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友之声｜樊士博 x 齐卫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价值承载：历史分量与现实意蕴

文摘 2024-12-02 16:30 上海

以下内容转发、改编自「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众号：

樊士博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届博士毕业生，导师是齐卫平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纪检监察研究院副院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齐卫平

我院组建机构之一的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形成一个宏大的论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价值，彰显了深刻的现实意蕴。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答案。中华文化经历了从辉煌到式微衰落的颓势再到走向繁荣的跃升，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引领中国和中国人民攀上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崇高使命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要求，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树立了现实坐标。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而不懈奋斗，必将在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中使中华文化成为可爱中国、可亲中国、可敬中国的世界符号。

关键词：新的文化使命中华文明转型习近平文化思想

作者：樊士博齐卫平

本文系全国红色基因传承中心 2024 年度重大委托课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通论 ”（项目编号：24ZXHYW02) 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奋斗任务。本文拟围绕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的求索历史，促进中华文明转型的宏大志向，开创未来的现实坐标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提高贯彻执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所裨益。

一、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求索形成新的时代答案

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1] 这个重要论述，把文化传承发展放到 “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场景之下，以产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文化成果为要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志向，涵义十分深刻。

“古今 ”是人类历史时期划分意义上使用的词语，“中西”是世界地域方位区分意义上使用的词语，把这两个词语合在一起形成 “古今中西”这一特定词义和语境的表达，反映着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时空变化。“古今中西之争”用于文化领域，就是指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冲突。“古今中西之争”打上了人类社会文明交替的历史烙印，留下了世界发展重心转向的轨迹。追溯历史可以看到，在世界迭代更新时，中国封建统治者们对中国被排除出“第一方阵 ”的变化反应十分迟钝，不仅思想麻木、没有知觉，而且还对世界先进潮流抱持抗拒的态度。

近代中国的衰败把辨识“古今中西”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伴随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历程，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留下了探索的足迹。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人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领风气之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胆识迈出的正是求索“古今中西之争”的第一步。然而，尽管“师夷”主张具有先进性，但在当时的社会却没有得到回应和支持，封建统治者们根本不予接受，导致中国贻误了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和时代潮流的时机。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中，“古今中西之争”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之争的演进，面对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封建统治者始终坚持“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观念，把学习国外先进文明成果局限于“用”的微观层面上，认为宏观层面上中国文化的“体”决不能改变，这遮挡了中华民族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视野，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古今中西之争”在文化层面上的展开集中体现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时期，1915—1927 年，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围绕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了数次论战，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写下重要篇章。王元化认为：“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2]1915 年，陈独秀等人高举 “民主”和 “科学”两面旗帜，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古今中西之争” 进入了文化省思的历史新阶段，先进的中国人超越前人的认知局限，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探索中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

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掀起有两个突出的背景。一是中华民国初年社会新旧杂糅的混杂现象，把革故鼎新后的中国拖入了不死不活的境地。封建主义势力试图恢复传统价值的种种努力以恢复旧的社会秩序的形式表现出来。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壮举，迎来了古老帝国迈向现代文明之路的契机，但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呈现的混乱状况很是令人感到失望。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制度和政治原则，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制宪立法、政党政治等都被仿效试行，但结果往往南橘北枳，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原先憧憬的理想社会化为泡影。时人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很是费解和困惑，感觉 “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3] 。二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浸润在欧风美雨中的中国人目睹这场惨绝人寰的厮杀后，引起对西方近代文明利弊的重新审视。这场野蛮的世界大战让素有“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倍感震惊，一些人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破产，对它的崇尚敬佩之心因此产生了动摇。这两个历史背景表明，一方面旧传统死而犹生，另一方面新文化活而如死。于是，凝结旧传统的东方文化既使一些人厌恶，也使一些人留恋；代表近代潮流的西方文化既使一些人仰慕，也使一些人生畏。中国社会究竟是在东方文化中起死回生，还是在西方文化中延活求存，成为东西文化论战发生的缘由。

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里，东西文化论战主要分成两大阵营：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 ”；二是以杜亚泉为代表的 “东方文化派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李大钊发表了《新的旧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表达了西洋文明比东方文明优越的观点，认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东洋文明“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 ”，西洋文明则为近世文明，“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4] , 主张“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5] 。杜亚泉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他在自己主编的《东方杂志》上以“伧父 ”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表示反对。杜亚泉承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异，但否认两种文明有优劣之别，认为 “盖文明之价值，不能不就其影响于人类生活者评定之 ”[6] , 西洋社会固然科学先进，经济发达，但已 “陷入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 ”[7] 。东洋文明虽然也有陋弊，但在精神文明上较西方略胜一筹，故 “吾人当确信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 ”[8]。“新青年派”和“东方文化派 ”有一些观点是相同的，如关于两种文明“静 ”与“动”的认识，如东西方文明各有利弊等，但究竟是以西方文明济东方文明之穷，还是以东方文明济西洋文明之穷，则存在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取舍上两种倾向性立场，这是两派争执的焦点。

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十分激烈，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新旧文化能不能调和、中西文化应该怎样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论战各方唇枪舌战，争执不休。如何认识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成为这场论战的核心议题，以东西文化论战表现的 “古今中西之争 ”，反映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 “出路焦虑 ”，体现着一批志士仁人在中华民族处于十字路口进行的深刻反省。 “古今中西之争 ”形成的文化嬗变，促使马克思主义替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思想，在新旧文化交替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肩负起领导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过100多年的求索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形成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的坚定文化自信和高度文化自觉，以“熔铸古今、汇通中西 ”的宏大气魄跳出了文化孰优孰劣的线性思维局限。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求索新的时代答案。

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表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宏大志向

习近平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9]中华优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虽然历经了许多变故，但依然熠熠生辉，以坚不可摧的韧性超越时空、以锲而不舍的耐力穿梭历史，今天的中国和现实的世界都可以从中汲取到充满智慧的思想财富。

古代中国长期全面领先世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都走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中国人民在这些方面创造的卓著成就，汇集形成起来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化鲜明的辨识符号。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流传国外受到普遍欢迎，对世界历史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四大发明 ”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代表性成果，但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作出的贡献并非局限于技艺的发明，更体现在富有创造力的中华文化发展上。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中华文化曾多次形成盛世场面，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相斗艳，秦朝统一文字并形成国家的共同语言，都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代逐步确立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使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格局得以长期维持下来。唐朝形成的盛世使“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10] 。唐朝诗人创作的作品代表了中华诗歌发展史上的最高成就。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朝诗人有2300多位，留下的诗篇有48000多首，涌现出了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李商隐、元稹、杜牧、刘禹锡、王昌龄、李贺等流芳百世的名家。两宋时期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宋词的新体诗歌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并列称雄，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宋词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名垂千古。清朝学术兴盛，考据学（又被称为“朴学”）繁荣，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文学特色，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不仅曹雪芹写的《红楼梦》一书成为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而且还有《儒林外史》《镜花缘》等长篇小说，以及被研究者称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短篇小说。

虽然古代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程度还很有限，但中华文明从两汉时期就在域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发展中，由陆上和海上组成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通道，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传播。“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11] 当一些国家和民族接触到中国精美绚丽的丝绸、蔚为壮观的青铜器、色彩斑斓的陶瓷品、精工细作的服饰时都惊叹不已，中华文明由此受到关注，它的影响力逐渐在世界扩大。

1840年鸦片战争中止了中华文化辉煌的发展历程，不管当时清朝政府的统治者如何不情愿，那种自诩为 “天朝上国 ”的傲慢心态已经难以维系，中国社会落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19世纪末“西学东渐”日甚一日，古老传统文明无力支撑中华大厦的危机感在一些文化人的思想认识中逐渐加深，有些人情绪低落，甚至有人以自杀殉身的方式抗议社会世风日下，成为捍卫中华文化的“殉道者”。1919年11月10日，近代中国文化名人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投河自尽，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平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而死，这样消沉的事例固然没有实质意义，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流，但反映出的绝望之情可见中华文化式微衰落之一斑。

如果说中华文化的式微衰落是无可奈何的历史不幸的话，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奋斗过程就是中国人民重拾文化自信、再创文化辉煌的励志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新符号，以在追随时代进步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坚定文化自信的新动力，使中华文化一步步走出式微衰落困境的缠绕，在繁荣发展中再现文化辉煌的光明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奠定了物质丰裕的基础，文化软实力建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迎来了新的时机。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辉煌。事实表明，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中，近代中国中华文化式微衰落的颓势得到根本扭转，文化建设呈现的繁荣景象不断坚定党和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日益激发党和人民的文化自觉。

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任务，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坚定文化自信。一个历史上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经历衰落的打击后还能否再振兴起来，很多人对此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用各种事实在创造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奇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和人民对实现中华文化现代转型充满信心。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宏大志向，引领中国和中国人民走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之地。

三、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树起开创未来的现实坐标

习近平指出：“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12]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正是人类进步事业发展中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使命担当的强烈责任意识贯穿于党的全部奋斗历程。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肩负崇高使命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要求，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展现了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气派，激扬华夏儿女的雄心壮志，在文化发展中大展宏图。

首先，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提出接续奋斗的任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加上 “继续 ”两字，表明党领导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连贯性。新中国成立后从文化落后的状况起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连接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基础上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脚踏实地从最基础的方面进行文化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积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连接此前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文化建设攀登上新高峰，伟大变革中文化繁荣保持强劲势头，取得的成就为新时代增光添色。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的任务，“继续”不是 “重复”，“守正”不是“套用”，以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指导文化建设新的实践，必须把坚持守正与坚持创新有机相统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之 “新”，不仅体现在前面加上“继续”两字提出新的要求，更体现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繁荣的新任务。以守好马克思主义的 “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持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守正，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实现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创新，成为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指向。

其次，建设文化强国，强化接续奋斗的目标。自2011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 “建设文化强国”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就有了清晰的目标。历史上的中国以文化强而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华文明的辉煌造就了中国的强大。世界历史进入近代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创造了超过近代之前人类社会生产总和的巨大财富，这个奇迹把国家强大的认知集中在物质层面上，似乎国家强大不强大，就看生产力发达不发达，并在思维方式上形成用国力强势说话的“拳头”逻辑，世界也根据财富多寡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随着世界进一步发展，思想竞争的新趋势促使各国把文化建设提上战略位置，学者们提出 “软实力 ”的观点开拓了判识国家强大的新视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使追赶时代的步伐拓展为推进文化发展的思想觉醒和实践自觉。习近平围绕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文化决定国运，文化强起来民族才能强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不能缺席，中国和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的精神世界必须极大地丰富，民族的精神力量必须不断增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重要论述，使接续奋斗建设文化强国的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

最后，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展现接续奋斗的气魄，揭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深刻意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创造的文化，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必然伴随文明的交替，但文明交替不是历史断裂，而是连续性的更新。从这个道理加以认识，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是一个贯通古今、面向世界、开创未来的重大命题，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 ”的当代回答，又是促进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中国方案。把历史创造的中华文化同当代发展的中华文化熔铸一体，使民族特色的文化同世界共享的文化汇通发展，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逻辑。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礼敬人类文明。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为党和人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昂首阔步地前进指明了方向。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意味着一份崇高责任的担当，是永葆党的基业长青的文化使命。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来说，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意味着再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努力，是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文化选择。对于变化的世界来说，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意味着汇通古今中西文明的创举，是贡献人类文明的文化追求。

四、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而不懈奋斗

中华文明建筑起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座宝藏级的文化库，储存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财富。探源中华文明，既是中国人民对自己从哪里来的追根溯源，也是对人类文明一块重要发祥地的历史挖掘。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旨在以中华文明的探源激发人类文明文明建设作贡献的灵感，增强人类文明超越传统的能量。因此，这是一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功德无量的大事要事。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13] 中国有“饮水思源 ”的成语，源自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徵调曲》中的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 ”。习近平曾引用这一名句用以激励党和人民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和学习中实现中华文化的转化和超越。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揭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奋斗目标，首先要从源头上厘清中华文化的原点，弄明白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底子、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以及如何遵循客观规律。

古代社会绵延发展的中华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然而，“农耕”的历史属性并不代表其文化价值，传统中华文化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以及体现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的民族秉性，具有普遍的文化资源价值，其意义决非局限于农耕文明的社会范围。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论战中，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机械划分东西方文明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历史演进中有一种现象，即维护传统常常被激进主义者视为保守而加以攻击，有现代意识的人常常以激烈地反传统表示态度。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影响了人们对传统的理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无论是在国内发表重要讲话，还是在国际场合发表演讲，都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论述。在这些重要论述中，习近平一方面阐发中华文化内涵的价值和绵延发展的历史，揭示它对当代应对现实问题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阐发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和互鉴交流的现实价值。加深理解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大意义，必须把握习近平论述中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4]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第二，中华文化是认识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和开创新道路是由中华文明内涵的诸多元素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5]。第三，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古老传统的中华文化在经历式微衰落的遭遇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激活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思想和实践，才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的发展走向。第四，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绵延发展，是党和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理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资源、知识体系、人文精神、价值观念构成再创文明辉煌的依托。第五，中华民族具有勇于创新的民族禀赋，“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16] 。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以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以创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事业发展的目标追求。第六，中华文化“以和为贵 ”的价值理念铸造了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征，在文明碰撞中展现的包容性、在文明交流中展现的开放性、在文明互鉴中展现的平等性，使中华文明得到各国普遍赞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惠及整个世界。把握这些重要论述，有益于提高文化自觉和精神主动，推动中华文明实现创新发展。

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旨在结合时代特点和现实要求，创新继承传统和超越历史辩证统一的现代文明。古往才有今来，“古往 ”以前人的探索而启后，“今来 ”以历史的承载而延续。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固化的传统形态，继承传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中国人民为中华文化曾经的灿烂而自豪，但不能滞于悠久的历史而自满。文化的历史流变形成文明形态创新的需要，任何一种文明都在时代演进中进一步丰富并不断增添新质。当今世界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工业文明的范围，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下的文明建设要求之高、任务之艰、难度之大，与工业文明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以继承传统为基础，以超越历史为目的，创造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版。

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坚持守正创新的现代文明。反思近代中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走过的求索之路，对中华文明一方面加以历史肯定，另一方面作出现实否定的观点占据上风，盛行中华文明过时了、没落了、无效了的思想，并演变成两个趋向，一是主张发展新儒学，二是倾向全盘西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坚持不懈的奋斗实践中，对中华文化不离不弃，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积极继承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在100多年奋斗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成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17]。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实现，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的更新版。

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旨在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再塑，创造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促进人类文明建设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表现出其文化主体性具有折不断的历史耐力和使不尽的精神韧劲。中华文化在多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中形成统一的整体，为中华民族锻造文化主体性打牢了根基，因而能够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而始终屹立不倒。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把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体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促进人类文明建设相统一。

习近平提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18]。贯彻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是中华文化光耀时代、照亮世界的实践要求。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是任务十分艰巨的工程，需要从知识体系、话语构建、实践创新等方面深化下去。中华传统文明丰富的思想资源构成庞大的知识体系，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需要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话语是知识体系的外显，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需要构建起新的话语、新的概念和传播系统。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必须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使中华文化成为可爱中国、可亲中国、可敬中国的世界符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1 页。

[2]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7 页。

[3]《鲁迅全集》第 2 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 页。

[4]《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7 、10 页。

[5]《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3 页。

[6]伧父《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载于《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4 号。

[7]伧父《迷乱之现代人心》，载于《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14 号。

[8]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于《东方杂志》第 13 卷第 10 号。

[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0 页。

[10]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4 页。

[1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2 页。

[12]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７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于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９日《人民日报》。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 页。

[14]《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2 页。

[1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 页。

[16]《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7—198 页。

[1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43 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5 页。

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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