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OpenAI的掌门人山姆奥特曼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他所说的全民基本收入，通俗地讲，就是：AI干活，即使人类不干活，也能领到一份收入，保证基本的生活。
他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掌握先进 AI 技术的人会创造更大的财富，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加剧贫富分化。他所推崇的虚拟货币项目，世界币项目，让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红利，无论贫富都领取一份特定的薪酬。这些钱可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后，就可以靠兴趣，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发挥自己的特长。
他的这个理念，是他作为全球科技领先企业家，在目前AI加速发展改变人类世界，同时又加速贫富分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所提出的大胆的社会探索方法。
笔者在网上查询了一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又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政府做出的每月或每年为其管辖区域内的全体公民或居民提供一笔固定收入的保证，这种保证会覆盖有关区域内全体具有合法身份的公民或居民，不附加任何额外条件，可终生连续发放。
而全民基本收入并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6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已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最低收入”概念，在此基础上，之后的学术界也一直都有关于对国民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的讨论。但全民基本收入真正从纯粹的学术象牙塔走向现实的政策实践，并且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和争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密切相关。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弊病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在民众中所引发的失望和愤怒情绪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兴起。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复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带有“乌托邦”式的制度尝试重归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截至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
针对长期困扰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和高失业率问题，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构想。这一构想在当时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视为荒诞不经的观点而乏人问津。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带来挑战，近年来这一想法不仅日益受到西方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且还获得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被以小规模实验或简化方案的形式率先引入。
其中芬兰从2017年1月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从领取过失业金、低保金的人群中抽签产生大约2000名25—58岁之间的芬兰公民，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无条件提供的每月560欧元基本收入，两年时间里他们将无法再获得失业金或者低保金。不过，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仍然可继续领取。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一直主张全民基本收入，在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国民基本收入”计划。2018年12月30日，包含国民基本收入计划的2019年预算案正式通过。根据法案，月收入低于780欧元的公民可以获得相应数额的“国民基本收入”，使月收入达到780欧元（例如，符合条件的月收入600欧元的申请者，将获得每月180欧元的补助）。该计划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获得“国民基本收入”最长不超过18个月，在到期一个月后可以再续18个月，预计将有约130万个家庭受益。意大利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因为其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要求和其他诸多条件，但其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理念已经很接近了。
荷兰从2017年开始在乌得勒支（Utrecht）等多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美国加州斯托克顿（Stockton）也在进行一项全民基本收入试验，在18个月期间为约100名斯托克顿居民无条件提供每月500美元现金，参与者必须居住在中等收入或低于城市中位数的社区，但对参与者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没有限制。
瑞士在2016年6月举行的全民公投尤为值得关注。根据提案，瑞士政府将向每位瑞士公民以及在瑞士居住５年以上、有合法身份的外国居民发放基本收入，且无任何附加条件。其次，一旦提案得到通过就会正式成为法律，不存在过渡性或临时性的安排。最后，根据这一提案，瑞士政府打算每月固定向每名成人发放２５００瑞士法郎，每名儿童每个月也可以得到６２５瑞士法郎的收入。虽然这一提案最终未获通过，但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一提案获得了瑞士近1/4选民的认同。
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加速发展，机器逐渐的替代了越来越多的原来由人类做的工作，比如各种收费员、流水线工人等，以后随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等类似智能化机器的大规模量产，不只是工业、农业，甚至服务业中的许多岗位比如家政服务员、快递员、司机、银行柜员等也会被取代。
或许，以后绝大多数的人类社会工作岗位终将被机器取代，人类从各种的体力劳动、重复性劳动中被解放出来，少部分人类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劳动，而大多数人类因为工作岗位被替代，不能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而成为对社会没有“价值”的群体。
但是“人”这种生物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天然享有生存权！为了社会的稳定，大多数人类虽然工作岗位被取代，也是需要有收入来维持基本的温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应该向他们发放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收入。
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的财富。而这增加的社会财富不能只分配给少数社会精英、技术精英，全社会的成员都应该享受到这部分因科技发展增加的社会财富。
这种的分配方式，本质上还是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以及广谱性福利政策的混搭！跟某些网友说的按需分配完全不是一个逻辑。
因此，靳老师认为，我国应该尝试建立“全民基本收入”类似的政策，把这项政策纳入到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不只是参考疫情期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居民无差别发钱的措施，而是真正应对人工智能科技全方位取代人类社会工作岗位带来的社会变化可能性。“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商业化落地替代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标志性事件，以及在可以预测的后一段时间将会越来越多出现的类似机器取代人工的事件，提示我们实施这项政策措施的时间点可能越来越近了。
但是我们还显然没有做好对这项政策的心里准备和理论建设，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以后“全面基本收入”可能会是常态化的政策实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