樑等8位国内外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并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等多家国内著名法科院校、科研机构中的二百余专家、学者参阅大量资料文献，历经10年反复修订而成，并最终由潘汉典、郭念祖等东吴毕业生审定而成。
词典的缘起是在1993年。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年轻人发现，中国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法律词典。但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当时的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使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以这位年轻人为首的几十名法学者埋头两年，终于在1995年拿出了《英美法词典》的初步成果。然而在拿给一些有着英美法学养的前辈们审阅后，他被告知“大多数词条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编写者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绝望之际，潘汉典先生出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视野里——他后来成为了《英美法词典》的总审订。当时的潘汉典先生已经从中国政法大学退休，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退而不休，仍在默默地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在潘汉典先生的引荐下，发现有一批深谙英美法的精英生活在上海，他们大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于是，他们找到了周枏先生、蔡晋先生、许之森先生、卢绳祖先生、郭念祖先生、俞伟奕先生、周承文先生、王毓骅先生、高文彬先生……
接受《英美法词典》审稿邀请时，这些老人平均年龄84岁。
巧合的是，作为《英美法词典》顾问、审订的东吴前辈们其实是在完成他们学生时代未竟的事业——在家父程筱鹤先生的档案里，我查到了这样的历史：194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鄂森组织他们级的四位学生，包括家父、潘汉典先生、俞伟奕先生以及刘文华先生打算编一部英美法词典，起名《甲申法学社》（1944年是甲申年），但是当时因赶上战乱无法集中力量编纂，又面临毕业，最终搁置。家父不也会想到这个有名无实的“甲申社”，这个有始无终的编纂，竟成为他以后沉重的政治历史包袱。他曾为此反复写“交代材料”、被审查。
我曾经见过郭念祖先生和王毓骅先生为词典修订的稿件，原稿的空白处是一行行密密麻麻隽永的小楷。虽然两位老先生的工作只是审订，但他们仍然字斟句酌。清华大学讲授法律写作的一位美籍教师曾经跟我说：《英美法词典》是她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错误的法律词典。
虽然承担的是词典的校对与审订，但东吴老人的工作比翻译还难。有的词条是每个字都改了，实际上等于重新翻译了一遍；而且译者是用电脑打出来的，而校对者是一个个字手写出来的。这本词典的主编告诉我：2022年10月，他们还就词典中的一些问题请教郭念祖先生。我曾经问过主编，这本词典还没有完成吗？他意味深长地说：哪有完啊！他们都是在追求精益求精。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教授也参与了词典的编纂工作。面对这些垂暮的师长，他感慨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几代学人把半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本传世之作的编纂中。
因为经费拮据，1998年，东吴的老人们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雷曼（Jeffrey S.Lehman，现任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院长等人见面，要密大给予资助。当时在现场的词典作者之一忆及：“老先生们个个精神抖擞，绅士风度十足，与美国客人交谈时均操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不卑不亢。先生（指陈忠诚）西服领结，举手投足像极了外交家，不再是邻居大爷。”
不会被遗忘的东吴先贤
在疫情前后，辞世的东吴先贤有：
潘汉典（1920-2019），2019年10月26日辞世，享年99岁，东吴法学院1944届毕业生；
高文彬（1921-2020），2020年9月7日辞世，享年99岁，东吴法学院1945届毕业生；
王毓骅（1923-2021），2021年11月20日辞世，享年99岁，东吴法学院1946届毕业生；
周美德（1930-2022），2022年12月28日辞世，享年92岁，东吴法学院1951届毕业生；
郭念祖（1922-2022），2022年12月7日辞世，享年100岁，东吴法学院1947年届毕业生；
杨铁樑（1929-2023），2023年6月24日辞世，享年94岁，东吴大学肄业。
他们都是《英美法词典》的学术顾问或审订学者，其中杨铁樑先生是香港前首席大法官，195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系，曾被聘为词典的学术顾问。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郭念祖先生辞世后，在世的东吴法律学人更是寥寥无几。我也曾向郭先生的亲属询问，老人是否有墓志铭或者其他祭奠的文章，回答是“还没有”。但这也许就是他们的风格，正如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
但一度被湮没在历史中的东吴人是不可能被忘记的，因为培养他们的母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精神，所谓“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他们一生的坎坷，也正是中国百年法治曲折前进的缩影。
面对郭老遗像，我不禁潸然泪下。但是想到他们和家父又在天堂汇聚，老同学们一定会回顾在东吴法学院学习的场景，热烈地讨论霍姆斯、卡多佐的判词……
此文编辑的过程中恰好我在加州访学，看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墙壁上镌刻着卡多佐的名言（摘自他1925年6月在奥尔巴尼法学院第74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题目为《法律的游戏及其奖励》The Game of the Law and Its Prizes，并于1930年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 Law Review上）。谨以此作为本篇的结尾：
“你将研究过去的智慧，因为在充满冲突纷乱的荒野中，已经有一条道路被照亮了。你将研究人类的生活，因为这是你必须要过的生活，而且要想以智慧来生活，就必须要了解。你将研究公正的原则，因为这些真理将通过你们达到胜利的时刻。这就是崇高的事业，美好的努力，辉煌的成就。我在此召唤你，并欢迎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作者供图。
参考文献：
1． 陈忠诚：《东吴岁月》，法律出版社2008年2月版；
2． 何勤华：《华政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版；
3． 王绍堉：《王绍堉先生访谈录》，国际图书馆出版2015年9月版；
4． 金海军：“回忆陈忠诚先生”，《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2期；
5． 艾莉森•W•康纳：《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大学法学院》，王健译，贺卫方校，《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6． 何勤华、高童非、袁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学教育》，《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8月；
7． 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南方周末》2003年1月10日；
8． 吴晨光，《一代宗师》：https://mp.weixin.qq.com/s/kKsF9e1oo_GLAm0FVv1jmA ；
9． 吴晨光：《老兵不会死去，只会默默地消逝》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131.html ；
10．黄雨馨：《一生经历坎坷，法学家王毓骅99岁去世》https://mini.caixin.com/2021-12-06/1018141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