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早期的政教关系通常被称为“两剑论”,教权与王权交织着合作与冲突。教会史上的“阿维尼翁之囚”标志着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对抗达到顶峰。在此期间，法国在与教廷的对峙中占据了优势，最终掌控了教廷将其迁至阿维尼翁。与此同时，圣殿骑士团也在此过程中遭受了打击，成为教权与王权对抗的牺牲品。中世纪晚期教权逐渐式微、王权不断崛起，是欧洲历史上一项重大而深远的变革。王权的崛起限制了教权的影响力，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为宗教改革的兴起提供了背景。这一转变也促进了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欧洲社会新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文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S2期
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深刻地塑造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文章以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例，即圣殿骑士团的覆灭和罗马教廷的“阿维尼翁之囚”,来阐述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变迁。圣殿骑士团的衰落直接与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王权对教权的挑战和冲击，这使得其成为冲突的牺牲品。另一方面，“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使得罗马教廷的地位急剧下降，导致教权处于王权的掌控之下，而王权则逐渐扩张。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不仅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兴起，并促使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的出现。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部落开始在原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各种大小的王国和领地。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基督教会的消亡，相反，基督教会持续存在并壮大。克洛维(Clovis I)是法兰克首领，他废除了多神教信仰，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并将王权视为上帝的赐福。在征服其他地区时，他要求被征服的民族也皈依基督教，放弃原来的信仰。在中世纪早期，王权和教权之间存在互相支持的关系。国王需要教宗的支持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而教宗也需要国王的力量来保护自身，并且需要通过国王介入世俗事务。虽然两者各自管理着不同的领域，但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以实现各自的目标。在5世纪，教宗基拉西乌斯一世(Gelasius I)提出了“两剑论/双剑论”观念，这一理论表明上帝拥有两种权力象征，一种是代表最高宗教权力的属灵之剑，另一种则代表最高世俗权力的属世之剑。这一观念源自《圣经》,其中有记载耶稣要他的门徒备两把剑(“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剑。耶稣说，够了”,《圣经·新约·路加福音》)。这两把剑分别象征了教权和王权。事实上，耶稣将这两把剑都交给了教会，但通过圣彼得的加冕仪式，教宗将世俗之剑交予皇帝或国王，让他们负责管理领地事务。因此，教宗实际上是教权和王权的真正拥有者，而国王只是被委任者，其王权源自教会的授予。国王必须服从教宗，并为教会提供服务，因为这两把剑都来自上帝，因此教会也可以在必要时收回世俗之剑。因此基督教国王并不是“教徒的国王”,而是神圣“统治权力”的接受者。但国王坚持认为自己是教会信徒的统治者，在新主教在王室领地上任时，国王会授予他们戒指和权杖，以表示当地教会受到王权的统治。因此，有关主教叙任权的问题凸显了王权与教权、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在10到11世纪左右，克吕尼修会(Congregation of Cluny)反对一些神职人员的腐败，同时倡导改革，他们推崇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同时反对世俗统治者去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长。这个运动之后得到了各个领地的修道院支持，最后还受到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的支持，其亲自指导运动。因此，当教宗介入这场运动之后，就引发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的直接冲突。1075年罗马教廷发布了《教宗敕令》,其内容包括“唯有教宗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这就直接说明教宗的意思就是要确立教权高于王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不愿受限制，与教宗对抗。教宗取消了他的皇帝地位，同时国内政局发生混乱。为保住皇位，他于1077年前往卡诺莎城堡，向教宗忏悔认错，在经历了三天三夜的雪中等待后，教宗部分原谅了他，这就是“卡诺莎之辱(Road to Canossa)”。
1096年，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动了历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十字军进驻耶路撒冷。由于前往朝圣的欧洲人常遭劫掠，1119年九位骑士誓守守贫、禁欲和服从，创建了圣殿骑士团，保护朝圣者。他们不仅保卫朝圣者，还协助十字军作战。圣殿骑士团无畏的精神和卓越的战斗能力吸引了领主们的关注。靠近边境的领主赐予他们土地作保卫者，内陆领主则为其提供封地。圣殿骑士团经营农场、发放贷款，采用先进的复式记账法，经营异地提款业务，其哨所遍布欧洲和近东。1139年，教宗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地位，其仅受教宗管辖。他们拥有特权，可在领地内征税，财产不受国王和主教干涉。虽然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崭露头角，但在各国领地壮大，特别是法国，为后来其遭受打击埋下了伏笔。1291年阿卡(Acre)之战后十字军王国覆灭，圣殿骑士团撤回法国。该团在法国拥有庞大财富和领土，成为国王的大债主。1307年法国全境的圣殿骑士突然被捕，背后原因是法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秘密发出命令，逮捕了百名圣殿骑士，大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在狱中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如否认基督和践踏十字架。法王下令傀儡教宗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在欧洲追捕骑士团成员，最终解散该团。其财产大多归医院骑士团所有。苏格兰国王罗伯特(Robert I)认为骑士脱离团体就可免责，吸引了许多骑士前往苏格兰。教宗曾要求将圣殿骑士团交予宗教法庭审判，但遭法王拒绝，因为教会当时受法王控制。圣殿骑士团覆灭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观点强调了圣殿骑士团在法国拥有庞大财产，这被视为法王打击他们的主要动机，被称为“物质动机论”。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法王并没有将这些财产据为己有，而是交给了医院骑士团，这似乎与物质动机论不符。另一种观点强调了法王本人的宗教偏执和狂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东征失败是因为各个势力相互独立，难以协调。因此，有人认为应该结合两大骑士团的力量重新出发，但圣殿骑士大团长反对了这一决定。此外，当时流传着关于圣殿骑士团的许多谣言，这加深了法王对他们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圣殿骑士团是法王打压教权的牺牲品。一些学者认为,圣殿骑士团的覆灭标志着教权衰落和王权崛起，法王逐渐控制了教宗，并将教廷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法国政教冲突的起因是腓力四世以反叛罪名监禁了一名法国主教。而根据当时的教会法，国王无权审判神职人员。因此，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下令其立即释放该主教，否则将受到惩罚。然而，法王毫不妥协，迅速召集了由教士、贵族和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反对教宗干预法国事务。在这场对峙中，法王甚至派人恐吓甚至囚禁教宗，导致教宗不久后去世。法王趁机选出一名法国主教作为继任教宗(克雷芒五世),并将教廷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从那时起，接连七位教宗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这便是教会史上的“阿维尼翁之囚”。这一事件对教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打击，导致教宗地位的急剧下降。法国的王权得到了显著提升，西欧各国都前往法国阿维尼翁举行宗教会议。在阿维尼翁之囚期间，腓力四世和其权臣诺加雷特二人从根本上说，诺加雷特代表了中世纪国家权力分配中的一个新兴群体，即法学家。腓力四世即位初期，便计划将神职人员排除出国家司法系统，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法学家。法学家出生于市民群体，具备罗马法知识，力图通过法律手段强化王权，限制教权。由于他们获得了国王的许可来维护国家机构，因此他们更愿意忠于国王，而非视自己为上帝的仆人。腓力四世对圣殿骑士团财富的争夺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通常被历史学家追溯到十三世纪末的法国，而这正好是腓力四世统治时期。民族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变革，如主权的维护、高效的行政管理、税收体系的建立以及民族统一。然而，圣殿骑士团的镇压事件也揭示了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阴暗面，包括专制、独裁和国家机器的破坏力。换言之，腓力四世通过对圣殿骑士团的打压，试图挑战“以教宗为中心的神权政治”(Papal Theocracy),并努力建立“以王权为中心的神权政治”(Royal Theocracy),从而将西欧的政教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阿维尼翁之囚期间，教会内部出现了一种对教权不利的观点，即公会议至上主义(Conciliarism)。这一观点得到了王权支持。这个观点将宗教会议的权威放在教宗之上。1326年，因涉及异端思想而受到阿维尼翁教宗谴责后，巴黎大学教授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Ludwig IV)献上他的著作《和平的保卫者》。该书主张，教会的一切权力应该源于全体信徒，而不是教宗。其观点受皇帝的欢迎。同时也得到了路易麾下另一位神学家和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支持。
(一)教权王权纷争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世纪晚期王权的崛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民族国家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意识为基础，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象征。王权的崛起是中世纪漫长的教权与王权之争的最后结果。前文已经提到了教权派的理论，其可用“两剑论”来形象地描述。按照其观点，教宗是世俗权力的真正所有者，而国王只是受教宗委托而实际使用它。在双方发生关于主教叙任权的争议之时，教宗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教宗革命”的运动，旨在争取“教会自由”,然而这相对地也引出了国王对“王国自由”的要求。尽管在现实的物质和军事层面上，王权处于优势地位，但在理论领域，其不得不依靠基督教神学。这使得王权在面对教权的攻击时，理论上显得苍白无力。从11世纪末开始的“罗马法复兴”到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革命”,都为王权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巴黎的约翰(John of Paris)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将国家视为自然的秩序，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共同体的福祉。既然世俗可以被等同于自然，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它是自主的，因为它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此外，世俗追求自身的目标。在过去的理论中，世俗只是精神权力的附属物，而现在它以自身的权利为基础，成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领域。中世纪早期政教冲突时王权拒绝承认其权力来自教会，而是直接来自上帝。然而，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越来越强调王权源自社会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奥卡姆认为，王权源自上帝，但通过人实现。因此王权的直接可见来源是共同体，这样的意义在于将教宗排除在上帝与王权之间，从而使王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摆脱了教权对世俗事务干预的神学和法理基础。王权以一种新的基础确立了其地位，使其能够自居为民族的代表，并唤起和集结民族的情感和力量，与教权进行竞争。前文曾提到，当与教宗发生冲突时，法王腓力四世召集全国三级会议，以争取民族民众的支持。过去，国王是采邑制等级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而现在它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代表。各种新兴的力量围绕在王权周围，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权力使王权超过了教权。王权的崛起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国王通过巩固中央集权和加强国家统一，促使地方领主的衰落，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国王成为人民的象征和领导者。国王还通过推行相同的语言、文化和法律来加强国家的统一。他们通过征税、组建军队(而不是再依赖于骑士)等手段增强国家的控制力，同时通过宣扬新的政治神学理论为统治提供神圣的合法性。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词语只是地理名词，人们只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统一的教会。而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不仅有一个“普世教会/大公教会”,还有“民族”。尽管基督教起初是以反对“民族”的模式出现的，其试图将所有人纳入拯救的范围。而如今，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是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教会成员，而不是属于超越国家边界的公教会。此外，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发展也为市民群体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市民追求更大的自治权和政治参与，他们渴望摆脱国王和领主的束缚，追求自由和独立，这种追求自治的意愿逐渐转化为对民族认同的强烈需求。
(二)教权王权纷争与宗教改革的兴起
教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崛起为宗教改革的兴起也提供了条件。在中世纪晚期，教会的腐败和道德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教会权威的怀疑。当时的教宗强调事功(doctrine of works),而路德基于唯名论的立场，坚决拒绝接受事功教义的观点。在路德看来，教会的腐败与事功(特别是出售赎罪券)密切相关。他认为，教会的这种行为背离了真正的基督宗教信仰。路德根据唯名论的理由拒绝承认事功对罪有救赎能力，他坚信，如果上帝和人最重要的标志是意志，那么罪只能通过正确的意志才能得到赦免。这与教会的事功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此路德认为强调事功的教宗是异端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而中世纪王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教宗成为异端时，王权有权组织宗教会议指控和罢免他。事实上，教宗出售赎罪券的目标对象其实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那些富有的贵族和领主们。这种行为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的财政负担，引发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许多领主们的不满。因此，在这两个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领主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领主选择支持路德的同时，也被兴起的民族意识所影响，他们意识到德意志不应该完全受制于教宗。王权的崛起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王权在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改革者的保护者，又是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宗教改革的结果是统一的基督教会的分裂，新兴的新教派别脱离了公教会，形成了独立的宗教组织。与此同时，支持路德和支持教宗的两派诸侯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旷日持久、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但也引发了欧洲宗教和政治版图的重塑。(三)教权王权纷争与政教分离的原则
《圣经》中记载耶稣在传道过程中，一些存心刁难他的人问是否应纳税给恺撒，耶稣用了一个钱币的两面做了比喻，并回答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耶稣智慧的回答展示了其对此世与彼岸关系的政治态度，他既不将政权与神权合而为一，天国与尘世合而为一，也不以彼岸否定此岸，也不强调完全入世或出世。他主张清晰划界，使二者能同时存在。耶稣的这段话从根本上界定了“政教分离”的内涵。
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带来的成果常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留下来，也为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伯尔曼(Harold J. Berman)说，唯有法律被信仰，才不会形同虚构。这正是从法律的起源来看得出的结论。由于对中世纪的认识常常存在误解，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在那个时代，由于基督教是公教，政权与教权相结合，因此思想自由无法实现。然而，教会强调宗教权威高于政治权威以及宗教事务的独立，正是现代西方思想自由的源头。在西方思想的深层意识中，存在一种坚定的观念，即国家是有限的，世俗权力是有限的，这种权力只与现世生活有关，而现世生活只是价值较低的一部分，精神生活和宗教信仰领域属于世俗政权无权干涉的领域。在这样的思想与文化背景下，神圣和世俗是相分离而不可互相干涉的，这点与古代东方社会主流形成了对比。政教分离可以分为教会外部和教会内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教会外部的政教分离，在整个中世纪，随着教会力量的不断增强，教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世俗政权体系的系统，这使得教会对世俗政权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形成了在政治发展层面上两者并存的局面。由于长期存在这样强大的教权，世俗政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公教会的存在和强大直接遏制了西欧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教会内部的政教分离，尽管教会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教阶体制，但在教会内部，主教并不是完全服从和依从教宗。每位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拥有最高法官、立法者和行政官的地位。因此，教宗的统治权力并不是独占性的。综上所述，教会外部的政教分离形成了教权对王权的制约，而教会内部的政教分离形成了对教宗权力的制约。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所倡导的政教分离原则，就是要在防止国家滥用行政权力之前，先防止国家在道德价值上的垄断；在防止国家侵犯人权和产权之前，先防止国家侵犯个人信仰、思想、精神、语言和尊严。因此，可以说，教会内外部的政教分离都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结构上的准备。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关系颇为复杂。初期，教权与王权相互依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教权达到巅峰。然而随着法兰西等国崛起，王权逐渐壮大，教权相应减弱。随着十三世纪城市的兴起，市民受到罗马法教育的影响，成为王权的支持者。教廷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以及圣殿骑士团的覆灭标志着王权的崛起和教权的衰落。随着教权的逐渐减弱和“两剑论”的瓦解。“亚里士多德革命”为王权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尽管早在《圣经》中就有关于政教分离思想的记载，但真正实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要等到“两剑论”被打破后。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为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思想奠定了基础，他们强调王权源自社会共同体。因此王权能够拥有神圣的合法性，而不再依赖于教权。同时这也使得王权和教权在各自的领域内相互分离并各自发挥的作用。教权与王权关系的变化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宗教改革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这些变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尽管人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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