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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期间，文学界的批判和斗争运动主要有哪几次？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由孙瑜编剧、导演，写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参与修改、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社论一发表，舆论界立即以此为定论，纷纷批评影片《武训传》宣扬了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个人主义，歌颂了阶级投降和奴才思想，歪曲历史，污蔑农民革命，掩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美化了封建统治者，从而使应该正常进行的实事求是的文艺讨论，迅速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
主要是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在此前后受批评的还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电影《关连长》等。《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些评介、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作者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1954年第9期)。李希凡、蓝翎认为俞平伯违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确立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从主观唯心论出发，以反现实主义的观点，因袭旧红学家们所采取的脱离社会和作者身世的形式主义考证方法，将小说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曲解了作者的创作方法。李、蓝的文章，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判。
对胡风集团的批判
胡风等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1955年的批判，是这一冲突的继续和发展。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构造为“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于是，全国性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了。这次批判运动，规模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它不仅造成了胡风等人极大的人身痛苦，而且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的膨胀，给我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创伤。
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
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1957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政治领域的反右斗争，波及文艺领域，开始于1957年6月。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等，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先后把冯雪峰、丁玲、陈企霞、艾青、吴祖光、等一批老作家，把王蒙、刘绍棠、丛维熙、方之、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等文坛新秀，以及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打成“右派分子”展开批判斗争。把贯彻“双百”方针而出现的一些作品和文艺观点，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纲领”。《文艺报》甚至在1958年第2期特辟“再批判”专栏。1958年2月2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作了总结。这场斗争，显然践踏了“双百”方针，断送了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想的膨胀，又一次把文艺问题、思想问题等同政治问题。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使他们含冤受屈，造成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
全面的批判运动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批判的主要对象，当时的批判者归纳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以及孙冶方在经济学、罗尔纲在历史学的观点等。受到批判的还有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一大批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这一批判运动，是“文革”的先声(或“序幕”)。而“文革”十年，就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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