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给文学园地带来的收获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解除了广大文艺和学术工作者思想上的束缚，极大地激发、提高了他们探索、创造的勇气。文学艺术园地里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①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了。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是电影，数量和品种都显著地增多。一向被视为“禁区”的抒情诗中的爱情诗，也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状态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特别是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像与读者久违的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汪静之、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他们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撰写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出版部门还出版了他们的选集，这就充分调动了文艺家的创作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②创作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打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鞭挞了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和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作品。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晓枫的《给省团委的一封信》等等从各个不同侧面揭露了生活中的一些消极阴暗东西，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③涌现出一批家庭生活和爱情题材的小说、戏剧。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一题材的作品，突破了流行观念的束缚，大胆地揭示了人物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真情实意和道德情操。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李威龙的《爱情》和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等再揭示人物感情世界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④伴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这时期文艺理论批评也跟着活跃起来。针对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文艺界展开了关于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政治性与真实性、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以及文艺的领导方式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的讨论与探讨。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巴人《论人情》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