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对告诫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等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
人人平等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一些旧思想还在影响部分人的家庭观念，导致家暴这样的“顽疾”依然存在。2016年，国家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将反家暴上升到“国事”层面，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同时创造性地制定了反家暴告诫书制度，完善了反家暴制度体系构建。
按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这一概念改变了之前法律中家暴认定的结果要件，意味着只要存在家暴行为，就足以认定为家暴。
而如果家暴存在经常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折磨、摧残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则涉嫌虐待。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将对施害主体予以拘留或者警告。一旦虐待情节恶劣，则涉嫌构成刑法规定的虐待罪，嫌疑人可能被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说，当前我国在反家暴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方面是可取的。
但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制度执行层面，依旧存在家暴认定难、告诫书出具少等现实问题。
原因在于，家暴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而家暴受害者不少囿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或因自身认知水平的问题，不注重积极寻求外部机构帮助以及证据收集。这使大量受害者主张存在家庭暴力，但除了受害人陈述之外，没有其他证据交叉佐证。
而在法律上，家暴的证明责任依然遵循民事诉讼法中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法院采纳的证明标准大多数是高度盖然性。这导致出现了“主观上受害人证据意识差，客观上证明标准高”的现实。
针对证据收集的问题，2016年，全国妇联权益部编写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对受害人的证据意识有很大的帮助。但这只是指导性文件，不足以作为执法人员在日常反家暴执法过程中的执法标准。此次《意见》则明确了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暴证据标准等问题。
如，《意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暴事实根据加害人承认存在家暴与否，基本证据条件分别是“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和“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两类。
同时，《意见》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家暴事实可以适用的8类辅证类型。包括视听资料，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加害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伤情鉴定意见，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相关部门单位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记录等。这些规定统一了家暴的执法标准尺度，便于公安机关依法认定家暴的事实。
而对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等问题。《意见》也明确了出具告诫书情形、告诫书内容以及细化告诫实施流程等方面的规范。其中明确了几类应当出具告诫书的情形，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家暴受害者的保护。家暴作为离婚的法定要件之一，告诫书可以有效降低受害者证明家暴事实存在的证明责任。
总之，家暴不仅破坏家庭的和睦，同时也会威胁社会和谐。因此，反家暴不仅是家事，也是国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受害人能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注重证据收集；也需要周边邻居、亲朋好友的积极帮助；同时还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工作，完善执法流程，注重权益维护，畅通工作衔接。
就此去看，《意见》的出台，无疑完善了反家暴法律体系执法层面问题，让反家暴的法律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
撰稿 / 柯锦雄（律师）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