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十载战火的洗礼，中国自1927年南昌起义的烽火初燃，到1949年最终赢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这段历程不仅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与智慧，更在实战中逐步积淀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体系。
在常规作战策略中，我军深谙分散孤立之敌易于攻取之道，故而常采取先击其弱、后攻其强的战术布局。此策略之精髓在于追求敌军的全面歼灭，不留后患。为此，每逢战事，我军必先精心筹划，确保在决战之地拥有压倒性优势。
同时，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捕捉战机、在运动中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已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这种战术不仅能有效削弱敌军战斗力，更能通过缴获敌军武器来增强自身实力。即便在敌军休整之际，我军也常能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打乱敌军部署。长期以来，这些在战争中不断磨砺和完善的战术理念，已成为我军应对各种战争环境和敌情的宝贵财富。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未来战争的指南。
然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军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以往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屡试不爽的经验突然失灵。这场战争对我军而言，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考验。它要求我们在与强敌的较量中，重新探索并总结适用于新时代战场的战术经验。
当抗美援朝战争的号角吹响，180师作为志愿军的精锐之师，迅速响应国家号召，从四川出发，乘坐火车星夜兼程赶赴朝鲜战场。全体官兵怀着满腔热血和坚定信念，跨过鸭绿江，踏上了这片陌生的战场。自1951年3月起，他们便开始了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严密监视和狂轰滥炸，他们不得不改变行军策略，选择在白天隐蔽休息、夜晚急速行军。
因此180师总是趁着夜幕的掩护展开行动，同时需时刻警惕敌军空中的窥探与轰炸，使得每一位战士都背负着沉重的疲劳。随着1951年4月的到来，志愿军掀起了第五次战役的序幕，而180师也历经千辛万苦，几近抵达前线。此时，彭德怀已精心策划好战略部署，委派180师担负起后撤的重任，以确保我军主力能够安全转移。
然而，美军的持续追击给60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如同锋利的刀刃，将60军生生割裂，致使其陷入三面受敌的绝境。尽管形势岌岌可危，但军人们仍以坚定的决心迎难而上。
时间的指针拨至5月25日，60军180师在汉江以北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与军部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彭德怀闻讯后，迅速作出反应，命令181师和179师火速驰援。但令人遗憾的是，60军军长韦杰对于这一指令并未展现出足够的积极性，导致大量战士未能及时突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韦杰本人也因此被降职。
在随后的会议总结中，彭德怀难掩怒火，当众严厉斥责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在众人眼中，180师的失利无疑与支援的不及时密不可分。然而，韦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反思这场战斗的点点滴滴。
韦杰在生前深刻剖析了180师失利的根源，他坚决地指出：“一棍子打死他们不公平。”他坦承，当初未能识破敌军的诡计，导致兵力和火力分散，同时通讯的瘫痪也使得180师与师部失去了联系。此外，我军装备的落后以及后勤保障的不足，都是导致战斗力只能维持短短七天的重要因素。而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尽管如此，外界对于180师失利的看法仍然聚焦于领导层的指挥失误和政治动摇。他们认为部分领导人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贪生怕死的懦弱态度，给全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在志愿军庞大的队伍中确实存在许多建国后才加入共产党的战士，他们缺乏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此同时，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却是实力强大、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这种实力上的悬殊差距无疑增加了战斗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然而，无论历史如何评判这场战斗的胜负得失，我们都不能否认180师战士们所展现出的英勇与牺牲精神。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在战场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他们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
韦杰在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军事事业的研究与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为后来的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为军事理论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在特殊时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初心。1987年韦杰因病离世，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坎坷经历，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