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王向民教授受邀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体工作坊第三期」

文摘 2024-11-29 16:30 上海

受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徐勇教授的邀请，我院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向民老师参加了11月20日举办的“共同体工作坊第三期”。“共同体工作坊”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拓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平台。第三期由徐勇教授主持，邀请了河北工程大学刘岩教授、我院王向民教授、南京大学张乾友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何卫华教授共同就“共同体的元问题是什么——由现象到本质，由实践形态到理论形态的沉思”议题展开了讨论。王向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共同体的营造：政治学的元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王向民

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史研究。

谢谢徐老师邀请！我很早就开始了对“共同体营造”这一政治学元问题的研究，在2007年《政治学概论》授课使用该模式的过程中，我不断思考和探索，到了2017年，我将这些思考整理成一篇文章，即《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取向》，在文中我第一次把共同体的营造分为三类和十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写作，2023年我在《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这篇文章中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说明。因为文章已经发表了，今天不用过多的时间来介绍共同体营造的内容结构的问题。今天汇报的内容是为什么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用“共同体”概念以及“共同体营造”作为政治学研究主题？为什么会把它理解为政治研究的元问题？以及概念建构中的困境。我今天的汇报有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一、政治学的问题结构及其内在限制

当下的政治学是一个较狭窄或者很明确的知识门类，它是作为现代学术分科之一的学科而存在的。按照沃尔斯坦的说法，它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合法性论证的时候，即需要内在的知识生产的时候才形成的一个学科。这套知识的来源的特征是来自于19世纪末的欧洲，这就使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例如，现代西方政治学在谈到传统时大多是关于政体理论。从古希腊的两类六种，一直到近代西方国家君主制被废弃后，更多讨论的是共和政治，再往后面发展是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民主就取代了传统共和的这样一个主导性的话语，民主夺权。到了20世纪，尤其是到二战之后，更多表述是民主和共和政体的理论，成为复合词。二战的背景之下是民主和极权政体，以及在极权和民主之间划分出了威权的国家形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现代政治学在讨论政体、政府形式或者是国家形态的时候，都是从政体这个角度来进行讨论的，它的现实的实体是民族国家。所以，民族国家变成了讨论中国政治时的一个沉重的肉身。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中国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如何把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国家能够顺利地带到现代国家的问题，所以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问题就会带来外部性的历史困境。现代民族国家是对1500年之后的西方世界的描述，那么1500年之前的西方是怎样的？在古希腊会用国家这个词来表述希腊的城邦吗？会用国家或民族国家这个词来表述这个中世纪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其次是空间上的困境，在欧西之外的那些地域，也没有用国家一词，比如说中国古代会有国和家，但是没有国家这样一个叙述。同时，人类政治生活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相对独立的制度化的集体生活的经验，即古希腊的传统、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西方以及晚清以前的传统中国。除此之外，在主流政治学里面，阿拉伯和伊斯兰区域作为待选，并没有被认真对待。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建构一个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人类集体生活的概念。古希腊雅典时期的生活、中世纪的生活和中国传统的生活都是一种人类的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的生活称之为什么？当不适合用民族国家这个语词时，用什么词去描述或者界定这一概念。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事实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此前的某个时候才去提出个常识性问题？怎样去质疑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考虑。第一是国家政治的发展或者国家政治的成熟程度。例如现在谈论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引起了全球性的讨论。第二，理论界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意识崛起。比如徐老师提倡田野政治学，这是一种有很强自我的关于中国的意识。第三，自主知识生产需要理论化的技能，否则只有中国的关怀和意识，输出内容则旁人无法理解。放到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学史上看，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对中国的论述更多是把中国作为一种对象，而没有把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在现代中国重思中西古今的命题下，如何论述中国政治，如何评价此前的中国论述。

二、共同体及其营造：如何是元问题？

我的观点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一个一般性的思维结构。换句话来说，讨论一个共同体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个共同体或者人类集体生活里边的一系列的共同要素，比如个体、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信仰、文化、交往，这些要素在任何一个集体生活里面都是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的位序可能不一样，这些位序就形成了各自的历史形态。比如古希腊，公民概念就位序较高，经济概念位序较低，在传统中国，个体伦理和仁爱位序较高，古希腊雅典和中国传统社会位序不一样，这是一个一般性之下的具体性的问题。

但是，在去描述这样一种集体生活时，会面临一系列语词上的困难。比如西方有自身语词的系列，中国也有中国的语词的系列，西方有家庭、村社、城邦、庄园、领地、国家、世界、国际或者政治，中国的汉语系列有家、帮、国、村、市、集、城、县政、朝廷、庙堂、江湖、天下。另外，中国古代汉语大多都是单字，现代汉语形成后才开始变成两字词语。除去历史和地域的因素，再给人类集体生活命名，就可以用“共同体”名字来表述共同的生活或者集体的生活。

共同体的生活要处理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人为什么要过这种共同体的生活？涉及的是政权或者统治权的问题；第二类是人怎么过共同体的生活？意味着共同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问题，涉及到治权以及治权如何来展开；第三类问题是共同体如何存在？涉及到共同体的维系和共同体再生产的问题。这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几乎可以涵盖现在政治学以及各种分支的学科研究的内容。这三类问题形成一个类似于知识树的结构。

三、共同体及其营造：元问题的结构

第一类是人为什么要过共同体的生活？涉及人、政权和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通常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首先，讨论人是什么，是生理性的动物或者伦理性的动物，人如何和外部世界相处，人和自然怎么相处，人和他人怎么相处以及人和群体怎么相处。中国谈天人合一，西方或者当下认为自然是对立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都会有不同的设定，就共处和超越的考虑，现代西方的主流观点是我们不能完全做自然的奴隶，用科学对抗自然。其次是，为什么营造出的集体生活需要服从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如果只是纯粹的物理力量，那么它如何能够从属于合理的统治而不被滥用？在政治哲学里经常讨论政权的问题，或者统治权的问题，这些讨论也都是关于政权和统治权的追问或者是论证。最后，统治权的外在结构通常表现为政权的结构和统治者两个方面，同时也包括统治机构和决策的运行。

第二类是人们怎么过共同体的生活？即共同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问题，涉及的是治权，实际上涉及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政府理论。例如，政府权力在横向上的制度安排是如何的、纵向上的制度安排是如何的、政府中掌握职权的官员是如何产生的、公共政策是如何形成和执行的。在现有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里，这些研究内容通常被视为政府理论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行政学或行政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的问题。

第三类问题是共同体如何存在、维系和再生产。主要是共同体内部是否需要进行沟通和交流？怎样进行沟通和交流？涉及共同体内部的信息流动以及信息传播的问题。比如，在讨论自治的问题的时候，会去讨论多大范围或多大程度的共同体是适合自治的、如何来形成自治、自治需要的社会组织是什么？例如传统中国通过家族实现自治，西方近代则更多的是通过市民组织或社会组织来实现自治。西方启蒙思想家特别讨论共同体是否会病变、是否会解体、如何实现它的维系和变迁？霍布斯认为社会契约和国家的形成，会存在营养、增殖、生病以及解体问题。最近随着特朗普总统的再次上台，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一些问题。共同体会发生腐坏与病变，那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迁和革命？传统的比较政治研究就是在讨论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只不过现在似乎得把发达国家包括进研究对象。变迁的方式是一个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最后，共同体之间如何相处？是和平相处还是斗争共存？

我认为上面的3类11个议题，就是政治学研究的元问题。上面讨论到的近代之前的西方、近代以来的西方、传统的中国，都存在这些议题，各自的存在形式都不一样，但是都是相对独立的。

四、“community”的概念构建困境

“共同体”怎么去选词，在英文中称之为 community。但是，用这个词有些顾虑。在英文学术界，community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实体性的分析概念，比如说滕尼斯或者社群主义。滕尼斯讲的这个 community指传统的村落，传统的村落既是一个空间性的实体性对象，又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村落是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传统的象征；社群主义讨论的是基层的社群或者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它强调基层社群的共同生活与交互讨论。另一种community用法是笼统的表述。在鲍曼《共同体》或者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里，共同体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比如说鲍曼更多强调共同体的性质（给人温暖和安全，但是也会剥夺自由），在实体对象角度，它几乎等同于当前人们生活的国家，同样，安德森讨论的是民族主义实则是想象建构的产物，而民族主义的实体仍然是现代国家。笼统表述的一个特征是，把这个词去掉后，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述，在鲍曼和安德森的著述里，我们把共同体一词去掉，他们所表述的现代国家的性质或现代民族主义的议题并不受影响。因此我们说他们的共同体概念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我们用中文的“共同体”语词表述这一人类集体或公共生活这一叙述对象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来对应 community 在英文里所具有的原有含义，它是否会消解我们建构这个概念的意义与努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如何使它与传统中国的空间或群体概念进行融通。因此，用 “community” 一词来对应现在中文里的 “共同体” 的概念时，必须要注意它在西方语境以及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情况。

五、结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现在使用共同体这个概念时，我们并不是很明确地知道共同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的内涵外延，以及共同体是否真的可以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替代词。但是，我们可以在历史研究或者哲学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比如哲学研究里面经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换句话说，历史和当下其实是互通和辩证的。在政治学研究中，也同样适用这样的一些论述：政治就是政治史，政治史反映着现实的政治；政治学是政治学史，政治学的学科史反映着政治学研究的进路；政治知识也是政治知识史，政治知识史反映着人类的政治知识建构。之所以要区分政治学和政治知识，是因为政治学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19 世纪末形成的现代学术分科下的学科建制历史，然而，与现代国家相关联的更多是现代政治知识，而大学体系内的学科建制下的政治知识生产方式只是现代政治知识建构的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尤其当我们回眸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国统区政治知识和根据地政治知识差别很大。

总之，在开发“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时候，只有回到历史，回到比较，才能找到世界的确定性和未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需要寻求共同体这一新的概念所能构建或能够解释的理论的空间。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徐老师！

点评：王向民教授从集体生活的概括角度说明共同体是一个带有超越时空的、包容性更强的一个概念。非常有启发，从为什么、怎么样以及如何延续这几个角度谈到共同体的一些元问题。

（本文为作者2024年11月20日在“基础性秩序·共同体工作坊”第3期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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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无治理不成共同体”公众号

编辑｜邵壮

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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