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研究】王羲之与王献之,“二王”书法碑帖、意境以及传承研究

文摘   2024-11-05 12:04   贵州  


羲、献书法比较研究

张文翰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之精粹,独自开放在世界艺苑中的一枝艺术“奇葩”。古往今来,中国书法始终以汉字为载体,是书法家用毛笔写字的一门艺术,独显各个时代的文心命脉,体现汉字艺术之魂。本文重在论述东晋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比较。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蕴育出了“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的书法风格,不同于任何一个朝代的书法文化与书法审美情趣,即“晋人尚韵”。其中,“二王”父子传承书法文化,各领风骚,从书法的外在法式上删繁就简,在内在韵味中标新立异。

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的大书法家“二王”父子的书法艺术对后世书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也是书法从实用走向审美的书法自觉阶段,二王书风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和家世的熏陶下,同时在浓厚的“玄学”文化氛围中,静心养书,遵法自然的生活环境下逐渐形成了王羲之的“中和”书风,而王献之在其父的书法基础上求新求变,逐渐形成“神俊”的书法风格,两者之间加以比较,展现“二王”书法艺术的形质美,思想美,内涵美,情趣美。把书法之道的真善美与“天人和一”的思想统一起来,形成“目击道存”的书法线条与情理墨韵,浑然一体,体现书法的最高境界。

一、羲、献书法碑帖比较

这里合理地运用书法比较学的方法,把羲、献各自的碑帖作一比较,因为书法的风格,是通过书法字体本身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质感流露出的气韵,以及纸面上的形象与大脑中的意象,心灵间的情趣与手腕下的感触,在灵感与综合文化修养达到极致,心手相忘,无言独化的结晶。宋代邵雍曾说:“人备万物之数,物物相同;字泄万人之心,人人各异。”文字能表达写字人的细微的真性情,而人的心性却各不一样。主要与一个书法家的学习经历,人生修养等有关。将心底翻露出来,在心灵与笔尖的双畅作用下,绘出一个书法家的“心电图”,有种不加雕饰的美,本乎自然地真,“二王”在书法作品里透露得最为明显,流传下来的“二王”书法作品,几乎是后人临、摹、刻、拓的版本,有的刻成碑文,有的临摹成字帖,有的拓成拓本,(二王真迹可以说没有留下来),通过历代书论家和鉴赏家的集评,可以略知二王书法的面目,但是,在润色加工方面,又会有失真的情况出现。集评是后人对书法家的人格,德行,作品,格调等方面发表的见仁见智的看法和褒贬评说的文字。

首先,在这里将“二王”的书法碑帖试作比较,不罗列全部,而以代表性的为主,若把羲之《大道帖》与献之《中秋帖》比较可知相同之处:二者都是宋人的摹本墨迹,都是“一笔书”。在宫廷里有专门书丹高手,专门地临摹历代墨迹,但是临摹品的“写实表现性”,往往不如原帖真迹惟妙惟肖。若以齐白石先生的“似与不似”这一艺术标准来衡量,临摹的作品总是超越于似,或远离于不似。不同之处:《大道帖》的主体风格与作者平时的书法作品差异很大,王羲之的书法大都以“平和”为主,而此帖纯属“一笔书”,大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姿与气势。王羲之是写实主义者,是书法“圣境”的最佳开拓者与守护者。

王献之的《中秋帖》共3行,22字如同三条“天流”在多情的奔放,浪漫的超逸,奔流飞泻。渐渐地把人带到“仙境”中去,这种人间与天上的美,正好是“二王”书法独特的比较性,即“内擫”与“外拓”,从而形成“灵和”与“神俊”。但是《大道帖》的“耶”字的最后一笔,神通广大,一泻千里。据赵孟頫鉴定为王羲之书法作品。窃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书法,原因是不符合王羲之的书法主体,虽说有些东西以派别硬界定限定主体,但学术界始终以事实为依据。古人只是鉴定,考证的结果。至于《大道帖》是不是王羲之的作品,这里暂不细谈,只是提出来,希望学者专家更进一步的考证。

其次,把羲之的《黄庭经》与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试作比较:《黄庭经》是将道教与医学性糅合的养生修真的典籍,是“上清经箓派”的文献,传有三种本子:《上清黄庭内景经》《上清黄庭中景经》《上清黄庭外景经》。其中,《中景经》一般被视为后人之作,不含在《黄庭经》之内。其中,“黄庭”二字应理解为“黄”占在“九宫”中的中央位置上,“庭”指四方之地,故“黄庭”喻指道家内修功夫的“中空现象”。把存思的方法与吐纳的方法结合起来,“深入剖析人体五脏六腑;重视脑及魂魄、神、心,脾的功能;创立以黄庭三宫为中心的养生观”。强调修炼的清静无为,恬淡自然,崇道贵德,返朴归真。这正是魏晋“玄学”的有关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王羲之书写《黄庭经》的一个契机。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刻石,到底是不是王羲之所书,已成书法史上一个疑案,但是,根据《黄庭经》的思想内容,传为王羲之写经与道士换鹅的故事,以及王羲之痴爱鹅,其大名中的“之”与其儿子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七兄弟从大到小的名序中都有一个“之”,按理来说,平辈之间的名字可以允许有相同的字,但是,父子之间的名字在古代来说,特别忌讳同一个字相冲,在今天还是如此,这些主要与王羲之爱鹅成趣有关,于是,给儿子的名字都贯以“之”字,把白鹅浮在清水面上,一尘不染,自由自在的姿态引入到书法当中,古人观物论书的现象相当普遍。《兰亭序》中的21个“之”字,变化多端,轻灵多姿,这些都与王羲之的观鹅浮游有关,体现道家的“逍遥游”思想,王羲之巧妙地把儒家的“游于艺”与玄学,书学很好地结合起来,达到了“黄庭中道”的审美理念,合乎李世民评价王羲之书法的“尽善尽美”。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形式内容方面,都与天地万物通行。若把《黄庭经》细细玩味,其字里行间渗透着健朗洒脱的淳淡风韵,神理与书理妙来天和。

《洛神赋》是曹植在京都朝见后,归途中经过洛水时写的一篇托神寄生的赋文,文中通过对洛神活灵活现,若隐若离生动地描写,表达作者悲苦失望的心情,情景交融,人与神相隔,对爱神缠绵悱恻的情理融入一体,文中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名句 暗合了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即“玉版十三行”在奇正中含萧散的小楷书风,往往刚健于内含清秀,柔美在外显风神,如果只顾了外在的形式,不管内在的律动,往往书法会滑向“秀媚”的俗态,就好似失去了灵魂的“雕仙”一般。中国的书法神韵与灵和的结合,达到平淡天真,出于自然,统一通融,和谐地“通古今之变”,承前启后,不负来时。

最后,两帖的共同点:都是小楷书法,都是刻书。不同之处:两帖的书写内容有别,《黄庭经》重在写道、医结合的养生存思;而《十三行洛神赋》重在寄托情思与苦旅。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黄庭经》字圆厚茂,多似钟繇,而又偏侧取势以见丰姿,而且极紧。”明·董逌对王献之的《洛神赋》深表赞叹:“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自相映带,分有主客,取向严整,非善书者不能也。”与王羲之的小楷相比较王献之能够从严整中跳到超然的风姿,这是他的长处所在。唐·张怀瓘说:“逸少(王羲之)秉真行之要,子敬(王献之)执行草之权。”王献之这种“非草非行”的笔意,徐浩《论书》名之为“破体”。窦臮《述书赋》称之为“创草破正”。所以二王父子书法的风格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两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群体的鉴赏与创作能力,丰富后来者学习书法的广阔领域。

二、羲、献书法意境比较

“境界“这个词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说文解字》云:“境,疆也。”“界,境也。”这里的境界指客观存在的空间范围。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佛经中的“境界”那是心对心知,主观化的接近西方哲学中的“对象”。后来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借用古人的词句,按序排列提出了“三大境界”说,在中国的文化范围内人们正式开始用“境界”这个词了。中国人的“意境”说,早在《易经》中就有“意象”之说,但是“意境”使用范围没有“意象”这个词那么普遍化,后来在唐·王昌龄《诗格》中明确提出了“物镜”“情境”“意境”。意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情境交融,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也就是书法中的“黑与白”的统一。

唐代大诗人程颢有言“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也就是所谓的“超以象外”、“惟道集虚”。真可谓境深无底,意可动天。意境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词,同时还是书法美学中的一个概念,在书法中逐渐由法、力、势、韵,意创作与审美的过程中,由表及里,由浅到深,逐步深化与升华到神采,韵趣,诗情,人理,天意这一精神层面上,以便“会境通神,合乎天造”。顺着天地之气,回到人类精神的家园中,用陆机《文赋》里的话说就是“贮中区以玄览”。

儒家追求的“仁”境,道家追求的“无”境,佛家追求的“空”境,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人生境界”,一个时代的审美境界,一个高人的思想境界都可以影响人之文化修养境界,其实,关于意境“悠悠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世界是无穷无尽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艺术的境界也是无穷无尽的。‘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诗句),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

若把羲、献书法意境作一比较,无非是“圣境”与“仙境”,两者之间就如同天地,日月,阴阳关系的辩证法,缺一不可,两者就如同“诗圣”杜甫与“诗仙”李白一般,前者重在写实,后者重在浪漫,前者与感悟大地而同行,后者畅游高天而一梦。前者重在厚德圣地上顿悟中和之意,后者重在高天仙境中觅得神逸之韵。一静一动,俯仰合度,文流气海,翰运丹田,圣仙就位,各有其尊。

要是观摩王羲之的《十七贴》,通过他的手札回信中的语言文字,我们可知,王羲之不仅是一位“书圣”,而且还是一位身体缺少健康的“病夫”,如同杜甫的诗歌中的“艰难苦恨繁霜鬓”的体验与感受。而观赏王献之的《鸭头丸》,笔势连贯流畅,结字错落,仿佛有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动惊人,让人耳目一新。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必先,然后作字。”王羲之将空间与时间的意识融入到书法创作中来,在创作前平心静气,酝酿笔墨,惨淡经营,气脉贯通,只有将心、神、情、趣凝结成一种复归平正的螺旋式上升的心态,才能渐入书门,这就是意在必先,胸有成竹般地发挥创作前的最佳状态。五代·谭峭说“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笔,忘手笔,然后知书之道。”在创作中心手相忘,合情调和,纸笔浑然,人书化境,迈向艺术的高峰阶段。书法的章法,墨法,技法等多维一体的“元素”,丰富和锻炼书法内涵美,实现书法的中庸思想,不偏不倚地渐入书境。有种意韵萦绕,心与神冥合无间。一根线条凝结着一个书法家的终身力量,饱含着生命力,乃至充满着对宇宙中万物生命的沉思。

三、羲、献书法传承比较

传承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文化精神,把书法遗产继承下来。欧阳中石先生说:“行文载道,启动情思。”作字行文要为社会服务,把人生观,哲学观,融入到笔墨当中,从汉字的功能“载道”出发,书写哲思深邃,优雅古老的汉字,让读者有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启动人们的情思。或字字珠玑的语言美,或博大深沉的思想美,或感人肺腑的情感美,或立意隽永的意境美,或恬淡冲和的自然美,或行云流水的音乐美。发而为书,文明传承。

王羲之与王献之书法的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流派纷呈,也就是在“二王”的书法路上发展的各个朝代的书法家的墨迹归宗与创造。但学习“二王”的历代书法家,还是以王羲之为主,但是个性较鲜明的书法家学习王献之,还有“二王”兼学的书法家。

下面把历代“二王”书法传承的书家、书作、书风简略地作一说明比较:

(一)师法王羲之一路的历代书家有:

(二)宗法王献之一路的历代书家有:

通过上面宗法“二王”书法传承的表(一)表(二)可知:二王在中国书法史上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其实,历代的书法家学习“二王”的书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书法传人各有各自的书风,就王羲之的“灵和”是中国审美的主流,所以历代宗法王羲之的书法家相对多一点,而王献之是从王羲之的书法中变来的另一种书法风格“神俊”,后来人们把王献之的书法地位与王羲之相提并论,推到同样高地位。其实,学习“二王”,深得“二王三昧”的主要有隋朝的智永,五代的杨凝式,唐代的怀素,宋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但受“二王”影响的还有明代的陈继儒,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书法家,王铎、傅山我认为受王献之的影响更大,其大草笔墨烟云翻滚,波澜起伏,犹如大海狂潮,大风忽来,高山厚土,蕴含着朴实大气,具有张力,有反传统的书法浓郁意识,明代遗民书法家,朱耷,石涛含有“二王”的书法思潮在其中,只是坐入“空门”,有禅理与书法相结合的笔禅书味,也有比较的现实意义。

余论

文章已进入尾声,本文分别对王羲之与王献之书法碑帖,书法意境,书法传承等三方面进行简略比较,将“二王“在书法史上长期受到人们极力推崇,以及二王在真、行、草方面树立千古丰碑,基本完成了中国书法从古体的篆、隶向今体的楷、行、草转化,各自开创了“灵和”与“神俊”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框定了中国书法的大致面目。若把先秦,两汉,魏晋的书法相比,二王用笔独心妙用,结构多变,增损古法,变先秦汉魏的质朴雄厚为精致潇洒,在真、行、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完全师古而不泥古,脱离了“古质”向“今妍”的书法风格精进,顺势引入了时代的审美情趣,经过汇集提炼,艺术加工,触类旁通,融合了自己独有的新的艺术素质,体现了一种丰满的人生境界,随心从化,形成“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精神,顺应历史和时代,大胆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庄严,雄浑,宽博,古拙的书风笼罩,勇于探索,敢于变法,创造了富有意韵和神采的“二王体”。在六朝“气韵生动”的美学氛围的耳濡目染下,从容调笔,不激不励,节奏变化的韵律中融入了安详多姿的书法情趣与体态,结合书法的综合性质,反映了“玄学”那种平淡自然,“不滞于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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