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
文摘
2024-11-05 10:08
陕西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晚年痼疾
毛泽东晚年缘何几次恸哭
揭秘毛泽东晚年真实生活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4小时如何度过？
毛泽东的晚年，身体状况始终很好，直到1971年冬天以后，才逐渐染患了一些老年性疾病。到1972年初，肺心病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2月12日，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了。但经医疗小组的大力抢救后，不久即转危为安。不过，随着他双下肢水肿的逐渐消逝，浑身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消瘦。值得庆幸的是，冬天的那场大病并没有让这位世纪伟人的神智受到任何影响，毛泽东尽管病后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可是他的头脑思维依然清晰如常。只是他的体力越来越不如病前，从前喜欢散步的毛泽东，病后最多只能在室内行走，而且每一次行走必须要有护士们搀扶，散步的时间无论长短，都会发生剧烈的气喘。此外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睛，不说话。有时候毛泽东还会出现大汗淋漓，流口水，甚至因为体内缺氧而嘴唇发青。此外，他谈话的声音也发生了改变，有时他的谈话言不达意，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到了1972年下半年，毛泽东又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弱，有时甚至连大字的《参考消息》也难以阅读了。读报只有依靠身边的秘书宣读，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文件上圈阅，握笔的手竟也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哆嗦。所有这一切症状都表明毛泽东的病情仍然沉重，而且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为确保肺心病已很严重的毛泽东顺利走上十大开幕式主席台，毛泽东提前移住人民大会堂118厅，医护人员在该厅地下室特设了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尽管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在晚年仍然带重病处理中央的重要工作，有时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973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相对稳定了些，在此期间毛泽东带病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党内事务，如解放和启用“文革”中下放江西的邓小平，以及亲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1973年夏末秋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正是毛泽东行走不便的时候。毛泽东那时不适远行，可是对于像党的十大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当然是无法回避的。然而让体质渐弱、连走几步路也要气喘吁吁的毛泽东走上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对于毛泽东是否能顺利出席并主持这次大会也忧心忡忡。负责毛泽东治疗工作的医疗小组更是重任在肩，人人都深感肩上压力的沉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神态坚毅地表示他一定到会！周恩来总理为此事多次找医疗小组商量，以确保毛泽东顺利走上大会堂的主席台，并全程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安全性。为了保证毛泽东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真是做到了殚精竭虑，周到细心。他建议毛泽东暂时搬出中南海的游泳池，在会议期间住进人民大会堂。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亲自布置将人民大会堂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地。然后他又和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研究如何保证在大会上为毛泽东提供充足氧气等事宜。毛泽东晚年身患多种疾病，其中供氧不足乃是最为突出的病症之一。为了解决毛泽东在从中南海移住人民大会堂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医务人员还特别在毛泽东的座车里安装了特殊供氧设备，以保证毛泽东在这段路上不出问题。毛泽东顺利住进大会堂118厅以后，医护人员们又在该厅地下室设立了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四周，又设立几个分支，其中主要在118厅至大会堂主席台之间设立供氧管路。这样就可以保证8月24日党的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当天，毛泽东登上主席台的时候，可以通过那些顺畅有序的供氧管道及时有效地送到毛泽东身边，以备毛泽东在缺氧之时的救急之需。周恩来亲自过问，并且亲自检查这些供氧设施，他要求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中共“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已年迈体衰。大会开幕式后，毛泽东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正是由于周恩来悉心周全的安排，在党的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自始至终安然无恙地坐在主席台上，更让人庆幸的是，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并没有出现严重缺氧。只是在这次会议上，一贯喜欢站起来鼓掌的毛泽东，尽管几次想像从前那样站起来当众鼓掌，然而均因浑身乏力而没能成功，散会时还是在别人的搀扶下站起来鼓掌的。让周恩来和医护人员颇感为难的是，当时出席大会的多数代表，都不清楚毛泽东已经病体沉重。甚至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中央委员们也不知其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毛泽东在代表们退场之前就离开席位，势必让代表们发现毛泽东的行走已经相当困难。然而毛泽东在代表们之后退场又没有先例。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周恩来机智地当众站起，面对台下那些静候毛泽东首先退场的代表们频频招手，他大声地对代表们说：“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直到所有代表都退出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才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回到他在大会堂的下榻之处。
在神经科专家会诊中，毛泽东被确诊患有世界上尚属罕见的运动神经元萎缩症。如何医治，国际上尚无有效疗法及特效药物1974年春天的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又可以到室外散步行走了。此间，毛泽东还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他体内的病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堪忧的情况。其主要症状是：一，毛泽东的右侧出现了麻痹和轻度中风似的偏瘫症状。右侧身体的神经麻痹和右下肢肌肉的萎缩，两手两脚的无力，都说明他的右侧发生了特殊的病变。而在这时候他在睡眠时只能以左侧半卧为主，一旦压迫右侧身体，就会发生呼吸不畅等现象；二，是语言表达功能障碍。说话吐语不清，有时即便毛泽东较为熟悉的工作人员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伴随着语言障碍的出现，毛泽东的双眼视力也急剧减弱。从前尚有一只眼睛有微弱视力，如今视觉也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吃饭吞咽困难，也在与日俱增。大多时间他需要由护士在旁喂饭。到了这一年2月，毛泽东的双目几近失明。有时对面三米之内有人，他也无法看清面孔。流口水和唇肌肉的松驰，造成了他嘴巴不易合拢，种种新病变都让人忧虑。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毛泽东1974年3月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神经系统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全面的体检之一，对于并不喜欢体检的毛泽东来说，这不能不是一大进步。因为视力的减弱已经威胁到毛泽东的生活，所以他再不敢轻视这越来越明显的病变了。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白内障。而神经科专家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结果却令人吃惊。此前为把毛泽东右侧肢体行动不便等病检查清楚，中央确定由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各派一位专家，来中南海为毛泽东检查并会诊。两位神经科专家检查后得到这一印象：毛泽东并非会诊之初一些人所怀疑的帕金森氏综合症。他很可能染患了当今世界为数极少的病症——运动神经元萎缩症！这种病在当时世界医疗界也尚属罕见，国内几乎没有几人患此稀有病症。负责为毛泽东体检的神经科专家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所谓运动神经元症，就是大脑中主管的右侧肢体及语言神经和咽喉的延髓神经受损，从而导致的右侧运动神经质变或死亡。也被西方医学界称之为肌肉萎缩症。这种病既然已经侵害了病人的右侧神经中枢，并已经开始引起病人的舌瘫和喉部瘫痪的发生，那么就必然造成病人的语言障碍，即吐语不清等。而咽喉的瘫痪则直接造成病人的无法顺利吞咽和进食。中央对毛泽东的最新病情十分重视。但同时有一些领导人又感到医生的这种诊断令人难以接受，他们尤其无法把这种可怕的神经系统重症与身体外观仍然健康如常的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再从上海请来著名神经科专家进行会诊。上海的神经科专家到京后，再次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检查分析，他得出的诊断与北京两位专家的意见基本相同。会诊后一致认为，确诊为运动神经元萎缩症是正确的。而且这位有着几十年丰富临床经验的上海神经科专家还断言，凡属病已经侵犯到咽喉及舌部位神经细胞的患者，生命最多在三年左右。他还估计这种已经病至咽喉的运动神经元症患者，病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右侧下肢发展延伸，最后很可能造成病人右侧的全部瘫痪和麻痹。根据当今世界的医疗水平，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种极为少见的运动神经元症进行有效医治的办法及特效药物。惟一办法就是早日对患者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譬如：为防止病人因吞咽困难引起肺部感染而安装胃管，以及防止因病人意外跌倒发生骨折等等。对于上述三位神经科专家的诊断意见，首先得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认同。叶剑英听取医生和专家的汇报以后，深为毛泽东日渐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感到心事沉重。他认为毛泽东的双目视力减弱，可以马上采取有效措施根本医治，而运动神经元萎缩症如果得不到有效医治，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叶剑英建议从现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寻找与毛泽东相似的病例，一边进行医治，一面总结经验，以期尽早找出一个可以医治此病的有效办法来。周恩来当时已因癌症入住北京305医院，但是，他仍然忍着病痛在病房里认真听取医生和专家们关于毛泽东病情的报告。他建议在必要时可通过中国各驻外使领馆，特别是中国驻联合国的外交使团，设法在西方国家寻找此类已经治愈的病例，以及较为成功的先进医疗经验，然后加以借鉴，抓紧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对症医治。重病中的毛泽东曾多次想下水游泳，都未成功；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正在研究毛泽东诸多疾病的治疗方案时，毛泽东突发心梗。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第三次心梗逝世可是，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们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这时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医护人员虽然感到毛泽东在这时候出巡对病情无益，但是毛泽东的出巡计划是雷打不动的。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炎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主张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特别是他年事已高，右侧神经麻痹，所以一旦下水就很容易呛水。一旦发生呛水就会让毛泽东的身体失去平衡，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们的劝说之下，他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毛泽东即便到重病在身之时，又已近八十岁高龄，但是他始终认为锻炼身体是解除任何病痛的惟一有效办法。他甚至认为游泳会使自己近于瘫痪的右侧肢体得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深知毛泽东疾病危险的医生们都爱莫能助。他们清楚继续劝阻无效，最后只能尽快制订一系列紧急防范措施。例如配备身强体健的陪泳人员和警卫人员时刻守候在毛泽东游泳的水域四周，随时准备抢救应急。医护人员也早早守候在游泳池周围，准备随时下水救护毛泽东。毛泽东下水游泳后，果然出现了医生们预见的情况，他头部只要刚刚进水，就发生呼吸不畅，而这样势必造成不断的咳嗽。这样，毛泽东在武汉的游泳没有成功。当年9月中旬，毛泽东决定离鄂前往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也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1975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尔他共和国总统多米尼加·明托夫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是都因为身体状况不适于下水游泳而中途作罢。虽然毛泽东身体状况很差，但在此期间他仍以很大的精力来处理国内发生的大事。其中就包括江青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状告周恩来和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毛泽东明确表示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并明确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从而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使“四人帮”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进入1974年冬天，已经80岁高龄的毛泽东在长沙身体状况时好时坏，那时北京正在筹备四届人大，他的精神也不断受到来自“四人帮”的干扰，因此有时情绪难免烦躁。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当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又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入冬以后，毛泽东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他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参加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4天。除进一步确诊双目已近失明的毛泽东所患乃为白内障之外，参加检查的神经科专家们又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所患病确为运动神经元症。除上述两种困扰毛泽东多时的疾病得到确诊之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过低等病。1975年2月，医疗小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病情以及毛泽东这次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毛泽东的疾病医治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5日下午，周恩来带病从305医院亲自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们的汇报。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在汇报中很快取得政治局委员的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但是，在汇报毛泽东患上运动神经元症的时候，使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难以接受。尽管医生们为了让政治局委员都能理解这种国内尚属少见的疾病，在讲述时又出示了挂图和相关的背景资料，可是江青和姚文元仍然对医生指责发难，致使这次汇报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对医疗小组的工作汇报给予肯定，并且表示“党感谢你们！”1976年春天始，毛泽东的病情越加危重了，中央领导和医疗小组共同研究如何医治运动神经元症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心梗。尽管每次都抢救脱险，然而老人的身体状态明显孱弱了。9月2日傍晚，毛泽东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心梗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毛泽东的病情自9月2日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以来，就开始处于病危状态。9月8日入夜不久，毛泽东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以后，急忙把一枚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又开始恢复正常。但他从此便陷入了长久的昏迷之中没有醒来。守在病室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们，都在静静观察着心电监视器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恒久的直线，这时，时钟恰好指向9月9日凌晨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9月9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自此，一个全国范围的追悼活动开始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的一个侧面。顺手查查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的记载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在其晚年确是常动感情，甚至痛哭失声。毛泽东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看后流下了眼泪。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第二年4月，毛泽东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到基层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十分困难的生活状况和“文化大革命”对全国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泽东下决心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依据之一。如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了根据他的指示有关部门写出的详细叙述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情况的报告后，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可以说，这其中可能也有毛泽东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误失察的认识和反思。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泽东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五天。亲自为毛泽东做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这么叙述的：当时“房间里只有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戴上眼镜的毛主席起先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见他手捧着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又感慨。事发突然，我既紧张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走过去劝慰他，让他节制，别哭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渐渐平静一些，同时把书递给我看，原来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南宋孝宗皇帝，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等奸佞，倡言恢复中原完成国土统一大业。朝廷置之不理。出于爱国者的责任感，陈亮又于1178年一年之中，连续三次上书，由于奏疏直言不讳，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们脱离实际的空谈之风等，即遭到了当道者们的忌恨。陈亮曾两次下狱，经受严重打击和排斥，但并未对恢复中原之志有所改变。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陈亮为驳斥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亲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观察地形，并准备依据实际调查结论，再向孝宗皇帝上书，提出一系列经营南方，进取中原，统一国土的具体方略。多景楼，位于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陈亮登上多景楼，见景生情，心潮澎湃，挥笔作词，在词中直抒胸臆：“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毛泽东离我们而去已经36年多了。当年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很难准确揣度。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无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陈亮。从目前已知的毛泽东晚年的哭声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窥见毛泽东晚年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心绪、心境和心结。正因如是，笔者在这里特用较多一点笔墨加以阐发。有人认为陈亮的《念奴娇 ·登多景楼》是一首批判现实、积极进取、气宇轩昂、鼓舞斗志的抒情词。而笔者认为，陈亮此词无疑是借古论今、批判现实之作。此词下阕之中也不乏“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气宇轩昂、鼓舞斗志之旋律，但陈亮深知，这仅是“应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和“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则是“实然”，即“无情现实”。多景楼已是座危楼，还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楼”，亦可能兼而有之？笔者无从考证。但此词的主调却是作者抒发内心诸多的忧患、积愤、悲愤乃至无奈。在我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两个政权，都被北方强敌击败流落江南，凭借长江天险，当权者却都不思收复失去的大片国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读史，常常会引人共鸣。深谙我国历史的毛泽东，阅诵古文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沟通古今，古为今用，以推助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阅诵陈亮这首词时恸哭失声，我们对毛泽东此时强烈共鸣的内心世界如何较为准确地揣度、把握和诠释呢？笔者试谈如下三点陋见。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风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严肃批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叹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这一沉重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和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流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令人悲叹。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9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浸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之中，毛泽东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的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的隐忧。如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另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这体现着他把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晚年毛泽东的眼睛里常常涌流泪水？因为他对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爱得无比浓烈和深沉。他与他的战友们，历经艰辛，指挥千军万马，用28年时间，率领亿万人民，用千千万万先烈的头颅与热血终于换来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人民无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绝不可能彻底摆脱旧中国遗留给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遗产中各种腐朽梦魇的纠缠，加上面对比我们强大得多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文化侵蚀，以及我们对完全崭新道路、制度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使得我们党和政权内出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性，因此，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成了萦绕在毛泽东特别是其晚年心头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情结。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与客观历史现实以及他本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的巨大反差，“文化大革命”中常常出现的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想象和掌控的局面，对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整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中最终竟出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况，使得晚年的他在思想理论及精神上常常处于忧虑、不安、孤独、孤寂、无助、无奈甚至是伤感、凄凉、内疚、悲愤、痛苦的集合之中。晚年的毛泽东深深认识到，自己发动的这个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分明变成了现实。他在生命垂危之际，几次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其中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便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而常常涌流的泪水则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事物的发展进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态。任何伟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是被已有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则。我们决不能也决不应替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但也应高度重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我们今后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一些伟人所犯的错误与他的巨大功绩是无法相比的。仅把伟人所犯的错误与普通人所犯的错误相比，往往会造成伟人的错误至大至重，不可饶恕，普通人所犯的错误至小至微，可以略而不计。这就常常出现一些人往往对已故去的伟人随时随地拉出来毫不负责任地进行置评的现象。更须警惕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国内外资本的操纵之下，更是对毛泽东等伟人公然进行无耻的谩骂、攻击甚至恶意的诽谤、造谣。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而最有效、最直接、最便利的手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应对。另外，也有不少同志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沧桑，一些人所肆意歪曲、伪造的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铁案”，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所以笔者主张，了解历史特别是重大关键历史细节的同志，都有责任把历史特别是关键的细节真实地留给历史和人民。但从另外一方面说，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其大略特别是把其放在“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常常无需繁多琐碎的历史细节。历史对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各位“历史撰写者”所撰写的历史最终都会进行公正的审视，越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功过是非，人民和历史最终将会对其辨析得清清楚楚。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等伟人巍巍然如永远屹立的昆仑，而那些丝毫不顾事实、任意造谣攻击毛泽东等伟人的人，不过是毛泽东等伟人脚下的一抔黄土而已。还是让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的泪水上来吧。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晚年常常涌流的泪水，不仅丝毫无损于我们领袖的辉煌，反而使我们平添了对他的无限敬仰之情。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而奋斗的一生。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之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其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当前特别是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中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的晚年究竟有多少秘密还未公开？让我们听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女性之一——机要秘书张玉凤披露晚年毛泽东的生活真相。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这一刻，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时代结束了，哀潮即将席卷整个大地……在9月8日零时零分，毛泽东拿起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看了14分钟。护理人员为毛泽东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记录毛泽东身上“有些微汗”。护理人员还用生理盐水喷了毛泽东口腔6下。在零时50分和1时10分，毛泽东又拿起文件，分别看了10分30秒和15分30秒。期间，护理人员为他做辅助人工呼吸，并按摩下肢。1时45分，毛泽东又看了10分钟文件。在2时零5分，毛泽东拿起文件，又看了9分钟。期间，江青用爽身粉给他擦大腿。大约在5时左右，毛泽东似乎清醒了不少。他张着嘴，喉咙里忽然发出微弱的声音。工作人员谁也听不明白。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手又慢慢抬起来，缓缓地在木床上敲了三下。工作人员这才反应过来，试探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毛泽东当即点了点头。病危之际的毛泽东还关注着三木参选的情况，关注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关注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工作人员马上找来了有关三木武夫参加大选的材料。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只看了7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11时15分，护理人员记录：“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中午以后，毛泽东的精神好了一些。他分别在12时47分和13时18分看了21分钟和12分钟的文件。14点零4分，他的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医生给做呼吸器1分27秒。随后，医生继续给他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当日下午，毛泽东只要精神稍微好转，他都要来文件看，一共三次。时间在10多分钟20多分钟不等。在下午16时37分，还看了30分钟文件。在生命中的最后24小时，在上下肢插上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这种极为困难、极为痛苦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坚持让医务人员用手托着书或文件给他看文件、看书多达11次，共计两个小时又50分钟。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李先念。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据记载，此时毛泽东神智仍然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面前时，他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叶剑英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当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护士立即到休息室叫来叶剑英，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是，他最终也发不出声音来了。当晚20时30分，毛泽东的状况出现恶化。治疗原始记录称“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23时15分，“进入昏迷状态。”23时44分，“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零时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零时零6分，“呼吸完全消失。”直至零时10分，心脏停止跳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他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第49个纪念日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