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觉的8个真相

1997年，IBM公司的深蓝超级计算机打败了世界上最强的国际象棋手，加里·卡斯帕罗夫。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立刻有人提出，人类在中国的围棋上依旧是远占上风的。他们的解释是，由于其棋路的多样性和判断输赢的复杂性，在可见的未来里，围棋都会是任何机器都无法触及的领域。机器们也许擅长机械、重复性的排列组合，但直觉可是人类的强项。“计算机要想在围棋上打败人类还要一百年呢，”在卡斯帕罗夫这场著名的比赛结束后不久，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在纽约时报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说不准甚至更久。”如果你看了新闻，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在2016年，也就是没过二十年的时间，就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随着DeepMind的AlphaGo对战人类最强的、肉体凡身的围棋手的成功，又会对我们对于人类和机器“直觉”的理解有什么帮助呢？一方面，它攻破了不少玄乎其玄的、认为“直觉”是一种特殊的知觉的说法，因而在很多心理学家眼里，揭露了它仅仅是模式识别的本质。

但另一方面，“模式识别”似乎并不能将直觉一语盖之。绝大多数的人类行为都是在自动的状态下进行的，比起有意识的把握和控制，它们更多的是受基因和固有习惯的影响。“要是你每次走进一家餐厅，都得从最底层的逻辑开始推算自己该有的行为，那这日子恐怕是没法过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心理学家瓦莱丽·汤普森（Valerie Thompson）这样说。

对于更加复杂的问题，直觉也能影响我们的决策，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这样认为。在和德国最大的公司们的高管们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总是把所有拥有的数据都过一遍——简直要被数据埋住了——结果最后数据还是不能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说，直觉，“是一种无意识的智慧，它和有意识的智慧同样重要”。

尽管直觉无处不在，我们还是常常对于直觉有着错误的直觉。在这里我们会从八个方面分析无意识的信息处理，从它擅长的、不擅长的、它的使用者，再到它何时可信、如何被改善，以及它在创造力、道德观、社交活动上的应用。我们在建造深蓝和阿尔法狗的时候固然需要大量严谨、高难度的思考，但同时我们人类的直觉和灵光乍现也是必不可少的。既然我们能改造出在我们自己的游戏里战胜我们的机器，那么我们一定也能通过一些途径，改造自己的直觉。

众多研究表明，有些时候直觉比思考不仅更快，还更加准确。

以第一印象中获得的碎片信息判断一个人是一件我们相对擅长的事情。比起对照片短暂的一瞥，或是一次五分钟的交流，长时间的思考反而可能显得多余，甚至会影响的我们原本的判断。一位过世的心理学家，娜丽妮·安巴迪（Nalini Ambady），做了一个有关她戏称为“切薄片（从极稀薄的体验中获取信息）”的能力的实验。她让被试们看了多位教授十秒钟的无声视频，并让他们给这些人的教学效果打分，结果被试给出的打分和教授的学生们在期末时给出的分数有跟强的相关性。另一组被试在看视频的同时还被要求从一千开始九个九个数字地倒数，从而使他们的工作记忆被占据——他们的评分和前一组的一样准确，而这也表明，社交信息的处理是一种直觉性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组被试被要求在打分前，花一分钟的时间写下他们作出判断的依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分的准确度差了很多。安巴迪给出的猜想是，这种严肃认真的思考让被试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了明显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上。他们或许专注地去思考了教授们一些特定的手势或者表达，却没有把其他复杂而微妙的信号包含进这幅整体的图景中来。另一个要求被试看15秒视频并判断两个人是陌生人、朋友，还是约会对象的实验也给出了类似的结果。

其他的研究显示，在我们通过少量信息判断一个人的性取向或者是否说谎时，依赖直觉同样比反思有效。“这就好比你手握操纵杆开车，”在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朱迪丝·霍尔（Judith Hall）这样说道，“一旦你开始过度思考，就会想不起来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任由身体的‘自动驾驶’本能带着手行动，反而会没事了。我们在社交生活中也是这样。”

想太多也会让我们无法弄清自己的偏好。让大学生去评价草莓酱和大学课程的好坏时，如果他们不被要求解释自己评价的理由，他们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就会重合得更好。而在选车的时候，如果人们被要求专注于感受而不是细节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也在客观和个人满足上都相对更好。当然了，这样的结果只在要做的决策足够复杂的时候适用，也就是说，他们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

不过，直觉的“超能力”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被释放出来。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们完成了一组有八项的任务，其中四项需要深度的反思性思维（分辨规则、理解词汇），四项需要直觉和创造力（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提出新的修辞手法）。接下来他们被要求给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直觉（“第一感觉”“灵机一动”“随心而行”）打分。正如研究者们所预期的，直觉在前四种任务中妨碍了被试的表现，而在后四种中帮助了他们。有些时候跟着心的感觉走的确胜过理性的大脑。

一旦某种直觉产生了，我们就倾向于抓住它不放，尽管这样做是有危险的。直觉能把我们引向各种各样的认知和社交上的偏差，比如锚定效应（我们的决策容易受最开始获得的信息的影响）和种族偏见。即使是在浪漫情愫这种我们认为应该“追随内心”的事情上，我们的直觉也可能盲目受骗。心理学中经典的“吊桥实验”就佐证了这一点：有吸引力的女性调查员在桥上将男性被试拦下，请求他们完成一份调查问卷。结束之后的结果显示，在吓人的吊桥上被拦下的被试者更有可能尝试联系当时的女调查员——他们把情绪的唤起错误地归为了性吸引力的结果。

我们那些在夜晚、在梦中出现的画面总是有种近乎真实发生的光环，让我们难以分辨。人们反映说，一次关于飞机失事的梦，比起一次政府真实存在的旅行警告，更容易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旅行计划。还有，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也很难摆脱“第一感觉总是更准”的谬误。每四个大学生里就有三个反映说自己第一次选择的答案比深思熟虑后的更可能正确，然而当研究者们去分析试卷上的橡皮印时，他们发现真相恰恰相反：把错的改成对的的可能性是对改错的两倍。

“总体来说，”德国科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沙·托波林斯基（Sascha Topolinski）这样说道，“直觉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它会让你对一个想法充满自信。‘这种感觉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不敢信任这个汽车销售员。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我就是知道我不喜欢他。’”

对于一个直觉的准确度的直觉就更不准了。当人们给自己对于“直觉在一次考试上帮助了他们”的想法的自信程度打分时，他们自信程度的评分和实际考试的表现其实是毫无关联的。

还有，很多时候，即使我们意识到了直觉的荒谬，还会不自觉地保持同样的习惯。想想迷信吧。虽然知道所谓“舅舅”的事情都是无稽之谈，但我们还是不敢在正月里剪头发。“如果一种直觉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激发了某种情绪，就格外地难以动摇，”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简·瑞森（Jane Risen）这样认为。她称这种即使知道是错的但仍不改正观念的做法为“对直觉的默许”。直觉也许不是魔法，但我们仍在它的咒语控制之下。

想要在任何领域拥有优异的直觉都是需要大量练习的，然而直觉却并不在所有领域都适用。首先，事件和结果之间要有规律——一个直觉适用的领域要有足够高的“效度”。

盖里·克莱恩，一位在华盛顿特区为MacroCognition公司提供咨询的心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在探索领域专家们掌握的直觉的智慧所扮演的角色，比如消防员是如何能在第一时间就了解一栋着火大楼的情况的。“火是遵循物理定律的”，克莱恩这样说道。

全球的经济则比这要混乱得多，因而也几乎无法被预测。（正如吉仁泽一语道破的，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前的五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一度发表过“宏观经济胜利了，它关于预防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言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知自己的感觉是否值得信任呢？首先感觉的强烈程度与它的可信度是没有关联的，而更重要的是你做所做的事情的领域。要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

其次，你需要明确的反馈来一点点打磨直觉所作出的决定。一份文献综述表明，天气预报员、试飞员，还有象棋大师比心理学家、招生官，以及法官的专业能力更为可靠——后者从事的领域对结果的反馈相对模糊，结果现形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这个道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管用。“没人会记一本事无巨细的日记，拿excel表去列：‘OK，十月一号的时候我做了这个决定/买了这个产品’，诸如此类。”托波林斯基说。我们缺乏关于自己行为的硬数据。

在一个领域里适用的直觉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正如吉仁泽所说，“一个对射门有着极佳直觉的足球运动员未必懂得如何花好钱。所以说不同领域的直觉是无法用一个测验来考察的。”即便是面对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任务，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

集中式的思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训练直觉的技巧，还能让我们在不同的时机来去自如地选择运用、或是不运用自己的直觉。比喻类比和草图都是能帮助我们从更新、更清晰的视角看问题的绝佳工具。

克莱恩会指导人们如何预防控制：在考虑一个计划的时候，站在未来的角度想象它失败了、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失败。这样的思维工具让一个计划的弱点不再是抽象和无足轻重的假说，反而显得真实又直觉化。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了一个叫做“直觉泵”的术语，意为目的是重新构建问题的思想实验。然而他也提醒我们，这样的工具能带来好处，也有其危险的地方。

“我们应该意识到建造一个劣质直觉泵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它引出的那些错误得让人瞠目结舌的直觉就没必要听了，”丹尼特说。“然而同时，直觉泵也能帮你走出缺乏想象力的困境。总之用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深思熟虑对于直觉的打磨作用，以及对于何时可以相信直觉的指导作用，揭示了反思和直觉在改进和应用上的合作关系。“我们深入的反思能辅助直觉，但双向的作用都是存在的，”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 ）这样说道。这二者的关系于我们来说更应该说是：相辅相成。

直觉还和另外一个概念密切相关：灵光乍现。这二者时常被混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两个概念都出自潜意识的过程，在给人提供指导的同时却把轨迹深藏。然而，这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灵光乍现是关于‘发现’的，”一位在英格兰萨里大学的管理学研究者，尤金·萨德勒-史密斯（Eugene Sadler-Smith）说。“你能口齿清晰地把解决方案解释给其他人。”而直觉更关乎“感觉”：“我们能感觉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能感觉到一个该做的选择。这是一种判断，甚至更像是一个假说。直到我们开始行动才会知道它的正确与否。”

据MacroCognition公司的盖里·克莱恩所说，直觉是我们通过过去的经验来得出该如何行动的结论的过程。灵光乍现则恰好相反。它需要的不仅仅是通过我们所知道的得出结论，还有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本身。”

为了获取灵光乍现这种突然想到解决方案的能力，我们有时会需要暂时将直觉从视野里清除出去。重大的突破往往是反直觉的。我们可以从魔术戏法中观察我们直觉性的习惯对思维产生的阻碍。魔术的错觉就像柔术，会利用我们的预设观点攻打我们自己。要想发现一个戏法是怎么变的，我们得把头脑中的某些部分放松下来，而这也是一个激发“灵光”的好方法。

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观看了一个关于魔术招数的视频，其中一半的被试收到了口头的提示，引导他们注意到自己的一个预设观点。比如，当魔术师看起来像是把硬币从一只手扔到了另一只手中，随即让它消失时，被试得到的提示是“转移到另一只手中”。有了这样一把对抗直觉的助推，被试们破解招数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直觉和灵光乍现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直觉有时候能在灵光可能出现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实验室里常用的关于灵光乍现的测试叫做远隔联想实验（RAT）：给你三个词，比如“小屋”“瑞士”“蛋糕”，你能找到第四个词，把前三个词联系起来吗？（在这个例子里：“芝士”。）这项任务的一个变种是先给人展示一组或者确实相关或者随机的三词组合，然后在让被试找答案之前，先让他们快速地猜测这个问题是否有解。即使当人们想不出具体答案的时候，他们对三词组合相关性的判断也是优于随机结果的。

科学家们会运用直觉来选择可能通往潜在发现的路径。“这是对正确方向的一种感知，”萨德勒-史密斯说，就好像一个雷达在说‘从这儿往下走，但不是从那儿。’”诺奖获得者们就讨论过他们对这种直觉的运用。迈克尔·布朗（Michael S. Brown）（198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说过，“当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几乎感觉有只手在引领着我们。”

不过，我们对于自己现有状态和灵光乍现之间的距离就没有那么好的直觉了。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们需要解数学和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被分为两类，一类需要灵光乍现，而另一类是只要坚持努力就能得到答案的。在解题的过程中，他们被要求每十五秒钟就估计一次自己距离找到答案的时间。与非灵光乍现类的问题不同，人们对自己解决灵光乍现类的问题所需时间的估计在最终的“啊哈！”之前都相当平坦。

在第二项研究中，被试们对于自己能否解决一个灵光乍现类问题的预测和实际结果毫无关联，但对于稳步前进类的数学问题却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托波林斯基注意到，古老的“化圆为方”问题被人们尝试了多年，到1882年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人们都在盲猜，”他说，类似地，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而他在接下来的一生中都在试图拼凑出一个可以解释万物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或许是存在的，但“由于有限的能力和时间的限制，那个直觉，错了。”

深思熟虑也是一种奢侈。在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被一头熊追杀的时候，你是没有时间权衡所有的选项的——你只能听从你的第一本能（一般来说也就是“跑！”）。在现在的生活中，虽然这种极端的情况不会发生，但还是有其他数不清的事件让我们感到焦虑，促使我们诉诸快速而简单的条件反射。如果你是真的身处危险之中，这种条件反射确实方便好用。不过如果不是的话，慢下来的思考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一项研究探究了压力对决策的影响。研究者给被试者的手上贴上电极，并对他们施加随机的电击。与此同时，这些可怜的被试还要一个个翻找答案，完成一项类比的任务：“黄油之于人造黄油相当于糖之于……甜菜/糖精/蜂蜜/柠檬/糖果/巧克力。”和没有受到电击的被试相比，这些人更容易看到一个差不多的选项就草草地选上，连全部的选项都没有看完，于是整体也错得更多。

压力对大脑起到的一部分作用是由皮质醇这种激素带来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们让被试先服用了增加皮质醇分泌的药物或安慰剂，然后做一项叫做认知反射测试（CRT）的任务。这项测试包含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一个符合直觉但错误的答案。举个例子，“一个球棒和一个球加起来卖1.1元。球棒的定价比球高1.0元。球卖多少钱？”我们的第一反应是0.1元，但一个快速的计算就能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是球卖0.05元，球棒卖1.05元。大多数人，甚至是名校的大学生，都没能把三题都答对，而皮质醇的分泌让人离正确答案又远了一步。

尽管压力会激发人们的启发式思考（利用习惯和捷径的思考方式），但它让更为复杂的直觉性信息处理变得更差了。还记得那项远隔联想测验（小屋、瑞士、蛋糕）吗？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给被试看让他们毛发悚然的照片，增加他们的焦虑感，就能扰乱他们对于找到连接词的直觉。

这些病态的照片或许通过压低被试的情绪，影响了一项评价他们表现的指标：直觉指数。悲伤往往让人用更分析的方式思考。当有些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悲伤，而我们悲伤的时候也许正是专注解决问题的绝佳时机。

有些学者认为，广义上的直觉能力存在个体差异。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两大类直觉技能。一种能力与“灵光“相关，比如想出一个新的比喻，而“灵光”与智力相关。另一种能力和内隐学习（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学习）相关，比如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和智力的相关性就没那么强了。

比泛泛的直觉能力更能直接影响行为的是思维风格，也就是你第一反应中对直觉和对深入反思性思考的依赖程度。一种研究中常用的指标叫对直觉的信任度（FI），通过让人们对“我相信我那些突然的灵感”这样的语句做认同程度的打分来测量。FI和其他类似的指标与不少正面积极的特征有正相关性。具有高FI的人容易在直觉指数上得高分——只要他们的心情良好，因此得以运用他们的直觉。

另一个量表（问题包括“我一般会做让我感觉正确的决策”等）的结果和对社会规范的识别有正相关性。社会规范的识别能力由人们对同侪的估测的准确度衡量，即能多准确地判断他人对于盗窃和打架等行为的接受度。还有一个量表则与画画、想出纸板盒的不同使用方式等创造性能力呈正相关。

然这这些人对直觉的信任也是有代价的。他们在需要逻辑的任务中表现得更差。他们反馈自己经历了更多由于不佳决策带来的挫折，从错过飞机到离婚等等。他们表示自己有更多迷信的想法——相信占星学、鬼神、运气、上帝，诸如此类。还有一个研究显示他们更容易产生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但这同样只发生在他们心情好的时候）。

托波林斯基认为人们应该寻找和他们思维风格相匹配的职业。直觉对于会计师的帮助可能远远不及它对于咨询师的帮助。当然了，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如果你知道自己给予了感觉相当大的信任，你都反而应该给深入的反思性思考留出空间，尤其是在面对那些草率决定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的事情（比如赶飞机）的时候。

我们很多最为根深蒂固的信仰与道德观——也就是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有关。尽管这些观念看起来坚如磐石、绝无错误的可能（比如“汝不可杀人”听起来就再理所当然不过了），但是它们其实和其他事情一样，都是直觉作用的结果。

面对道德观念，我们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他们，但也只能是到一定程度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面对像流产这种（注：在一些国家因为涉及宗教所以争议更大）有争议的复杂话题时，答案往往来源于直觉：“我也说不上来问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这样是错的/对的。”

道德直觉是不可避免而有价值的——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心理学家马修·芬伯格（Matthew Feinberg ）这样说。它们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也推动了倡导社会正义的运动。“但道德直觉同时也是很多很多社会问题的核心。”由于对手会被贴上“邪恶”的标签，人们激情而冲动的反应常常把理性的讨论带跑。

很多研究都强调了无意识处理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角色。我们的观点常常基于一些我们在认真做决策时不会考虑的因素。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们对于表亲之间性行为的反对程度取决于附近是否有人藏了臭味喷雾。在这里，本能的厌恶导致了道德的厌恶。

在另一项研究中，被试们要回答把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推下天桥以挡住电车、拯救五个人的行为是否合适的问题。如果他们在之前刚好观看了喜剧节目（另一组被试观看了纪录片），因而情绪更正面，认为推人的行为合适的可能性就会翻上四倍。这个判断听起来可不像什么深入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果：汝不可杀人，除非你最近听了个不错的笑话？

当然了，道德观不会是仅仅基于这些飘忽不定的状况的。我们也保有比如“公平”和“忠诚”这样由一生中的经历抽象、塑造而成的观念。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描述了影响我们行为的五项“道德基础”：公平、忠诚、权威、清洁，以及避免伤害。研究表明，政治上的自由派往往倾向于看重公平、以及伤害的避免；而保守派们则更加看重忠诚、权威，以及清洁。

芬伯格还发现，只要我们把话说得贴近人们的价值取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人们的道德直觉。当他把支持全民医疗的论调从清洁（更少染病的美国人）的角度而不是公平（让每个人都能看病）的角度去解释时，保守派们对奥巴马医改表现出了更高的支持。当他把提高军事预算的做法用公平（与不平等作斗争）而不是权威（美国霸权）的角度讲述时，自由派们也表现出了更为支持的态度。

类似的，他通过忠诚（爱国的伴侣）的角度讲同性婚姻、清洁（一个干净的地球）的角度讲环境主义，成功地说服了更多保守派们。他还通过说话方式的改换削弱了保守派们对川普的支持（他躲避草案，是不忠诚的）和自由派们对希拉里的支持（她偏爱华尔街，是不公平的）。

例子、比喻、图像和故事，都能对我们和他人的直觉造成影响，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科学、亲密关系、教育等。我们会对世界不断地建立新的模型，而思想——有意识的和没意识的——填充了它们。

说到意在引发冲动反应的信息，“现今的互联网上可多了，”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汤普森如是说。“段子。它们就是干这个的。”我们或许可以把网络段子们称为互联网上的臭味喷雾了。

人类对他人有着很强的直觉。毕竟判断失误的后果严重，而且我们在一生中和在过去的进化中都积攒了不少经验。那线上识人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只能阅读他人写下的文字，我们的能力又还剩下多少？现如今，比起交换眼神和笑容，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小段的文字对他人作出判断了，不过我们快速判断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在实验中，被试们被要求通过邮件、个人陈述文书、意识流的片段、（编造的）日记和博客、推特推文，还有相亲广告对作者的性格特点作出评分。不同被试意见的重合程度高于随机的结果，这说明文字里还是有我们的直觉能可靠地利用的线索。那我们究竟抓住了哪些线索呢？

在约会软件的个人简介中，脏字和神经质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和尽责性呈负相关。这在推特推文中也是一样的。在个人文书中，夸张的手法与外向性和开放性呈正相关。博客中过去时态的使用和抑郁状态正相关，而在日记中与认知相关的词语（比如“知道”）也同样如是。虽说深入的思考在判断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我想，恐怕没人会对着过去时的动词们一个个数吧。

我们从写作样本中得出的判断同样经常优于随机的结果，而且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擅长。东北大学的霍尔教授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最善于作出判断的往往是性别为女、宜人性强、尽责性强、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对他人的生活感兴趣，以及喜欢读书，尤其是小说的人们。

我们对他人性格的判断可以仅仅从极其稀薄的信息中得到——哪怕只是一个邮箱地址。还有什么的信息量看似比邮箱地址还少呢？标点符号。一项研究发现看起来生气或者开心的邮件一般有很多感叹号，而问号很少。看起来女性化的邮件则感叹号和问号都较多。还有的研究发现笑脸表情在正式的邮件中并不会让人显得友善，而只会让他们显得缺乏能力。此外，在一个约会软件的简介中添加有鼻子的笑脸 ;-) 容易得到更多的回复，但添加没有鼻子的笑脸却会得到更少的。这么一想，你的终生大事居然可能会被一个颜文字决定。

不管怎么说，头脑的理性和心的感受都是缺一不可的。找到这二者之间的共生合作关系可比下好象棋或者围棋难多了。“问题不在于直觉和分析哪个更好，”萨德勒·史密斯会这样告诉经理们，“在面对决策、问题、创意这些事情时真正强大的技巧在于如何巧妙地把二者混合起来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穷极一生都在学习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