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被学生打了，伤口自己默默舔舐

眼前的男孩面庞稚嫩，比1.58米的朱妍丽还矮一截。为表尊重，她弯下腰与之平视对话。谁知，对方竟猛地一把拽住她的头发。

剧烈的疼痛瞬间让头皮发麻，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往前倾。朱妍丽不敢还击，只能下意识去扒开头顶的手。男孩微壮的身材似是使出了全身气力，她费了好大劲才挣脱开。

朱妍丽是西安某小学的语文教师。动手的男孩就读小学三年级，是她的学生。那天，她在课堂上例行检查作业，包括男孩在内的几位学生没能完成作业，她就让他们补写。未曾想，男孩当众冲她骂了句脏话。

声音消散在寂静的课室上空。压着情绪，她把男孩叫到课室门口，询问原因。后者却突然动手。

任教四年来，朱妍丽未曾与学生发生过暴力冲突。对方的暴走让她觉得“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伤害”。

很多时候，让教师“受伤”的行为不仅限于直接造成身体伤害的“拳打脚踢”。当众的辱骂，以及不尊重或冒犯的言语，都可能让教师感到“被欺负”。

在社会的不断追问和质疑中，教师们被期待成为“全能的奉献者”，却又被剥夺了许多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面对学生的不良行为时，他们时常感到无助。“很少老师会在被学生欺负的时候说要告到教育局，要投诉、要去报警。因为在老师的身后，支持且能够庇护老师的人很少。”另一位教师赵露璇说。

正如，朱妍丽被学生拽头发后，学校没有处罚那名学生，反倒是朱妍丽被要求停课一段时间。

不知何时，教师角色在学生的不尊重中变得脆弱，亦在学校的冷静处理中变得无力。教师们只能蜷缩在隐蔽的角落舔舐伤口。

小学教师李娇也被自己的学生“打”了。

那天，在她的英语课堂上，四年级的学生趴在桌上睡觉。她唤醒该学生，后者在情绪牵动下不肯坐好，甚至玩起了玩具。

李娇不是没遇过“不听话”的学生。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她会假装没看见，以确保课堂顺利进行。但玩具嘎吱作响，突兀地夹杂在她的讲课声中。她走过去把玩具收走，表示下课后归还。对方不愿意，伸手抢夺，并朝她挥了一拳。指甲划过李娇的手腕，留下一道血痕。

玩具被学生夺回手中，李娇使劲，却抢不回来。班上学生都静静看着这一幕。李娇呵斥对方松手，一边解释他的行为“错在哪”、收走玩具的原因，并尝试以“先好好听课，下课马上归还玩具”为条件进行协商。

任教四年以来，李娇也曾以这种方式和学生“谈条件”，都很顺利。但这名学生不听。双方僵持了几分钟，李娇最后败下阵来，只能继续上课。

面对学生的不良行为，李娇只希望自己能“赢”。“赢”是指让不良行为得到妥善解决，从而保住学生对她的尊重。

尊重，是教师们在师生关系中的渴求。“我经常在课上跟学生说，我要的仅仅是把我正常的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小学教师赵露璇说。

赵露璇不奢求学生们非常听话，只希望从学生那得到应有的尊重。但任教两年，她常有“不被学生尊重”的感受。

比如课堂上，学生习惯性打断她讲课，任她抛出的问题随意掉在地上。课堂之外，学生会随意点评她“有小肚子”而自己没有。

类似的言语散布在细枝末节。一次，她穿蓝色衬衫到校，被学生说刚从精神病院出来。还有一次赵露璇外出教研，一位学生说出“这老师没来学校，肯定是死了”这样的话。

时而，她会感觉被学生“冒犯”。曾有学生在她的课堂上补作业，写完后，一边挥舞着手里的作业本，一边对台上正在讲课的赵露璇发出“啾啾啾”的声音。那是人类逗狗时会发出的声音。她当场停下，直视对方问：你是在把我当狗对待吗？学生便不再作声。

甚至还有学生“组团”到办公室“偷东西”。她有给学生准备“小礼品”的习惯。那些礼品用盒子装着，放在办公桌下面的开放式斗柜里。学生专门“蹲点”赵露璇和邻座教师不在办公室的时间“作案”，“一个星期仅有这么一天，大概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那天，赵露璇提前返回办公室，碰巧看到别班一个学生在翻找她的东西。见人来，对方毫无悔过之意，并不承认自己的偷窃行为。

一听赵露璇要把这件事告诉班主任，该学生马上急了，眼泪哗哗地流，还供出了其他几个学生。某种程度上说，该学生的行为规范建立在对“特定人群”的畏惧之上，由此产生的羞耻感似乎并不体现在“偷窃”这件事上。

“有的时候，不能说（学生）不是故意的，应该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恶意成分。”例如说赵露璇“死”了的那个孩子，也曾给她分享饼干，表露过对她的喜爱。

一眼望去，学校里一些高年级孩子比赵露璇长得更高、更壮硕。在力量上，她甚至可能比不过他们。这些行为也曾真实地让赵露璇感受到不适与“被欺负”。

赵露璇尝试将其解读为学生“在开玩笑”或是“哗众取宠”。她以“学生年龄比较小”为由开导自己：这些行为不过是小孩的胡闹，没有恶意。

她知道，身为教师的自己理应给学生成长的空间。“因为他们是孩子，我们确实要给他们机会去犯错。”疑惑却时常跳出：“（学生）犯错的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在冲突中“输”给学生后，李娇曾一度感到后怕。

当时，所有学生都注视着他们。她担心“别的学生效仿这样的行为”，从而失去更多孩子的尊重。

事实上，不尊重及冒犯老师的学生往往是少数群体，“但是他们可能带动很大一批人”。教师们更担心这少部分学生的行为未妥善处理，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学生。

“不是所有小孩都立场那么坚定。”赵露璇有相同的顾虑。在她看来，一两个故意使坏的学生，可能会将原本动摇的人迅速带到“反对教师”的队伍里。就像将一个纪律散漫的班级打碎重组，原先班级里的“刺头”，也可能在进入另一个班级后成为优良生。

“欺凌（本质）是一种气氛”，徐州某初中教师莫希在电影里看到这一观点。所谓学生对老师的“欺凌”，更多时候指的是一种长期且较为温和的，不尊重或忽视老师的氛围。

莫希形容那是类似于“场”的空间。“一个学生可能在别的课堂上是遵守纪律的，但在这个老师的课堂就会无意识地试探老师的底线。其他学生也会有意无意的（这样做）。”于是，学生之间形成共有的“场”——该教师的课是可以放松、甚至是随意对待的。

一旦某个时机没能把握好，这种局面可能会愈演愈烈。

两年前，莫希接手了一个初二班级。在此之前，该班已经换过四五次班主任。在他看来，40来人的班级里，约10个品行不良的学生，四五个学生正常学习，其余则随波逐流。

这些学生毫不遵守课堂纪律，也不服管教。曾有一次，他让一个学生去找主任谈话，学生离开教室后，在走廊来回晃悠，并隔着窗户对他做鬼脸。恼怒之下，他拿着戒尺敲墙壁恐吓对方。结果学生冲上前来，指着他鼻子骂。他未曾遇到过这种情况，一瞬间愣住。

后来，他以此为由辞掉了班主任。可处境并没有好转。他以为的“甩掉了烫手山芋”，在学生眼里是“老师管不了学生”。在那之后，每当他去上课，课堂纪律“可以说是鸡飞狗跳，比下课还乱”。

据莫希提供的视频显示，上课铃响后，他站在讲台上喊学生回座位，而台下仍闹哄哄一片。有的学生扭过头跟人聊天，还有学生站在窗户旁看风景。就算他开始讲课了，台下学生仍自顾自讨论、换座位，甚至是站起身来随意走动。时而，在下课前十分钟，学生会直接跑到走廊，看到食堂当天的配餐有鸡腿，就回来朝其他学生喊“今天有鸡腿”。

一些学生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大多数学生则都成了“看客”。那一年，他丧失了讲课的欲望。没法讲，实际上也没多少人听。

遇到这种情况，教师们只能忍耐。李娇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学生毕业。”但她更希望能得到外部“支援”。

前段日子，刘瑶反复做着相同的噩梦。梦里，学生歇斯底里地怒吼，甚至挥着拳头冲上前来。她在惊恐中醒来，辗转难眠。

梦境是她所经历的现实投射。现实生活中，她在南边城市的一所高中任教四年。上个月底，她差点被自己的学生打了。

那天因纪律问题，刘瑶提醒了班里一男学生几句。对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当众辱骂她，“把我这辈子听过的、没有听过的脏话全部讲了一遍”。

她找来学生家长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谈话室里，学生的情绪迅速激化，面红耳赤地朝她怒骂，还想冲上来打她。在场的另一位男教师及时拦住了该学生，“连续按住他三次”，才避免了肢体冲突。

虽然身体没有直接受到伤害，恐惧仍侵占了她的感官。目前，该学生停课在家，但不安没有就此消失。害怕学生返校报复，她甚至为自己准备了一件防弹服。

高度紧绷的神经到了晚上更是迅速膨胀。她开始失眠。一旦进入独处空间，就不受控制地流泪。医生诊断她“可能有抑郁症状”。

刘瑶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种无形的伤害。而对她造成伤害的，不仅是来自课堂上的暴力冲突，更源自学校环境中的“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从学生家长那里开始蔓延。冲突发生后，教师们通常会先联系家长。例如那次没收学生玩具被抓伤后，李娇联系到家长讲述此事。对方在听完讲述后表示“他这么不爱学习怎么办才好，我也是头疼”。

李娇觉得家长“避重就轻”。于是她强调找来的原因为学生“上课捣乱课堂还出手打人”。隔了一会儿，家长回复：“我知道，他玩什么东西”。

似乎在家长眼里，教师同样是不受尊重的对象。孩子的教育离不开家长和教师的配合。可面对不良行为，他们遇到太多家长“不予回应”。

也有家长表示抱歉，却又无能为力。在刘瑶与学生的冲突事件后，校方要求学生停课并递交一份情况说明和反思书。

情况说明中，学生承认自己在被提醒打扫卫生后对老师爆粗。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他写道，教师因这种小事请来家长的行为让他感到愤怒，因此试图与之产生肢体冲突。

反思书迟迟没有动静。该学生家长当下表示抱歉，且持续跟进此事，与孩子沟通。可是，给到刘瑶的反馈也只是：管不住孩子，没办法说服孩子承认错误。后来家长找到她说，担心孩子回到原班级会出现同样的行为，希望给孩子转班继续完成学业。

转班或许是一种“办法”。但这种“回避矛盾”的方式“没有让孩子意识到这种行为对老师不尊重”。真正的问题并未解决。

教学过程中，教师们时常认为自身“地位特别低”。

刘瑶认为，这是由于“老师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很缺乏支持”。加之社会对教师赋予的高期望与道德标准，以至于师生互动中发生冲突，“教师反而没办法去申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与此同时，教师们还需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投诉”。朱妍丽所在的小学，教师被投诉后，“被迫”去给家长道歉的情况并不罕见。

她身边曾有同事因给学生的错题打“错号”，而被家长投诉。家长认为教师的行为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要求其遇到错题时，改用“问号”代替。被投诉的教师最后只能去道歉，并执行家长的要求。

“我们学校基本上处理所有事情都这样。”在她看来，这所刚转公立的学校里，校方更在意表面的安宁，为不让“矛盾”外露，尽量让家长满意。

一旦与学生卷入冲突，教师群体首先得“自证”，证明“品行绝对纯净和正直”。当教师燃着怒火去跟领导反馈情况时，可能首先要在连续的追问中自证不存在激怒学生的举动。

学校未必能成为教师强有力的后盾，甚至可能“没有明确的规定保护老师免受学生的言行暴力”。

李娇所在的小学曾有学生打怀孕的教师，“专门盯着肚子打”。那是一个“发起脾气来，谁都拦不住”的孩子。当时，校长去调节，眼镜都被打掉了。

据她了解，之后学校找来家长协商，“但也没什么后果”。事后，该怀孕教师自费去医院检查。“连校长都没法应对，老师更拿他没有办法。”

李娇介绍，学校有针对教师的职业培训。教师被要求在批评学生时不能有任何手部动作。若学生动手了，“学校肯定会让老师保护自己”，但只能躲，绝不能还手。

实际上，教师们同样害怕学生受伤。“如果班里硬要有一个人出事的话，这个人最好是我”，赵露璇说，这或许是不少老师共有的心态。

缺乏“支持”的失控感加剧教师的不安。“连学校都不能为我撑腰，我有什么底气去管理班级，谁赋予我免除被学生暴力的权利？”刘瑶觉得，教学的信心在迅速崩塌。

一同被压垮的还有教师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李娇从不主动跟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我会觉得老师没有办法去讲这份职业不好的地方，他们总是刻板地觉得老师非常轻松，背后很多事情跟他们解释也解释不通”。每次的士司机问她的职业，她只说自己是“服务员”。

今年9月，李娇考研顺利上岸，便辞去了教师编。她读贸易出身，先就读教育学。当被问及未来的就业方向时，她想了想，答道：“可能没有勇气再当小学老师。”但她仍希望在新的领域里传递教育理念。

在数次因抑郁莫名流泪、不愿出门的时候，赵露璇也想过辞职。任教后，最让她受伤的是“没有被倾听”。

她形容自己是一个“三无”老师——无能、无助、无奈。

“无能”于自己无法彻底改变学生的态度，“不知道要怎么去上课，才能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课堂上”。明明努力尝试了各种方法，也曾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求助，甚至改变了自己的教育风格去适应学生的需求，却收效甚微，这让她感到无助。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再无办法，只能无奈尊重学生的命运。

可当发现自己在不断输出表达的过程中，有一小部分学生给予回应，她又开始留恋。那是“被看见”的感觉。还有家长从孩子那知道她最近咳嗽，特意让孩子从家里带来秋梨膏给她。这些有心的学生和家长，让她感觉“自己是被珍视的”。

教师们总是这样。“就算80个学生里只剩下那两个愿意听话的学生，回忆一下还会觉得挺温暖的，至少还有这么两个人。”赵露璇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