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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人类影响至关重大的“计算方式”，一种是十进位制，一种是二进位制。再精于计算的人，终究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在头脑中，运算数据、猜想成果时，动用的“算法”，基本上只能是十进位制。有人说不对啊，我们的天干地支中，就有十二进位制，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一年的十二个月，也是十二进位制。其实仔细一端详，这应当很容易用十进位制“换算”，如此而已。人类的头脑似乎没办法适应二进位制，只有计算机的“头脑”或者说程序才行。习惯了十进位制的人，对十以及十的倍数，当然最为敏感。十周年要纪念，二十周年要庆典，三十周年更是要隆重阅兵了。2015年1月1日，经过立法专家团队费心耗时，并向公众公示了好几轮征求意见的“面目一新”之《环境保护法》，终于在顺利通过并得到国家主席的批准之后，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这部法律被称之为“史上最严环保法”，这部法律被媒体形容说，给生态环境部门，从此安装上了一套铁嘴钢牙。现在，十年过去了，生态环境部门在这部法律的保驾护航之下，真的掌握了应有的权力，又真正起到了保护中国生态环境的最关键作用了吗？为此，我们正义感爆棚，好奇心满满，行动力天下第一强的@金山银山真探社 专门组织了志愿者，对生态环境部门的真实权利，是不是处在精神颓废、筋骨衰退、肌肉萎缩、能力放养状态，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对比测试。现在，2024年的年底马上就要到了，《环境保护法》十周年也即将圆满，在此，我们陆续将这些观察成果释放出来，以供专家学者官员媒体们，共同研究探讨。过去十年间，中国发展最为猛烈的一门产业，莫过于新能源电力了。有些地方新能源电力发展过猛，导致“见风弃风，遇光弃光”，这边发了电那边用不上，这边想用电那边送不进来。由此又推进了一个新产业的振兴，这产业叫“储能”。这边发那边储，这边收那边送，需要的时候再运电护电放电给电，整个社会能源就实现了“峰谷大平衡”。按照与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业务极致关联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像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这样占地面积广阔、生态破坏严重的新兴产业，理应每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但不知是谁的规定，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项目，都只需要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而不需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别看表和书只有一个字的区别，那在政府对待的“严肃度”方面，是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的。政府官员一看是份“表”，就知道这个项目已经得到了默许，根本不必再用心审查；而如果是本“书”，那么，虽然仍旧知道是默许，但形式上的装腔作势，就会演得逼真一些了。几乎也是在2015年前后，我国的政府部门，强化了“简政轻民”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把公众的权力释放到旷野上，有着很好的象征意义。环境保护部门不知何故，也趁着这股风气，放宽了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放宽的办法也简单，就是原来必须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相关级别项目，直接下放到省市区政府来审查与放行。同时，又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基本上建设项目的业主，只要在“第三方环评机构”的指导下，把依照流程一步步备案，就很容易“一次办完所有事项”。这样一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基本上再也不会成为“拦截在企业面前的一道难关”，也不会对企业的建设生产，发布起良好指导作用的前置方案了。2024年这一年，是神奇的一年，@金山银山真探社 决定号召全国各地关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生态破坏隐患”的志愿者，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针对一批“面目姣好”的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信息公开申请”活动。有一些生态环境部门，确实依法依规地，把手头掌握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电子版”，真实准确地公示给了志愿者，但也有一些生态环境部门，其态度和反应，让志愿者觉得很是奇怪。比如，河北邯郸永年的“新天能源”10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邯郸市生态环境局的信息公开办公室官员们，回复信息公开申请时说，他们手头不掌握这样的信息，2017年之后，这样的信息都归拢到行政审批局了，需要的话，向区里的行政审批局去索要。比如，浙江湖州的生态环境局，中节能长兴5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湖州生态环境局的信息公开官员回复文件说，它们手上没有这样的信息，如果志愿者觉得这样的回复不妥当，可以依《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民告官”行政诉讼。比如，重庆的生态环境部门，曾经回复志愿者说，这资料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手里掌握；自然资源部门回复说，索要的资料非常厚重，需要的话，只能到政府部门里去查看，如果需要邮寄，需要申请人自付复印费和快递费，结算下来，没有几百元，也有几千元。以上这些怪现象，或许是好现象。比如行政审批局，是过去十年间各地政府简化审批流程，“一个公章管一切”的代表作。行政审批局在今天政府财务紧张的状态下，在今天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已经无处不贯通的背景下，确实有强大的替代政府诸多职责的高度技能。这甚至可能预示着，未来政府部门将全面机器人化，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吏员与官僚了。但这样的后果，是不是意味着，直接剥夺了生态环境部门的权益，甚至，让生态环境部门，连存档备案查阅公开的职责都彻底丧失了呢？此外，全国各地的生态环境志愿者也观察到，过去十年，是中央生态环境督察组最为活跃的十年。虽然，生态环境部为此专门成立了“督察协调局”，但这“环保钦差”的威权作法，沿用的似乎是高出一格的特指特许制度，这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意味着生态环境部门常规权力的衰退，或者意味着生态环境体系日常工作的匮乏？此外，过去十年，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民间草根独立行动进入新型状态的十年。民间志愿者在自媒体的轮番加持下，独立意识益加清醒；在独立民间检测的持续启示下，拍摄采样检测的动作日益成为本能。在“视频直播”的热心鼓舞下，每一个偶然路过的人，都可以成为“现场第一见证者与即时新闻传播人”。这种强大的监督与透明的作用，让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容易——但也变得更加的艰难，工作人员如果在现场表现得不好，应对得不正常，就有可能成为被公众监督的第一目标，而遭受到此前可能从未遭受到的“评论与举报”。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呼声，似乎并没有转化为其工作的动力；公众对生态环境部门的增压，也似乎没有融化为提升其权力的高能。公众感受到的，反而有可能出现生态环境部门权力越来越小的“认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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