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
文摘
2024-11-07 15:46
陕西
毛主席为何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或许能从华国锋的风雨人生中寻找到答案。作为继毛主席之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于中国历史走向，曾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本刊特约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讲述华国锋投身革命、主政湖南等经历，以期尽可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1921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城一个工人家庭。本姓苏，名铸，6岁丧父。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15岁的华国锋此时正就读于交城职业学校。1937年11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汉奸成立了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深深的惶恐之中。面对艰难时局，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母亲逃离家庭，和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参加了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随后参加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苏铸改名为华国锋，以示担当“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随即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交城任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这年夏天，为了加强平原的工作，华国锋带领一批同志下山。不久，县公安局长随女友私自到太原，华国锋当机立断，将干部全部撤回山里。几十年后，曾随华国锋一道下山的李友莲说：“这个公安局长，到了太原就叛变投敌。敌人当即派他回来抓人。不是华国锋通知得快，再晚一点我们都被捕了。你看华国锋不爱讲话，他心里可有主意。办事决心大，动作快。”交城山多平川少，90%以上是山地，但交城离太原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抗战8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这里。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1944年12月，他们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1941年、1942年，晋绥地区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一。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1942年秋，毛泽东听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汇报后提出：“将敌人挤出去。”年底，县委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主任，负责挤走芝兰的敌人。芝兰村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华国锋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坚壁清野，搬家，最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留守。鬼子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能从城里运来。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部队和民兵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村里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敌人派人挑水。他决定卡断敌人的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扔到井里，敌人将井水中的东西淘了照样喝。一位老大爷献计：“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去，看他怎么喝？！”碎头发，淘也淘不尽，敌人守着井水无水喝，守着青山没柴烧，无法生存。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兵西逃。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批示和鼓励晋绥所有的地区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芝兰的群众至今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将那口水井盖上棚子，保存完好。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3月，华国锋离开山西阳曲县，调到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员、宣传部长，住在盂县一城关附近集训，等候南下的命令。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韩芝俊。韩芝俊1931年生于山西五台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韩七海、母亲田常凤及叔叔、婶婶都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韩芝俊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十一二岁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不满15岁。韩芝俊喜爱文艺，华国锋和她相识后，特别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她在里边演男角。韩芝俊知道华国锋实在，最终俩人走到了一起。结婚仪式没有酒席，没有繁文缛节，场面热闹、欢快。俩人还照相留念。大家都是供给制，供给水平很低，没有棉鞋。韩芝俊只穿一双单鞋，春寒料峭，为了御寒，她将裤腿用绳子扎起来。1949年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1950年初，华国锋、韩芝俊有了儿子苏华，后来连得一子两女。韩芝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华国锋忙着工作，经常下乡，很少回家，回到家里，他常将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拍打、抚摸。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这年他30岁。湘潭是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的故乡。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很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1952年10月，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兼任专员，两年后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担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算起，华国锋此时担任县委书记的生涯已达10个年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点为长沙。当时毛主席召见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毛泽东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见毛泽东时，华国锋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左一为华国锋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华国锋一向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即指导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开展工作，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1955年9月底，华国锋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10月４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开了7天，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1957年8月调到省委任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列第五。他到省里工作后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又要请人吃饭，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免职，第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也是年轻的。1961年5月，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1961年11月，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经毛泽东批准回家乡湖南湘潭石潭区彭家围子调查。1日，彭德怀到了长沙，省委只派省委书记胡继宗很有分寸地介绍了湖南农村情况，其他人都没有出面。只有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听到彭德怀来的消息，过来看他。彭德怀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惘然若失，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多时。2日中午，彭德怀到了湘潭，受到华国锋热情接待。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因与华国锋不太熟悉，彭德怀没有吭气。这时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总吃饭，并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已在饭厅等候。饭后，华国锋又向彭德怀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华国锋热情接待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华国锋对“大跃进”这套做法早就有意见。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对的。毛主席搞集体化是对的。出问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太急了。我在省里工作，不知道怎样办，要达到什么程度。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一下子发展起来。公社化时，有的发展严重还要军事化、男女分开，破坏家庭。毛主席发觉了问题，开始纠正。1959年主席到湖南见了周小舟，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名声好，当时湖北、广东都出现没有粮食的局面。1959年秋，华国锋和到长沙出差的李琪谈到工作中瞎指挥、浮夸等问题时痛心疾首，认为彭德怀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怎么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就成了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实在想不通，扼腕叹息。1961年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传达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话便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１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下乡，在路上开着车窗，被风吹得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农具恢复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毛泽东后来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华国锋是老实人，不但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省委的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经常表扬华国锋，说他“年轻有为”，“老实人”。华国锋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让大家过上富裕日子，因而鼓励劳动致富、共同致富。这与1960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开展以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穷则变（革命），富则修”是截然不同的。1974年、1975年张春桥将“穷则变（革命），富则修”进一步发展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这种说法，好像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只能长草，要长出苗来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的这种看法，他反对“四人帮”的错误是有思想基础、有历史渊源的。1964年7月，华国锋调回长沙，在省委书记处分工主持政府工作，并主管工业、交通、财贸，还任政府机关党组（后改为党委）书记。在9月的省中届人代会上，继续当选为副省长。省长程潜长期住在北京，副省长是唐生智（民主人士）、华国锋、章伯森、徐明、尚子锦、周世钊、王含馥。华国锋挑起省政府工作的重担，这年他43岁。1965年4月26日，华国锋在湖南任韶山灌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兼政委时冒雨到云湖天河工地检查工程质量。唐大柏摄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作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1971年２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不知道有没有今天的袁隆平。袁隆平杂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袁隆平，湖南安江农校教师，1964年设计出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方案，并已找到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发表论文。科委九局向副总理、国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后，得到聂帅支持。但是“文革”起来后，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苗全部被砸烂。工作组从档案中发现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对袁隆平实行保护，才免除灭顶之灾。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袁隆平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当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972年3月获得第一代杂交种子。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国务院工作。1975年12月17日，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亲自进京，住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因正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原是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信，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星期一上班一看到信，华国锋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上午9点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汇报2个小时，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他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李海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党史，出版专著若干，其中整理师哲回忆录《历史巨人身边》及《周恩来的故事》影响最大，撰写论文50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