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原稿超4万字的自述，讲述了作者被女权社群伙伴孤立与排斥的整个过程，伴随着作者漫长无尽的创伤情绪闪回，写就于风暴过去一年以后。它并非檄文，而是自我疗愈的出口。郁乌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下平权运动里难以言说的暗面，有关社群内部非单一偶发的暴力如何生成、又为何一再地复制。如何避免共同愿景的连接产生的力量沦于对同行者的暴虐残忍，值得深思。但对于亲历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第一步。郁乌说：“无论如何，我没有一走了之，我尽到了表达的责任。
五一假期，我要去成都一趟办事。出发前夜，我开始疯狂打退堂鼓，最终因为退票手续费太贵，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飞机从昆明的蓝天起飞，穿过云层，落地成都。我马上感觉整个人都不太好，胃里一阵难受。
平心而论，这可能是成都最好的季节，有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座城市时喜欢上的一切。走在玉林街头，串串、冰粉、折耳根、炸洋芋，阳光的温度和食物的气味都太熟悉。也许由于感官敏感，我对一个场景的光线、气味、温度、湿度总是印象深刻，它会逆向唤醒我的身体记忆。而如今面对这物是人非的光景，我感到窒息。
原本今年年初，我搬到了云南的一个村子里居住。在村里，我每天醒来后就能起身，拉开窗帘与阳光见面，喂鸡、浇菜、吃早餐、练棒铃，做完这一切坐到书桌前，才十点。时不时接待从远方来村子里玩的朋友，偶尔和小伙伴去攀岩、攀树，生活看似忙碌而惬意。去年在成都一个女权社群（下文简称A社群）里受到的创伤仿佛成为了前尘往事。
在村子里的喂鸡日常
如今，这个表面平静的节律被一次“回到过去”的行程打乱了。
我感觉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钉子，把我的一部分钉在了那个时刻。去年发生的事情，每一个细节依然如此清晰，在我的脑子里一遍一遍地重播。不重播的时候，就在一遍一遍演练，我该如何回应。我无法活在“此时此刻”。和新朋友一起去做开心的事情，一部分的我悬在半空中，在默默地观察，无法投入。本来就内向慢热的人，在别人看来应该是更冷漠了。
我想随着时间往前跑，而我的一个脚跟被钉在原地，我越是用力往前跑，越是血肉模糊。我只能回去，只能回去，看看能不能把它拔出来。
2022年5月，我为躲避广州疫情，也为参加一个山地户外领队培训，到成都游历了一个月。由于以前与M在广州就相识，到了成都便得到她的一些照顾，还认识了一些A社群的人。A社群是一个无实体组织的女权主义者社群，边界模糊，由较为亲密的朋友关系连接构成。里面的伙伴会参与不同的行动小组，如摇滚圈反性骚扰、女性脱口秀、反家暴小组等。大家通过线上群聊彼此联络。A社群核心成员另外还有个小群，由M及其伴侣、几个紧密的伙伴组成，大家频繁聚会、约饭，生活联系非常紧密。
在那次去成都之前，忘记具体时间了，M曾联系我，询问我所在的一个广州女性户外爱好者社群（下文简称Z社群）的组织经验。可能是看到Z社群的组织形式不错，徒步活动能够吸引人，在山里可以交流讨论，户外活动又自带赋能属性。
恰好在同期，参加过Z社群徒步活动、当时身在上海的朋友E也有意在当地做女性户外活动。于是我约了一个时间，跟成都、上海两拨人一起，做了一次小型的线上分享，讲述几年来Z社群组织活动的方法。从一次活动如何分工如何招募，到徒步过程中使用对讲机、“两步路”App，事无巨细。但是分享过程中，我发现M与A社群的另外两位伙伴，自身户外徒步经验很少，可能还不足以做领队带队，保障参与者的安全。我建议她们先多参加商业队伍的户外活动积累经验。毕竟在户外领域，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而后我来成都期间，M拉上我和几个对户外有兴趣的伙伴，我又拉上了Z社群的一个成都伙伴及其几个朋友，我们一行大概10个人，进行了第一次的探路徒步。在过程中，我们给这个将要诞生的户外小组想名字，最终伙伴S提出的“怪力”获得一致通过。
在这第一次探路徒步中，M与另外两个伙伴依然没有什么山野徒步的经验，比较有经验的是伙伴H。从怎么使用对讲机，到怎么拿登山杖，我进行了一些教学，我对“怪力”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能想到，后来M决定“单方面结束朋友关系”后，就能没有任何通知说明地，让人把我踢出“怪力”的微信群。
但在当时，M与A社群的诸位伙伴对我颇为关照，成都相对宽松的环境、多元的艺文空间也让我心生向往。后来，我有了秋天搬到成都、并在成都尝试运营线下空间的想法。
2022年10月，我清空了广州的住处，把自己的物品卖掉、送掉或搬回老家。来到成都，找房子租了下来，筹备“郊游造作”手工工作室，把一个空空如也的套二用最小成本布置成可以做活动的状态。朋友E陪伴了我找房子的过程，我还获得了A社群很多闲置物品帮助。那个时候，我还跟朋友感慨：“A社群的人真的太好了，刚认识就给我这么多帮助，好得简直像一个教会一样。”没想到一语成谶——“好得像教会一样”的人群，排除起人来也像教会一样，激烈而惨痛。
专注筹备“郊游造作”的同时，我偶尔会参与“怪力”的徒步活动。我曾跟M说过，我不太想参与“怪力”的核心工作组，因为里面的人际关系有点复杂，而且我有别的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怪力”的活动方式跟广州Z社群太像了，我不想同样的事情做两遍，我想要探索新的事情。
在一次活动中，我原本作为参与者一起去徒步，领队是伙伴S，过程中我们走错了路。当时我在S旁边，S跟我商量该怎么办。作为在场相对有户外经验的人，我意识到走岔路的这个小分队可能得依靠我带出去了。我心里也没有底，只能看着“两步路”App的轨迹方向，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斜切回了原轨迹中的路线，下山跟大部队汇合，虚惊一场。
在那次之后，我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又变成了怪力的领队之一，成为核心组的一员。
2023年3月11日，“怪力”举办上元古道徒步。
活动前，我开车与M、HH去探过路。然后我们发布活动，包车带着参与者大部队上山。
探路期间就出现了一个小矛盾。下过雨的山间小路有点泥泞，不太好走。9km的小环线，还没走完，M和HH就想折返了。我说，我想把它走完。M和HH表示妥协，我们就继续走。结果后半段更不好走，我们走得很艰难，也许她们觉得被迫听我的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9km的小环线，对于一日徒步来说，是很短很轻松的路程。而且探路嘛，就是要搞清楚路线情况，开车到进山口单程一个半小时左右，“来都来了”，只因为路有些泥泞就不走完，对我来说感觉难以接受。
但是我没有详细解释我的想法，我只是说：“我想把它走完。”
我想，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在没有很大阻力的情况下，“来都来了”、“想把它走完”是不言而喻的。我发现，跟她们之间并没有这种共识。在很多次分享Z社群的经验的时候，我都会提到：最好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来做社群，只有自己真正热爱，真诚地分享，才会有足够的感染力让更多的人也感兴趣，也爱上它。可是，对她们来说，徒步似乎只是一种活动载体而已。与M关系最紧密的几个伙伴日常会说，“真的不喜欢爬山，又脏又累”什么的。也许，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埋下一些分歧。
因为核心组里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好几个人之间有相处问题，还跟最核心的几个人没有共同的热爱做基础，我又想把时间精力用于探索新的事情……我再次感觉不想待在“怪力”核心组了，便提出退出小组。我说，以后希望可以作为参与者参加徒步活动，如果有机会，“郊游造作”和“怪力”也可以合作做徒步。在此之前，处理内部冲突时，M与两名核心伙伴写了一个声明，伙伴H感到被霸凌，决定退出“怪力”。在此之后，由于不喜欢核心组“一言堂”的做事风格，伙伴S也退出了“怪力”。
上元古道活动开始前，我想参加这次徒步，便询问了M。由于我参与了探路，M表示我这次还是以领队身份参加。HH是活动的统筹，并且作为领队走在前面。我在中间机动，顺便负责摄影，过程还算顺利。走在路上时，我一度和参与者Z相谈甚欢，还相约以后到她家吃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我会和Z成为更亲近的朋友，在社群冲突发生后，掉到低谷时的我向她倾述，一定程度上是她接住了我。而我的事情又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她的事情，连带她也成为了被排除的人。
2023年3月11日，“怪力”上元古道徒步，我负责摄影。
因为没有参与活动前的分工会议，徒步快到尾声时，我询问M，有没有计划好结束后大家到哪里去吃饭。M说，HH想结束后到M家去看电视，所以没有安排，让大家自己去吃饭吧。
结果，徒步结束并坐巴士回到城里时，大家又累又饿，决定还是一起去吃饭。吃什么呢？下车后，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决定吃牛肉火锅。我去附近上了一个洗手间回来，听说已经改成了砂锅米线。由于体力已经耗尽，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打开群里分享的定位导航，往目的地骑去。路上遇到了大部队，有人把一个装了很多个登山杖的袋子、一个装了鞋子的袋子、好像还有一个不知道谁的包放到了我的车把上。我先行到达砂锅米线店，人很多，我占了一张桌子后就无法分身去点吃的了，苦苦等待她们过来，期间还得跟几波想来拼桌的人解释，说我们有很多人。等了半天，结果她们在群里说，已经在路上随便进了一间店吃了。
我瞬间就很崩溃，气到想把她们的东西都扔了，自己回家。怎么会这样擅自变来变去呢？说好了要来这里，就差两三百米了都不走过来。
没有办法，我还是得扛着大包小包，折返回去找她们。那个装了很多登山杖的购物袋比较浅，登山杖比较长，重心不稳，路上洒了好几次。我又要放下其它的包，蹲下把一地的登山杖一个个捡起来、重新背起包，再出发。两三百米的路像走了一辈子，一肚子的委屈和难过，强忍着不要把登山杖和鞋丢进垃圾桶、自己打车走掉。同行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过来看看我这边什么情况，来接一下东西。到了她们半路进的店里，看到她们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已经吃光了两盘菜。
情绪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我卸了力，把装满登山杖和徒步鞋的袋子们丢在了地上。
M和HH一惊，过来捡起了东西，在餐桌边腾出了一个位子给我坐下。
接下来的吃饭时间，她们聊起了别的话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埋头干饭，没有加入聊天，也没有再说什么。只不过，期间去边上盛粥还是拿蘸料的时候，听到HH在用脏话骂我。
那次发生冲突的活动聚餐后，我们各自回到住处。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冲突。我想，等过几天大家冷静下来，再见面时，会聊一聊发生的事情，会互相道歉，说一下以后要注意的点。我和M在广州几年前就认识，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我想，我们的友谊基础是大于“怪力”小组合作的。即使我退出小组了，我们依然是朋友。晚上，我整理好了当天拍摄的活动照片，发到了活动的微信群里，“怪力”核心小组的伙伴只有S有回应。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在A社群里说话，M及其关系最紧密的几个伙伴没有再接过我的话。
我有了一点被孤立的感觉。
过了大概一两周，我又想去户外徒步了。想到她们最近在群里都不回复我的话，我另外约了几个喜欢徒步的朋友，一起去乐山桫椤峡谷徒步。回程时，我在乐山市区买了一些当地特产甜皮鸭。我在A社群的群聊里问：“有没有人想来吃甜皮鸭？”M及其核心小团体依然没有人回复，不说来，也不说不来。
后来我才知道，M看到我和另外的朋友去徒步的朋友圈后，马上联系了有跟我一起徒步、并不在A社群里的一位朋友，告诫她不要再与我交往，说她“不想再为我的信誉背书”。而我和那位朋友根本不是通过她认识的……我想，M真的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也许因为她真的很有影响力吧。
我曾看过新京报对戴锦华的一个访谈，她提到：“作为一个行动者，我相信我的动员力。但动员同时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拥有影响力、话语权的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权力保持警惕才是。我们做行动的人，日常会思考如何做活动、做宣传，如何传递观点、影响更多人，却鲜少提到“对动员力保持警惕”。
我觉得一个人不想和另一个人继续做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想要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看法、都不再与一个人做朋友，这不是关系攻击是什么？
有一天，是成都难得的晴天，我在A社群里问：“有没有人想一起去公园玩飞盘？”只有伙伴X响应了我。我们到了公园，一边玩飞盘一边聊天。X告诉我，A社群对待她的方式，触发了她在小团体中被霸凌的创伤。我跟X说了上次活动后的冲突，以及我最近有点被孤立的感受。X也告诉了我她的经历。
在2022年5月我第一次来成都时，X是会常常出现在社群的聚会活动中的，而我在那年10月搬过来之后，就很少见她出现了。有一次X在做她的艺术展览活动，把介绍链接发到了群里，我看到后就和朋友E一起去参观捧场，但没看到A社群的其它任何人出现。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我曾问M：“为什么X不怎么出现了？”M说：“她忙着谈恋爱呢！”
对亲密关系有需求、“喜欢谈恋爱”在A社群往往是一件会被揶揄的事，似乎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把伙伴当成家人，才是最正确的。
X叹了口气：“如果一起玩得开心，怎么会不再一起玩呢？”
我回想起了很多事情。
这些年来，从广州到成都，在M及其关系较好的一批女权行动者口中，听过不少对于其它行动者及泛女权社群伙伴的负面评价。用词包括不仅限于“这人很烂”、“非常糟糕”、“情感虐待”、“控制”、“暴力”、 “巨婴”、 “内心空洞”、“无病呻吟”……我粗略列了一下，仅仅我听过的都有不下二十人。里面不乏多年来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性别平等领域做着行动的人。以前我有全职工作，并未深入参与社群生活，也不了解那些被评判的人，听完半信半疑，但是会隐约对此人产生不信任的感觉。这些具体的事情要是说出来，牵扯得也太广了。我并不想引起纷争，凭记忆写了一些，又删掉了。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这样的：社群里的原本关系密切的甲和乙产生了矛盾，甲就跟朋友丙、丁倾述。丙和丁属于社群最中心的小团体，跟甲关系更亲近，ta们安慰甲，说甲没有做错什么，是乙很有问题，一直在“控制”和“剥削”甲。渐渐地，甲也认为需要远离乙。甲、丙、丁对乙的负面评价互相强化和印证，进一步开始提醒社群其它伙伴，乙逐渐被孤立和排除出社群。
被排除的人往往没有防备，一些人再无意加入新社群，回到原子化状态，孤立无援，陷入抑郁之中；一些人逐渐找到新的领域，在新的环境重建社交网络，渐渐地“走出来”，重提旧事依然心有余悸。
这已经像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一种有渊源的传统。看见这种模式之后，我的感觉从跟朋友闹矛盾的难过，变成了脊背发凉的恐惧。我特别能想象她们在背后会怎么议论我。在一个私下的聚会里，大家兴致勃勃地吃着喝着，介绍新朋友互相认识，看看剧，玩游戏。有人不经意间提起我，或提起“郊游造作”，“知情者”马上说：“避雷！别去！这个人不行！”新朋友问：“怎么了？” M细细道来：“这些年，遇到太多烂人了！”
为什么我能想象这样的场景，能想象到议论者清晰的神态、语气、动作？因为我曾在现场，我曾是那个“新朋友”。在事情轮到我头上之前，我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可是，这不是偶发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我没有信心能解决问题，改变由来已久的风气。那个时候，如果我对自己犯的错再三道歉，也许我还能回到核心小团体里去。但我已经不想回去。我决定就此契机离这个社群的中心远一点，保持距离，做一个边缘人。
只不过我没有想到，她们没有允许我“保持友好的距离”。
在成都运营“郊游造作”的时候，我认识了G。
“郊游造作”初始定位是手工工作室，一个场地、一个空间。但由于资金投入很小，“郊游造作”在一个不临街的楼房里，没有太多相应的软装和布置，单单作为一个“场地”并没有优势。于是自然而然地，我又自己组织起了活动。
2022年7月，我人在广州，已经在构思这个空间的名字和logo，还做了一幅版画。
我找过的活动合作者很多，在公众号和活动过程中也从未讳言有其ta人的想法、参与和贡献。G是来得最多的一个。后来，她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活动想法，我们一起把想法落了地。在2023年初，春节期间，G到广东游玩，我带她参与了一些广州Z社群的活动。后来，我要带着猫自驾回成都，G与我们同行，旅途中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确定了开放式的恋人关系。
在我决定远离成都A社群的中心之后，G的处境就变得很微妙，夹在了中间。这是G遇到的第一个女权社群，她有很深的情感依赖。
2023年4月1日，X提议去看安岳石刻，我们分别开车，她带了几个朋友，我顺便带了一个女司机陪练的活动。同一天，朋友J进行搬新家后的暖房聚会，G去参加了聚会，参与者主要是A社群的活跃成员。晚上，G回到我的住处，情绪很不好。
她跟我说，在暖房聚会之中，M等人劝她离开我，说我在控制、剥削她。然后，A社群开始了一场对我的“批斗会”，一个一个人轮流讲述跟我相处中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其中，只有J表示还会继续和我做朋友，另一位伙伴D全程没有发言。听说发生了背后的“批斗会”，我既感觉不出所料，又感觉击穿底线。G表示，她的脑子很乱，需要时间整理思路。
4月2日，我和G按计划准备“郊游造作”的一场观影会。中午，在活动即将开始前，G开始询问我，以前在广州时曾经跟伙伴发生过的冲突。她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感觉像是被审问。M说我之所以到成都去，是因为跟广州的伙伴都相处不好，“在广州混不下去了”。
这不是事实，我在广州有很多朋友，有最能支撑着我的后盾一般的Z社群，但确实也跟一两位伙伴有过不愉快。回忆着以前的事情，承受着伴侣的质问，我情绪崩溃了。
我说：“等活动结束后再聊好不好？”很快，活动参与者们到了，我调试好投影仪，按下播放键，就躲到厨房角落里蹲下，陷入了冻结。我想，G应该会来看看我的吧。可是一整部影片的时间，她并没有过来。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最需要关心和支持的同时，她也感到愤怒，觉得我不陪同观影、不负责任。观影结束后，G开始主持映后讨论，我强迫自己站起来回到了客厅。讨论环节，G邀请我发言，我拒绝了发言，于是这中间嫌隙变得更大了。
当天晚上，G说要回她的住处冷静一下，而我去了在我家附近的Z家，找Z聊天倾诉。Z是一个语言表达能力很好的朋友，好到有在开“表达课”的那种。Z的本职工作中，有一项就是给公益机构的项目做督导，包括调解一些冲突。听完我的倾诉，Z表示有意愿做一个沟通的桥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觉得很感动，但也不抱太大期望，因为，Z不知道的是，她也是M曾说过“不喜欢”的人。
不久，我和G看到了美国女权主义者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无架构的暴政》。我已经忘记是谁分享给我的，看完之后，我们感到极大的震撼。一位别的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在五十年前发表的文章，竟然如此契合我们的社群现在的情况。
后来，G表示相信我不是她们说的那样品行的人。同时，G告诉我，伙伴D认为那天晚上她们在背后开批斗会的做法很不妥，打算去找M等人沟通一下。
我对D的勇气感到非常震动，但仍然不看好沟通的结果。要知道，因为跟核心小团体中的另一人有亲密关系纠葛，D也曾是被M们大肆评判的人之一。果不其然，D反馈沟通结果是：M们毫无反思的意思。D表示非常失望，决定从此离开社群。
有一天晚上，我和G、D、J见了面，商讨应对方法。我们初步的结论是：不宜把矛盾进一步激化，她们应该也不会一直到处说，等过一段时间情绪过去了，应该就会冷静下来了。聊完之后我开车送D回去。我记得那天晚上下着雨，黄色的路灯、红色的前车尾灯在车前挡风玻璃上晕开，G坐在副驾驶，我们握着手，她为A社群伙伴对待我的方式愤慨不已。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我依然感激她曾经支持我。
可是，事情并没有因为我本人的不在场渐渐平。我感觉到，一个情绪的漩涡正在那个社群里发酵，而且不断地把漩涡边缘的人卷进去。它脱离了我存在，似乎因我而起，却已经与我无关。
G一直夹在我和社群中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好像被迫要做出选择。她一方面想要相信我不是她们口中所说的人，一方面又依然需要社群的支持。她需要审查我们的关系，被迫怀疑我、怀疑社群、自我怀疑。后来，她选择了离开我。我明白，我和G的分手首先有我们自己相处的问题，而这之外，我不知道跟A社群对我的孤立有多大的关系，但我不相信没有关系。我在私下的沟通中做了很多的解释，我感到无法为自己的人格自证，我非常心碎。
2023年6月初，我约G打电话，就“郊游造作”的运营开例会。由于我们的开放关系协议第一条是“公私分明”：不因亲密关系的变化影响合作关系。我很想遵守这一条约定，因此积极主动地找她讨论工作的事情。
例会的习惯是从4月份开始的。
在4月1日的批斗会中，有人指出我对外介绍“郊游造作”时不提G，有意让人以为是我一个人在运作。这是她们说我剥削G、隐藏她劳动成果的证据。这不是事实。在G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之后，应该很多参与者都能证明我确有提及她的角色，包括在她从未参与过的“女司机陪练”与徒步活动中也会提起。不过，我对口头的自我介绍有一些困难，包括对“郊游造作”的介绍，我不会每次都说得很完整，也有没说的时候。而由G主持的读书会和观影会中，话筒并不在我手上，我又怎么有机会说是我一个人做的呢？
但我也许低估了“郊游造作”在G心目中的重要程度。我意识到，在G越来越多地参与设计“郊游造作”的活动之后，这已经不是我独自在做的事情，也有她的一份。于是，在询问过G往后的参与意愿后，我提出了一些改善方案：一是加强沟通，每周定期开例会，共同商量我们的工作计划；二是确定我们之后的分工，并统一对外介绍的说法——“郊游造作”目前是我们俩一起在做，我主要负责手工和户外部分，她主要负责读书会和观影会；三是，如果她觉得有必要，可以专门发一篇推文来介绍目前的两位主理人。
关于一、二两点建议，G表示同意。第三点她没有表示有必要。
时间进展到6月份。这次电话例会的前半段在聊后续的活动安排、分工等等，还比较平静。后半段，G又开始问我各种问题，有一些是我实在无法回答的、涉及到第三方要求保密的事情。最后G提出，她觉得我们之间信息不对等，不透明，决定要停止跟我一起工作。我感觉，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信任感的崩塌。当你不再信任一个人，看哪哪都觉得有问题，很难再一起合作。
我只能接受。
不久后，我去了北京，参加跟几个朋友一年一度的聚会。
事情发酵得最严重的时候，正是我在北京的期间。“小鸟与好奇心”对我的一篇访谈文章预备发出。
这篇文章是朋友Y推荐“郊游造作”参加“小鸟与好奇心”主编发起的“接力访谈”。这个项目寻找的访谈对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公共性的人，形式是由上一个访谈对象介绍下一个访谈对象，形成“接力”。
跟编辑联系上后，她跟我说，她想做的是个人访谈，不是机构访谈。“其实就是聊天，不是采访。”她说对我的徒步和攀岩经历比较感兴趣，担心两个人一起的话聊起来不太顺畅，也对另一个人不太礼貌。听起来她更想只跟一个人聊。当时G就在我旁边，我征求了G的同意后，跟编辑说：“那就我一个人聊吧。”后来，我自行与编辑约时间，完成了谈话。
而后我在北京期间，“小鸟与好奇心”编辑写完了稿子，发给我确认。
此时，G已经明确退出“郊游造作”，不再与我合作。但由于访谈的时候有提到她，稿子里也写了她，我就把稿子发给G确认。G的态度非常地抗拒，她没有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是说 “平时假装不善言辞，对外挺能说会道的”、“全文都是胡说八道，我的意见是不要发出去”。然后就拉黑了我，中断了沟通。
这样的反馈让我很难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我如何能说会道？那是一次提前约好的访谈，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形式，一对一的聊天，再加上那位主编专业的提问技巧，让我可以说出很多内心的想法。编辑已经付出了访谈、撰稿的时间和劳动，我不应该在没有足够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不要发出去。就在我犹豫要怎么跟编辑沟通，也还有几点细节还没修改时，稿子已经被误发出去了。
可能是看到这篇推文发了出去，让G更相信我就是不顾她的感受、只想宣传自己博取名声，用她们的话来说，就是“沽名钓誉”。朋友告诉我，G写了一篇指控我的文章，在微信上发了出来。这个时候，她已经拉黑了我，所以不再是一个沟通行为，而是公开指控。
此时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去找编辑沟通，她给我打了语音，她笃定的声音让我平静了下来。她告诉我，她对我们的事情已经有所耳闻了。早在文章写出来之前，就有一些指控我的文字通过同事传到了她那里，也有一些留言通过公众号发到后台。
实际上，稿子是编辑写的，重点和脉络也由她梳理，文章依据不止是两个小时的聊天，还有她对“郊游造作”公众号的观察。编辑表示她有她自己的判断，也愿意用“小鸟”来为文章的真实性背书。她说：“事情已经很糟糕了不是吗，并不是因为这篇稿子才变糟糕的。对方这样处理事情的方式，不糟糕才怪呢。”
我被说服了。思考了两天后，我不再要求删掉文章，而是让她做了最后一次细节修改，重发了一遍。
在G的指控中，她要求我“退出女权圈”、“停止以女权活动家自居”。可实际上，我从未以此自居过。那就不是我会用的词。在我看来，能称得上“家”的，不但要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行动方法论。
再者，“女权圈”是什么？当初我又没有申请过“加入女权圈”，“女权圈”又没有一个花名册，我要怎么退出？我只是一直在关注自己切身相关的议题，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和路途中遇到的伙伴结识，有的成为了朋友，有的闹了矛盾断了交，有的依然是朋友。如果要“退出女权圈”，似乎只能抹杀我的价值观、我的社交网络、我的整个生活方式。这太不合理了。
我并非没有虚荣心、没有权力欲望，但我着实不想出名。这不是因为我淡泊名利，而是因为我厌恶风险。我全身都是软肋。我无法接受不能跟我的猫一起生活，我无法接受再也不能去看雪山、去攀岩。也正是对这些日常的不舍，才让我想要争取和捍卫一些东西，而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我可以做很多支持性的小事情。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叫《抵抗式攀岩》（Resistance Climbing），它讲了巴勒斯坦的一群攀岩爱好者的故事。在巴以冲突战火纷飞的背景之下，人们不仅想要活着，还要追求生活的乐趣。
余波不停。没过两天，我看到曾经我最信任的A社群伙伴们在网上到处转发一个问卷，要征集我的“罪状”。当时我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跟身边的朋友说：“好想死，活着真没意思”。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
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我看到了熟悉的桥段：
区别在于，书里做出这些行为的，是十几岁的初中生；而针对我的，是二三十岁的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幻灭。本以为是最勇敢的、会反思、敢抗争的人，曾经带着光环的、非常尊敬的做行动的前辈，却是会在背地里露出阴暗刻薄的一面，习惯性地恶意揣测、攻击、排挤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人。
我们本都是边缘人，却在边缘群体里抱起团来构建中心，排除更边缘的人，演出反乌托邦真人秀。
从北京回去成都后，我发现G曾擅自闯进我的住处，拿走了很多东西，并且搞了一些破坏。我敢肯定来的不止一人。我的室友HG跟我说，G骗她说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于是她给了G钥匙进门。我全方位地失去安全感。那一瞬间我有报警的冲动，最终还是忍住了。
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翻译的“变革性问责”系列文章中，提到过“变革性公义”的概念。
其中提到的第一点措施就是“不依赖国家”，包括警察、监狱、刑法系统等。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反应会重现暴力，并经常伤害那些接触到暴力的人，尤其是已经成为目标的受压迫社区。”简而言之，我不愿伤害社群。可是，我该从何处获得“治愈”？
这之前我不是没有想过用书写来阐述。去年尝试过两三次，每每写到冲突的过程，都因回忆太痛苦而中止。曾有几次在安全的环境，我想讲讲去年我经历了什么，鼓起勇气开口，说了一句话就开始爆哭。
我家有一套潜意识卡牌，它是很好的用来自我觉察的工具。有一次，抽到的卡片图案是一个倒下的破碎的牛奶杯和一个伸出的手。它长得那么像我曾经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我视为至宝的社群伙伴情谊，以及失手搞砸了一切、无能为力的我。
我在潜意识卡牌里抽到的一张卡片，图案是一个倒下的、破碎的牛奶杯和一个伸出的手。
我不能停止地回到那些矛盾爆发的当下。也许在探路上元古道我想坚持走完环线的时候，应该尽量跟伙伴坦诚我的想法？也许与G的相处中，我可以更敏锐地察觉到她的情感需要，及时地给予她回应？也许我应该在当下就反应过来，G不那么情愿我去以个人名义接受采访……也许……
我实在是太不会说话了。
2023年7月，我翻看“坏酷儿厨房”的文章，发现了“谱系跨儿”的概念。在其中一些自述中，我非常意外地看到了很多共同点，产生了共鸣。
有一天晚上，我跟Y在成都某酷儿酒吧门口蹲着抽烟。
“最近我在看你们公众号的文章。”我停顿了一会儿，犹豫着说，“我发现，我可能也是——自闭症。”
“我们也有感觉到。”Y迅速给了肯定的回应，“那是一个谱系嘛，可以有程度的不同。”
实际上，最早发现这一点，并且提出这个可能性的，其实是M。
有一天晚上，G跟她们聚会到深夜回来，又是情绪很不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M说她觉得你可能是自闭症。”她说。
那时候我还对神经多样性一无所知。她提到“自闭症”这个词的时候，像是一个侮辱性的词。因为我从未往这个方面想过。
虽然我已经三十出头，从小到大在许许多多社交的不适中活着，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可能跟孤独症有关。毕竟我会说话，虽然说话很慢，总是需要提前思考和排练要说的话。毕竟我会交朋友，虽然很难闲聊，总是需要通过爱好获得“社交货币”。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喜欢看书，从小学习成绩不错，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后进入主流商业公司全职工作，生长出自己的社会化面具。我的特征跟临床医学用来诊断的典型孤独症男孩特征如此不同。
我受不了喧闹的地方、话多的人。特别是高频、尖细的声音，无关对方在说什么内容，仅仅是在旁边持续发出声音，就足以让我感官过载，能量耗尽。我在郊游造作的墙上贴了“小声说话”的告示。
我有很多身体上的无意识抽动的刻板小动作，眨眼睛、吸鼻子、无意义地活动肌肉和关节。现在我才知道那叫“Stimming”（自闭症常见的自我刺激行为）。
我很重视明确的、字面意义上的约定，难以察觉和猜测对方没有说出来的部分。讨厌无故失约，讨厌计划被打乱。
我感觉自己有一块电池，社交能量很容易耗尽。在陌生的社交环境和“没电”之后都会陷入冻结，无法参与交谈。在一天活动结束后的晚饭环节，我往往已经冻结，只想埋头干完饭，赶紧回家。以前参与A社群聚会，有时她们会玩到深夜，而我总会像灰姑娘在12点之前消失回家。
离开了主流社会，我摘下了自己的社会化面具。在女权社群里，我以为自己在一个安全的、多元包容的、可以理解和接纳我的怪癖和毛病的环境中。可现实不是这样的。
就像乔·弗里曼所说：“女权运动用姐妹情谊的甜蜜承诺诱惑了我。它声称为我提供了一个远离性别歧视社会蹂躏的避风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地方。正是我对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的需要让我变得脆弱。我给了运动评判我的权利，因为我信任它。当它认为我一文不值时，我接受了这种评判。”
“她们这就是健全中心主义！”
在一次聊天里，一位有相似经历的伙伴愤慨地说。
很多人从小就有原生家庭创伤，成长过程中又遇到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许许多多的微创伤叠加在一起，长大后更有政治抑郁、社会运动创伤、网暴……很难有人完全“健全”。她们也并不那么“健全”啊，何以会“健全中心主义”呢？
后来我意识到，就像女性也会有厌女症，同性恋也会恐同，穷人也会精英主义……那么有创伤的人也可能会缺乏创伤知情视角，怀揣性别平等理念的人也可能会抱持“健全中心主义”——难以接受ta人的异常状态、犯下的错，将之归结为人格品质问题，而不是为伙伴提供支持和帮助。在公众号“坏酷儿厨房”翻译的文章《关怀劳动：想象残障正义》中提到：“残障情感智慧意味着，倾向于把对方往好处想（译注：而不是直接cancel）。我们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我们尽量不抛弃彼此，无论对方表达的观点多么不受欢迎或多么糟糕。”
我曾受到一个攀岩纪录片的激励，《攀登浪子：弗雷德·贝基传奇》。主人公是Dirtbag流浪攀登文化的鼻主，他不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一旦做了一个攀登计划，就会莽撞又执着地到处打电话找搭档，直到有人同意加入为止。
也是2023年6月，我在北京地铁上刷着手机，结果在一个小群看到M在评判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我的朋友Z，内容包含：没有做过几次活动，顶着她的光环在博取名声。我向Z核实了她做过的活动次数，跟M说的并不相符。这种做法如此熟悉。讲述不实的有细节的事件、批评断章取义的发言，加上斩钉截铁的评判，破坏一位行动者的名誉。听者印象里，往往对具体经过很模糊，但会清晰地记住：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我气得蹲在地铁上，手在颤抖，胃在翻腾绞痛。我群里直接表达了不满和抗议。虽然Z不是A社群的一员，不是她们认可的亲密伙伴，但是，我认为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过了几天，跟Z同在一个音乐相关的Q女权小组、跟Z关系亲密的伙伴K在小组的群聊里发布了指控Z的文章。还是熟悉的配方。
为什么A社群总是要让曾经关系最亲密的、最在乎的人互相指控？她们似乎不知道“调解”两个字怎么写，总是激化矛盾。但凡指控我的不是G，但凡指控Z的不是K，我们都能少受伤一点。而切断了社群外的亲密关系，会让留在里面的人对社群有更强的依赖。好不容易脱离原生家庭的人们，怎么好像又组建起了一个另类东亚大家庭，需要获得大家长的认可才行？
“Chosen Family” （自选家人），作为一种酷儿愿景，鼓励人们自主地选择家庭成员、朋友和伴侣，创建唯血缘维系之外的的家庭、社群和仪式。
“Chosen Family” （自选家人）这个词，边缘社群里的人应该很熟悉，给人一种温暖的、自主的感觉。可是，有被选择的人，就有被排除出去的人。被排除出去的人，是否只能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伊万提到的，作为代价的地下室小孩，被幸福的人们遗忘？一边把“有问题”的人排除出社群，一边继续过着相亲相爱的生活。再看到她们天天一起聚会的朋友圈，我的感觉就像看新闻联播，灿烂的笑容的背后，被排除的人的痛苦是可以被忽略的。能怪谁呢，谁让你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不再被“Chosen Family” 的大家长Choose了。
几年前在广州时，我就隐约有过一种疑惑：为何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受害者”的讲述表现得无比宽容，却对“行动者”伙伴无比苛刻？似乎“受害者”和“行动者”有着一道清晰的分界线。正如乔·弗里曼在《诛心：姐妹情谊的阴暗面》中所说：“我们怎么能一方面谈论鼓励妇女发挥她们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却打击那些这样做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谴责我们的性别歧视社会对妇女造成的伤害，然后又谴责那些看起来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妇女？”
G发出指控文后，有几名A社群的成员在“郊游造作”的群聊、私聊斥责我，要求我给出澄清回应。如果对我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感到不满时没有冷静表达、情绪失控、沟通不及时等等，我想我完全可以道歉和回应。但是指控已经上升到对动机的质疑和对人格的攻击了，这要如何回应呢？
这好不合理。诛心的质疑可以是没有止境的。我想，如果有人要求我自证，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就要自证，那我岂不是忙个没完？
从北京回到成都后，我依然坚持着继续做活动。一方面是想要完成自己既定的计划：在成都待两年左右，做一些小活动，看量的积累是否能引发什么新的想法；一方面，仿佛是要证明，离开了A社群，我也依然能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也依然有人认可我的活动的价值，我不依赖她们。我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秩序感、掌控感，只不过，我不再那么充满期待、投入心力去运营每月的活动预告。
我没有消失，依然活跃在成都的“女权圈”，活跃在她们的视野中。
我曾经觉得，我可能是经历社群暴力的人里，难得的社会支持网络、自我修复能力都比较强的一个了，如果我都不能坚持住，还有多少人可以？朋友R曾说：“难以理解你会被霸凌！”有时候我会想象，其它的相似经历的女权伙伴，她们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有的人只有一个社群，没有太多别的朋友可以倾诉；有的人很年轻，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自我；有的人家庭充满暴力，没有父母的情感支持；有的人本身就有抑郁，更加深陷情绪泥沼。
此后，ta们的社交攻击没有停歇。
我在性别相关的群聊中发出我的活动海报时，会看到A社群一些人阴阳怪气的回复。我的室友HG被邀请频繁参与她们内部的聚会。一些成都当地依然和我有交往的朋友，被明确要求与我和Z“割席”，她们会感受到压力，不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有我的合照。一些不在当地的、与我有旧交情的女权伙伴，在那段时间连续被邀请参加M的播客录制。
既然G对我的态度会180度大转变，我感觉任何人与M和A社群关系变得紧密后也可能这样，我似乎随时都会失去朋友。
当时，每次做宣传都感觉到可能会被攻击的压力。但是，每次在现场，我和参与者依然很享受活动过程，让我有动力继续。每一次活动的策划、筹备、宣传、执行的过程，有很大的情绪波动。长此以往，我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状态越来越差，出现一些抑郁症状。我开始看一些与创伤相关的书籍。
我意识到，人就是不能长期待在刺激源中，无关原本有多抗压。不能为了证明自己问心无愧、自以为内心强大，就一直待在这里。我要对自己好一点，为了身心健康，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有太多回忆的房子。等2024年2月底房租到期，我离开了成都。
“郊游造作”搬家时，被打包好的活动用品。
在此之前，我依然在坚持做活动，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奇妙的是，离开成都A社群之后，我感觉世界更宽广了。人身边的位置是有限的，如果一直在固定的圈子里，是没有什么心力去给新朋友的。而且，我在亲身经历过被妖魔化的污名之后，以前听过的那些负面评价而导致的坏印象通通都失效了，我可以敞开心胸地跟很多曾经保持距离的伙伴接触，发现对方实际上是很厉害、很可爱的人。外面的行动者有很多很多，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方向，很多不曾出现在镁光灯下的默默做事的人，那个小圈子不是宇宙的中心。
我遇到一些很早期的、也有比我晚一些的相似经历者，交谈后发现有非常相似的体验和感受。有时候我感觉很需要这样的相互印证，来证明不是我在臆想、为自己犯的错开脱。
在我怀疑“社群”的价值时，有朋友说：“不是每个‘社群’都有问题，只是那个社群有问题。”我在女权社群（广义）中收获的情谊和帮助，依然大于伤害。
搬家那天，我的住处、“郊游造作”工作室一度又聚满了一屋子人。有人表达不舍，有人流下眼泪，令我感动的同时又有些惊讶。在后半年的活动中，我没有投入太多的热情，没有去做什么形式上的创新。我从未在活动过程口若悬河，慷慨陈词，但依然有人喜欢。有人说：“你走了之后不知该去哪里参加活动了。”我说：“成都的文化活动这么丰富！你可以去xxx、xxx、xxx那里呀。”“不一样，我喜欢你的活动。”我没有改变自己，去向更活泼外向、更喜欢输出的人看齐，可是不同的风格会有不同的受众。女权行动者不应只有一种样子。
“郊游造作”工作室，
举办活动时温暖的样子，和清空后的样子。
说完这一次，希望我可以往前走了。
我想把停留在一年前的自己救出来，我想活在此时此刻，我想有能量去关心身边的人。我想去探索云南的自然与文化，去昭宗水库玩桨板，去弥勒野泳，去抚仙湖玩帆船，去寻甸野抱，去解锁多段结组野攀……我希望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还有勇气表达；在拥抱时，敢伸出双手。
我希望还有勇气能追寻心中的理想主义。
如果有跟我一样经历的人，希望你看到后，能感受到你不孤独。那不是你的错，至少不完全是。
还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社群伙伴，如果你没有一直待在最中心的小团体里，未来指不定也会有这样的遭遇。如果无视暴力在身边滋长，总有一天会被反噬。
“排除”往往发生在社群中心成员和较边缘成员发生矛盾时，矛盾通常不会被调解，而是选择站队、拉偏架，激化矛盾。我也曾经因此疏远了朋友，现在和解后，更深刻认识到，我们只是一时吵了架的普通人，我们只是还没有探索出让双方舒适的相处模式。本来没有人真的有恶意，关系却在这样的结构下生生被撕裂了。
是的，结构。
原来不需要强制力，不需要明文规章制度，也可以形成权力结构。而且，规则越是暧昧不明，越有暴力和压迫滋生的空间。这不是社运八卦、不是社运的边角料，这是社运本身。
前阵子，我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其中有一个环节讨论了社群中的问题，参与者提出了很多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机制。例如：社群中应建立调停机制，在冲突发生时，成立中立的调停小组；调停小组分别找双方沟通，做充分的调查，同时对沟通的内容让另一方知情，信息透明，避免网络喊话让社群进一步撕裂；询问需要提供哪些支持，确保双方都有支持网络和资源，避免个人情绪进一步恶化……
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环节：虚构了几个社群中会出现的冲突，参与者采用抽签的方式获得不同的身份，思考当自己是里面的某一角色时，如何更好的处理。当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对方的感受，更能互相理解和体谅。
我感受到，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太大了。亲密关系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伤害与惩罚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劳动分配问题……全人类都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资源匮乏的边缘社群仍然愿意积极去思考解决办法。
可是，也许恰恰是边缘社群足够先锋，能做新的探索实践，改变会从这里发生。
撰文_郁乌
编辑_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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