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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给七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不短的电报。电文开门见山：“下列问题，请予电复。”（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的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致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电文最后说：“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一封纯粹工作性质的电报，粗看似无奇处。通常情况下，面对历史文献，特别是一些指示性、决策性的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比较关注它记载的内容，重视文献的写作者下了哪些指示，做了什么样的决策。就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来说，其所列问题，已成为历史，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那段历史，大多不会在意，不会去思考求解，至多是觉得电文密集地提供了1944年7月毛泽东关注的问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解读这封电报，譬如，从电文不经意间传达出来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去解读，或可发现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这封电报的主要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使中央在秋天“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即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寻求依据，作一个调查。这是电文写得俨然如一篇调查提纲的根本原因。同时，从电文急切直露的问句来看，又仿佛是毛泽东在梳理自己思考的或感觉到需要解决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确判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同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通通气，吹吹风，既可以请在一线工作、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地方负责人帮助想办法，也可以使分散各地的他们及时了解中央考虑和关注的事情，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这样做，显然有助于具体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工作，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第一，电文所列问题，对各地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是一个检验。毛泽东当时想要了解的，不是单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从“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到要求地主减租的经济政策，从军队整训到民兵和群众团体的工作现状，从城市工作到敌占区、沦陷区工作，从部队机关的大生产运动到农民对互助组、合作社的态度以及粮食、棉花的生产数量，从人民的经济生活到文化卫生事业，涉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凡此种种，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发后的执行情况，又要求回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还要求发表对这些新情况的看法和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怎样回答这些内容，对接受电报的负责人来说，自然是个挑战，不能草急就章，非得下点工夫不可。毛泽东还要求“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显然，平时如果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不勤于思考问题，就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平时不注意学习，不熟悉中央的各项政策，也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第二，提出的问题都很明确具体，直奔主题，防堵了虚与应付的可能。整个电文不穿靴戴帽，没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也没有一句说到所列的这些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关系到什么什么。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问号，如若细数，这十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35个问句。有的话题，更是层层追问。诸如：“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这样的提问，答复时很难躲闪，绕弯子，必须直面问句，据实相述。而且，必须要有所调查才可能提出意见，靠原则性地拟出几条，或靠翻翻既有的中央政策、指示或某某领导人的讲话来对付，显然不能算是交了好的“答卷”。第三，电文提出问题的方式，同时也给各地负责人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电文中没有特意往哪个方面引导的问句，言语间不显露自己的倾向性。诸如，关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况，毛泽东既问“是否生长了一种 ‘左’的现象？”又问“右的现象是些什么？”关于大生产运动后的情况，问题是“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电文中的问题，大都是要求回答缺点、不足和面临的困难，而不是摆成绩。这样一来，各地负责人就不会有哪些是上面愿意听的，哪些是上面不愿意听的，是“报喜”好，还是“报忧”好之类的担心和揣测。解除了这些顾虑，有利于大胆反映真实情况，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毛泽东发这封电报，当然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各个根据地的情况，悉心倾听各地负责人的想法和意见，以利集思广益、群智群策和求得上下沟通、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观察、考量和品鉴干部的作用呢？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效果。接受电报的负责人，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据地党的一把手。他们是鄂豫皖边区书记李先念、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毛泽东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很自然地对这些负责人的答案会有个比较，吸收到自己的决策思路中的内容，自然也会是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由此对他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水平，自然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把这封电报视为不是考试的考试，或许可以说得通。电报发出后，各根据地均陆续作了答复。毛泽东在1944年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报告，一共谈了1件5事，其中许多内容便是从这封电报列的十个问题演变而来，所谈内容，自是吸收了各地答复的意见。电报和这个报告均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读者有意，可找来比较一下。在作完这个报告后不久，毛泽东还从各地答复中央电报的材料中，选择了一些加以转发。这样做，一则是表彰各地负责同志为中央决策作出的贡献，二则也是对各地从实践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例如，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就邓小平的答复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看来，他对邓小平的答复是很满意的。同一天，毛泽东还给山东的罗荣桓、黎玉发电，肯定了他们的答复，同时就十个问题中值得注意的事情作进一步的交代，诸如“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减租后，“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