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传播论坛顺利召开

第四届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论坛

曾铮书记指出，本次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华夏传播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推动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

厦门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杨机像指出，厦门大学不仅是一所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大学，也是中国大陆率先有组织开展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阵地。他强调应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传播学的角度去丰富中国本土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视角和思路，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体系化、理性化的支撑。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升栋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通过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当下时代的主要命题，也是每个传播学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林院长期待各位业界学界精英、资深学者和主编在此次论坛上发表富有洞见的发言，为实现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谢清果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厦门大学华夏传播研究40年的光荣与梦想，并指出华夏传播研究坚持“中华文化立场 全球传播视野”。谢教授着重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我国核心战略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华夏文化传播的广阔舞台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理论，不仅是我们正积极投身其中的实践行动，更是对当前时代需求所做出的积极而深远的回应。

第四届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论坛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洪浚浩教授在题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任重道远》的发言中，强调了加强国际传播效能研究的重要性。洪教授通过“本质”“受众”以及“目的”三个维度对国际传播进行了定义。通过对当前国际传播困境的分析，他指出国际传播并非仅靠先进技术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与人的传播，其中新闻传播是国际传播的突破口。

在题为《宋国人为什么那么笨？——中国古代“愚宋”现象的传播史探究》的发言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潘祥辉教授，围绕宋国人被刻板印象化为愚笨形象这一历史现象的固化与沿袭过程，展开了深入剖析。潘教授从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的独特视角出发，辅以大量详实的实证考察数据，深刻揭示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偏见与歪曲形象的形成与固化，实质上都是话语权力背后软实力博弈的微妙体现。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朱杰作题为《河西宝卷与多民族共生交融——从数字档案记忆出发》的分享，朱教授表示，宝卷是河西走廊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媒介。它的方式包括底本文字、手抄、木刻以及说唱，既有说也有唱、曲调。传播内容和载体的演变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素，也能够清晰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传播特点。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张淑华在《苦难中开花：黄河文化形象的媒介记忆及其再生产》的发言中指出，透过媒介记忆的理论视角，探究黄河文化形象在社会历时性发展中的特征及其与现实情境的关联，不仅有助于在当下重新提炼和省思黄河文化的意义内核和时代价值，亦能够为当代在公共传播视域下推动黄河形象的媒介记忆再生产提供经验启示。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马梅通过对《向外发布与在内感知的叠加效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在地化策略》的分享，指出通过“在地化”的方式探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对于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义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视角，在维护自身文明阐释框架的同时，我们更应积极探寻不同文化背景间的交汇点和共鸣之声。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苏俊斌在《从物质交往视角看“茶”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传播》的发言中，从物质交往的视角指出物质交往促进了与之密切联系的精神交往。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的“茶”，在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物质交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彼此的精神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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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素白主持了“华夏传播学的历史溯源与当代实践”的下半场主题报告。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连水兴，在题为《闽南文化的全球化意义与国际传播传统》的分享中，以闽南人士吴朴的生平介绍为引子，从历史视角指出闽南文化之所以能在全球化时代占据一席之地，关键在于其恰逢大航海时代。连水兴教授在分享尾声着重强调，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应当秉持文化自由的开放视野，聚焦并珍视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以此为透镜，重新校准观察中国、世界、人类及全球化进程的视角，力求在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中，挖掘更深层次的全球意义与连接。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范小青教授，在《“两个结合”视阈下的非遗数字化传播、传承与转化》的主题分享中，从两个维度——非遗面对“数字化”的挑战以及“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认识误区，重新审视了非遗与数字化之间的关联。范教授强调，非遗的核心特质在于其多样性，这一多样性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更是我们文化生命力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如果能将非遗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将极大地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最后，范教授指出，非遗数字化的传播旨在展现文化的独特魅力，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在这一传播与体验的过程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应当被充分重视。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红作题为《手的姿态：人机互动的汉字书写及其后人类批判》的分享，基于互联网中的汉字问题，李红教授指出在互联网人机交互维度上，人机交互更多地是针对语言操作层面展开。从华夏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将华夏传播研究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即穿透当前传播现象展现出当下的认知潜力。此外，李红教授指出无论是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还是符号学研究，都忽视了书写层面的问题，从而指出“手”在建构心灵与外在世界关联中的重要性。

浙大城市学院青年英才，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副教授姚锦云作题为《口口相传还是书于竹帛？——对儒家思想以〈周易〉为中介传承的媒介学考古》的分享，他从儒家思想流传最艰难的三四百年中探索儒家思想的流传路径。姚锦云副教授指出儒家并非依靠最坚固的媒介和物质载体传承，而是以周易为中介，基于书写文本的口口相传去传承儒家思想。基于此，姚教授指出真正能起到传承作用的媒介并非处于底层的物质载体，也不是最先进的技术或最基础的语言和文字，而是需要在这三者基础上结合出一种符号形式。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夏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副教授刘大明围绕《解释权力：中国古代法制媒介传播模式》进行分享，他指出在社会中权力既具体化，也形象化。刘大明副教授通过围绕古代中国法制传播的媒介形式与权力运作展开讨论，通过分析法律的传播机制揭示权力的表达与建构方式。他指出这不仅能深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理解，还能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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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主编段吉平介绍了期刊栏目和一些重要会议，她指出一定要先关注期刊的投稿要求再进行投稿，并鼓励博士生积极投稿“博士生新论”专栏。

《福建师大学报》副主编林春香介绍了该刊物的基本栏目设置，她提到从“双创”或者文化的角度而言，该刊物既有专业刊的优势，也有综合刊的灵活之处。她强调了借助其他学科方法扎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重要性。

《江汉论坛》副主编张卫东认为文章的关键在于质量。他强调做学问应该跟随时代步伐，服务回应人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做的学问才是活的学问，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出版》副主编袁舒婕再次强调了解刊物要求对于投稿的重要性。她建议青年学者不必一定追求大而全的东西，小而美的作品反而更容易找到更加适合的发表平台与机会。

《厦门大学学报》的责任编辑廖哲平认为，无论是构思立意还是具体展开写作，本质上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仔细观察并理解他人的观点与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对外传播》编辑部副主任谭震建议青年学者开辟自己的赛道，根据自身兴趣和年龄特点，多关注游戏方面的国际传播、跨文化炒作、与海外受众的共情传播和情感传播。

《传媒观察》责编江潞潞基于该刊的收稿情况指出部分文章存在传播学学科属性不足、选题陈旧等问题，并呼吁大家对自己的研究抱有更负责任的态度以实现编辑、作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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