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中国西南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其复杂的地理结构和不便的交通条件，制约了其各地的经济发展。贵州省地势多为山地和丘陵。
近年来随着铁路和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贵州省的经济发展蓬勃发展，特别是省会贵阳市，其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具备了成为大都市的潜力。
根据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贵州省的总人口超过3800万，在西南地区属于相对庞大的省份。而到了2021年，贵州省的GDP总量达到了1.95万亿，显示出了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目前，贵州省下辖着6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共计9个地级行政区划，包括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南自治州、黔西南自治州和黔东南自治州。
然而，要了解贵州省现代区划的形成，我们需要回溯历史。事实上，在清朝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之前，贵州省的区划格局并没有完全成型。当时，广西的六个县陆续被划归到了贵州省的管辖之下。这一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西南和华南等地区一直存在着众多的土司部落。历代中原王朝通常采用册封和安抚策略来管理这些土司部落，因为这些部落地处偏远山区，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挑战。
土司部落与朝廷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平衡关系。土司部落向朝廷效忠，按时纳税，并在需要时提供兵力支援，这在抵抗外敌入侵时尤为明显。然而，土司们坚决禁止朝廷进入他们的领土，朝廷对于土司领地内的资源如耕地、矿产和人口情况一直知之甚少。
这些土司部落在西南和华南地区形成了互相联系的半自治势力，一旦朝廷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联合起义。
例如，在明朝万历皇帝统治时期，贵州省的土司们曾爆发大规模叛乱，朝廷只能调动各地的精锐部队，花费多年时间才镇压下来。这显示了对于西南和华南土司部落，朝廷往往束手无策。
行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于元朝，并经过元明清三朝数百年的调整和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内陆各省的基本框架。然而，在明朝统治时期，贵州省的行政区划要小得多。
明清两朝的贵州省区划可以相互对照，明显可以看出贵州省的区划在明清两朝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直到清朝建立自己的统治并消除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南明势力，贵州省的区划才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对于西南和华南地区的土司问题，清朝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直到雍正皇帝登基后，他的宠臣鄂尔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改土归流政策，旨在解决西南地区土司的问题。
鄂尔泰成为云南巡抚，后来兼任贵州、广西的总督。他采用了一系列手段，鼓励土司们主动接受改土归流政策，对于愿意合作的土司，赐予爵位和赏赐，同时保留他们的财产和土地。
对于抵抗改革的土司，鄂尔泰则调集官军，进行坚决镇压。然而，他发现广西和贵州交界地区的情况极其复杂，难以有效管理。
因此，鄂尔泰在1727年提出上奏，请求将广西省的荔波县以及红水江以北的地区划归贵州省管理，形成了贞丰州，后来改名为贞丰县。
这片区域包括了长坝、桑郎、罗斛等地，贞丰县的形成是广西的六个县之一被划归到了贵州省的一部分。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后，贞丰州被废除，原有区划陆续组建了贞丰县、罗甸县、紫云县、关岭县、望谟县等五个县。
这些县区域原本属于广西，如今却成为了贵州省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地人们的口音、风俗等各个方面仍然与广西非常相近，这种历史的深刻影响依然存在。
鄂尔泰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出色的治理能力，因此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成为了雍正和乾隆两朝的重要官员。乾隆皇帝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治理方面胜过了其他重要官员。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各地的行政区划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和调整的。
这些调整往往受到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地独特的区划格局。贵州省与广西之间的区划变迁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政治考量。
贵州与广西之间的区划变迁反映了中国历史中地方政权的博弈和调整过程。历经朝代更迭和治理策略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贵州省的现代行政区划格局。
这一历史过程也展示了中国历史中地理、政治和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塑造了多元而丰富的地方面貌。在未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各地区划调整的历史故事，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地方发展与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