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国内地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以市场化作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在80年代初期就已提出。但在80年代，主要表现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实验性调整。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合法性确立，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分配、新意识形态建立、文化地形图改写的“社会转型”的出现。在这一情势下，文学的整体格局，不同文学形态的关系，文学生产、流通、评价方式，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等，也都出现明显的变化。
文化（文学）体制的改革，在90年代初作为国家文化政策提出。由国家推动的“文化经济”的形成，和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重组、拓展了社会文化空间。文学与政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建立了一种既抵御、又同谋的复杂依存关系。“文化经济”的出现，使文化与政治相对疏离成为可能，改变了原先的权力政治与精英文化构成的文化格局，使社会文化空间的裂隙加大，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诸种成分、力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化。
在90年代，意识形态权力经典的监管方式仍然继续发挥，不过，明显的趋势是，取代强制性的开展群众运动的文学（文化）干预方式，是采用更具弹性，并更多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来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提倡“主旋律”既是国家一项反复强调的文化战略措施，但也允许、甚至推动一个消闲、流行文化空间的形成。
90年代文化上的最突出表现，是被称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90年代，通俗、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基本发展成型，它成为主要的文化需求对象，并基本上形成一套产业化的生产、运作方式。它广泛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中的显要组成部分。
以大众娱乐节目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的蓬勃发展，以及时尚、消闲性的报纸杂志、书籍的大量涌现。随后则是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在城市的普及提供的大量娱乐资讯。
在文学的领域，主要为了满足窥秘、猎奇、感官剌激、时尚需求等欲望的作品（主要是小说、通俗故事、纪实文学等类型）大批涌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不仅生产了具有自身典型特征的产品，而且在挪用、招募、颠覆、消融其他文化、精神产品上释放着巨大的能量。这是一种将其性质、功能予以转化的能力，即使对象原先具有精英的，或高度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90年代发生的种种文学（文化）现象，比如“文化毛泽东热”，顾城等的“诗人之死”事件，《废都》、《白鹿原》等作品的出版发行，“张爱玲热”，当代史（“反右”、“文革”等运动）“揭秘”图书的出版，30年代闲适散文热，专业精英学者（钱穆、陈寅恪、吴宓等）成为大众的“文化英雄”，“女性文学”和“美女作家”产生的市场效应，“红色经典”的推出，都体现了这一“转化”。
媒介和文化市场所竭力放大、引导的，主要是对于禁忌、私秘、苦难、欲望等的感官式“消费”。这也正是媒介制造这些事件，以构造90年代文学图景主要凭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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