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修禊的故事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353），是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 42 位好友齐聚山阴兰亭，“优游妙趣，适足以畅遂怀来”，酒酣之际众人赋诗 37 首，右军为之作序，这便是著名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此后兰亭原帖失去踪迹，而唐人所摹诸本又“失真弥远”，于是后人皆借“兰亭图”这一特殊形式缅怀先迹，通过诗文、绘画、书法三层递进，重新构建起文人心目中理想状态下的兰亭雅趣。
“兰亭图”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模块：其一是“萧翼赚兰亭”，其二是“兰亭修禊”。前者所描绘的是唐太宗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僧智永的弟子辩才手中骗取《兰亭序》的故事，后者所描绘的是王羲之与众好友修禊雅集的故事。
“兰亭修禊”相较于“萧翼赚兰亭”更加富有想象空间，故而被描绘的次数也要多一些。
清 樊圻《兰亭修禊图》中的观鹅场景
“兰亭图”的场景并非单一的时间维度，它将“席地班荆，何异流觞曲水”和“挥毫作字，岂无换鹅之书” 等诸多元素融合在一起，故而出现了“羲之观鹅”与“雅集聚会”两种在时空上充满矛盾与对立的主题。
“羲之观鹅”经常会被“亭内挥毫”所取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孟𫖯《兰亭修禊图》、故宫博物院藏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等作品都已不再使用“羲之观鹅”的叙述方式，取而代之的则是在水阁中设置桌案一张，内有提笔书写的文人（即王羲之），旁边两位（或多位）好友环立瞩目。类似的情节也能在天津博物馆藏明魏居敬《兰亭图》和故宫博物院藏明沈时《兰亭修褉图》中看到，不过水阁被更换为凉亭，亭内也没有了其他额外的人物。
明 钱榖《兰亭修禊图》中的挥毫场景
明 钱贡《兰亭胜景图》中的挥毫场景
实际上，无论是“羲之观鹅”还是“亭内挥毫”，这两件事情和“雅集聚会”之间都并非在“同一时空”内发生。“观鹅”这一事件并没有标明具体发生的时间，但与永和九年（353）的“雅集聚会”并不应该同时出现，至少在唐何延之等人的记载中还没有关于“观鹅”这一特殊现象的描述。
画家最早将“观鹅”与“雅集聚会”置于同一画面的用意已不得而知。不过受“兰亭图”的影响，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后迁移的兰亭新址中已经出现了“鹅池”，文徵明就曾在《重修兰亭记》中提到“墨池、鹅沼，悉还旧观”，清项鸿祚则在《游兰亭》中言：“风景已非陈迹在，一池春水浴群鹅。”既然“陈迹”不复存在，那么在重修时便肯定会主动借鉴“兰亭图”上的场景，“观鹅”作为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成为“兰亭”景点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
“亭内挥毫”出现的时间则更早。唐惠平认为文徵明将前人“羲之观鹅”的形象给予替换，取而代之的是“亭内挥毫”，以此凸显王羲之与自己的特殊关系，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楷模与道德楷模形象。明清之前，“兰亭图”中刻画的“羲之观鹅”场景要明显少于“亭内挥毫”，因此“羲之观鹅”应该是“亭内挥毫”的衍生品。
在文徵明于明嘉靖三年（1524）所绘《兰亭修禊图》中，亭内的王羲之端坐案牍之上，正在挥毫书写《兰亭序》，旁边有两位好友和三位童子，与此出现在同一画面内的“雅集聚会”，正是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雅集。此作画面中的桌椅高度虽然已经与东晋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 ，但正是通过“亭阁”“桌椅”“观书”等情节，将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故事聚焦了起来，类似的构图叙述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曹羲《兰亭修禊图》扇面。
明 文徵明 《兰亭修禊图》 纸本水墨 140.3cm×73.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反观李宗谟的《兰亭修禊图》，其场所由“亭台”变换成“水阁”，通过“水”这一空间地理上的阻隔，使画面分隔为多个单元。水阁中的王羲之也在提笔挥毫，但目光关注的对象却是两只白鹅。同时，水阁内也没有聚在一起围观的好友。如果再次将画面向左移动，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雅集聚会”中右起第二位正是王羲之，为了标明人物身份，画面的正上方还有王羲之的官衔名讳及其所作的“兰亭诗”。让王羲之以主角身份在同一构图之中重复出现多次，这显然是把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画面拼凑在一起的结果。
明 李宗谟 《兰亭修禊图》（局部） 绢本设色 30.3cm×507.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辽宁省博物馆藏文徵明嘉靖十一年（1532）所作《祝允明并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则掺杂了至少两种元素。水阁之内，王羲之正提笔挥毫书写《兰亭序》，湖中却罕见地出现了两只白鹅的身影。与此同时，“雅集聚会”的人群中缺少了人物标识，它也不像故宫博物院藏郭忠恕的《兰亭禊饮图》扇面那样能让人在众多相似人物中准确判断出王羲之的具体位置。因此，这类绘画的“空间属性”实际非常模糊。
明 祝允明、文徵明 《祝允明并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20.8cm×77.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而“羲之观鹅”的喻指也多种多样，人们既能认为王羲之是在“观悟笔法”，也能认为他是在书写《黄庭经》或《道德经》以与山阴道士换取白鹅。在画面正中间的“雅集聚会”部分，不同作者描绘出的场景也不尽相似，有的将聚会的人物并列在河边，一字排开，有的则令人物三两成群，河流蜿蜒迂回，文人列坐其次，但这两种描绘方式几乎都未达到 40 余人的规模。
总而言之，“兰亭图”所叙述的故事背景虽是一致的，但诸多作品在逻辑表达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同一时空”“不同时空”方面的区分，应更多地根据场景、人物是否具备“同时”发生的可能来进行判断，而“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判断并不应限制于“水阁位置”“人物数量”等诸多“非必要”条件。“时空关系”和“图文搭配”才是决定“叙事性”与“非叙事性”的核心要素。
本文节选自《艺术博物馆》2024年第5期
《“兰亭图”图 - 文景象的情感表达
——兼谈书法、绘画、文学三重维度下的兰亭雅趣》
《艺术博物馆》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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