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和变化，而“中国早期洋风画”中就蕴藏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信息。银川当代美术馆珍藏的208件（组）清代洋风画，正是这一场绵延数百年的中西交流在艺术领域的产物，同时也承载着“图像证史”的重要意义。想要深入了解清代洋风画产生的背景，就非常有必要走进一段“西学东渐”的历史。
10月22日，银川当代美术馆特邀请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吴义雄老师，开展“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口岸中西交流的时代特征”主题讲座，带领大家一同开启绘画作品背后的历史图卷。
吴义雄教授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西交流的时代背景”、“中西交流的内在逻辑与议程”、“中西交流的成就与本土回应”三个部分展开了对“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口岸中西交流的时代特征”的讲述。（以下文字节选了讲座的部分内容，讲座全程直播可进入美术馆视频号“直播回放”中查看）。
16世纪以后，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早期全球化浪潮逐渐将中国卷入，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兴起。但这种交流在18世纪初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萎缩。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对华贸易快速增长，美国独立后也很快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国。经济交流的持续发展，导致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新的格局，在19世纪前期形成继明末清初而起的第二次高潮。西人在商业上和对华关系上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议程，使其带有异于既往的明显时代特征。同时也应看到，文化交流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和历史脉络，因“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从广州向其他通商口岸扩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知识流动和体制移植。这一历史趋势也首先在广州等通商口岸地区，引起中国本土力量以不同方式进行回应。
《澳门南湾全景图》1849-1851年
布面油画，42.2*141cm
银川当代美术馆 藏
《广州商馆区风景》 1840年
淡墨水彩，36.7*57.1cm
银川当代美术馆 藏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肖像》 18世纪90年代
布本油彩，167.7*114.2cm
银川当代美术馆 藏
商业发展导致了对语言沟通的需求,而掌握异族语言的过程，也是唤起对其社会文化研究兴趣的过程,19世纪前期很多以英文撰写的中国研究作品陆续问世,但随着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所带来的商业发展与意识形态的碰撞,以史地为主的中文著述出版策略走上历史舞台，形成了“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也开启了“中国开门”的目标与文化建构议程。作为新一代文化交流促进者的西方商人-新教传教士组合，以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机构、学术团体、传播媒介、出版物为工具，以英美国内及其殖民地城市为网络，在19世纪前期推动的文化交流的多项议程，在相当大的程度受到了贸易全球化潮流的影响，表明在那个年代，文化交流的趋势、商业、政治逻辑是相互结合的。
“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口岸中西交流的时代特征”
《英国四桅帆船尤洛米号》 1894年
布本油彩，65*88.6cm
银川当代美术馆 藏
发生于通商口岸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引起中国本土力量的反应，首先便是对语言人才的大量需求。而这种持续扩大的需求，又使得广州、沿海等地不断有青年到英国、美国学习语言，并最终在通商口岸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本土也会有对域外世界史地知识的寻求。诸如《广东通志》、《海国图志》这类有关海外世界的早期本土作品应运而生，还有多种有关海外世界的作品不断出现，但多起源于通商口岸广州。
《十三行总督伍秉鉴的肖像》1830年
布面油画，64*48.9cm
银川当代美术馆 藏
自清朝中晚期至今，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及碰撞的历史成为诸多领域研究的核心议题。时代交汇之际，晚清时期的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多元形态和流变过程，在中国早期洋风画作中也得以佐证和记录。吴义雄教授在讲授过程中引用了数张银川当代美术馆珍藏的清代洋风画，图文并茂，使听众对“西画东渐”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了更确切的理解，也为书写这一段特殊的中国艺术史提供了更多的角度。
“视觉的调适-中国早期洋风画”展览现场
讲座的尾声，银川当代美术馆贴心地准备了吴义雄教授的著作，回馈积极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现场氛围热烈，大家满怀热情，围绕相关话题纷纷向吴义雄教授抛出提问，一场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随之展开。面对现场和直播间观众的问题，吴义雄教授不仅逐一细致解答，还在赠与每一位提问者的书籍上亲笔签名，以此作为知识传递与情感联结的桥梁，让这次讲座成为了一段难忘的文化记忆。
现场观众提问
吴义雄教授现场签字赠书
“早期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口岸中西交流的时代特征”
主题讲座现场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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