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许钧：翻译史研究对探究翻译基本问题的启示——基于《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思考

    随着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早已不再把翻译看成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对翻译基本问题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语言和文字层面，各种不同视角为我们认识翻译和理解翻译提供了新的可能。我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人类翻译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史。没有对翻译史的整体性研究，就无法在历史的高度全面认识翻译形态的多样性，也无法认识翻译活动的根本性特征，更无法把握翻译活动的历史性和发展性（许钧，2014）。换言之，若想真正地认识翻译和理解翻译，必须树立历史发展观，重视翻译的历史研究。所以，近些年我始终关注翻译史的研究动态，并很欣喜地看到，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翻译史研究在路径和面向上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在过去的一年，我先后为宋丹的专著《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整理与研究》和屈文生、万立的专著《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撰写书评。这两项研究分别聚焦文学翻译史和法律翻译史，在材料、方法和结论上都可以算得上是创新性研究，也引发了我对于翻译史研究的很多思考（许钧，2023a/2023b）。最近，我又阅读了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2023）的新书《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以下简称《龙与狮》）。王宏志教授基于大量的原始材料，在假设、提问、分析、论证与回答的逻辑推进中，系统性地检视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翻译问题，以及翻译在这场影响中英关系的历史事件上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该书在史学界和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黄克武、邹振环、李雪涛、黄兴涛等知名学者都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该书入围2023年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国际图书奖（International Book Prize）最佳中文著作奖终选名单，这是对王宏志教授长久以来深耕翻译史研究的肯定，也是对该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认可。

    综观目前的翻译史研究和相关评论，学界倾向于将翻译史研究的功能或任务聚焦在还原翻译活动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很认同，即翻译史的主要研究任务是“回到翻译现场，构建翻译活动的历史语境，揭示翻译活动所面对的各种复杂关系，还原历史上翻译的本来样貌”（许钧，2023a：420）。正如《龙与狮》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从翻译的视角还原并重新审视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历史事实，得出了与以往历史学界不一样的原创性结论。但我想强调的是，在翻译史研究中，除了构建历史语境，还原历史事实，我们不要忽视了对翻译基本问题的反思。我曾提出，翻译史研究是综合性的。译者、译本、翻译机构、翻译事件、翻译现象都可以是研究的出发点。但从翻译出发，一路所涉及的问题就不仅仅限于翻译史实本身。翻译伦理、翻译动机、翻译环境、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的功能等问题会在历史的整体观照下得到更为客观的阐释（许钧，2014）。鉴于此，本文拟结合阅读《龙与狮》的思考，从翻译忠实性问题、翻译动机、译者立场三个方面谈谈翻译史研究对探究翻译基本问题的启示。

    翻译的忠实性问题，是任何翻译研究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法国著名翻译学者安帕罗·于塔多·阿尔比在《翻译的忠实概念》一书中，认为翻译的忠实性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翻译的历史中。传统上，我们认为，翻译要“非常‘忠实地’把原文的意思在另一种语言里演绎出来，我们期待译者把原文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很准确”（谢天振、王宏志、宋炳辉，2015：6）。然而，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翻译的绝对忠实往往遭遇各种挑战，难以存在。翻译历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关于“忠实”的讨论：如何界定忠实？怎样才算忠实？译文与原文相似度要达到多少才算忠实？忠实的对象是什么？忠实的标准由谁来评判？我们或许觉得这些问题属于翻译的理论思考，或是翻译文本研究中才会凸显的问题。其实，从历史的视角思考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可能会有新的认识和启发。

    我们知道，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在诠释其中的翻译现象时，除了要考察译者、译本等翻译内因素，交往双方自身的定位、态度、国情、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翻译外因素也需纳入考量范围，这就使得对“忠实”的评判标准更为复杂。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过程中，几份重要文件都遭到了翻译改写：广州的通事、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使团来访消息的改写；乾隆下旨对英国国书的改写；在京欧洲传教士和使团成员对乾隆敕谕的改写。这些改写无疑是“不忠实的”，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意思、语气态度和行文风格。如果我们深入剖析改写背后的原因，也许会发现这个问题与译者的能力、意愿、道德以及现实情况相关。一方面，由于当时中英双方的译员都不具备完全驾驭中英双语的能力，导致双方沟通必须经过拉丁文作为中介语言。多重转译无疑增加了翻译的困难和出错的几率。译员很可能限于自己的语言能力，产出了他们认为忠实，实际却不忠实的译本。例如，由于使团译员中文水平不高，专业知识有限，他们在翻译使团带来的礼品清单时，“既无法译出正确的名称，也不能准确地解说”（王宏志，2023：322），最终只能简化翻译，删减他们无法理解或表达的细节，如将使团精心准备的天体仪翻译成“壹座大架仔，西音布蜡尼大利翁”（同上：281），导致礼品的价值与功能都无法呈现，让乾隆觉得“贡使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同上：525）。另一方面，译者还会出于各种目的，或受到各种因素制约，有意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例如，乾隆颁给英国国王的第二道敕谕中，“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被译为“convinced of the rectitude of your intentions”（同上：422）。“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驱万国，一视同仁”被译为“this new Methods would be very inconsistent with the good will which we profess for all foreign Nations. It being our constant Maxim to treat them all equally well, without any Partiality”（同上：423）。译文与原文的意义明显不同，删去了“恭顺”“陈乞”“天朝”等体现天朝上国思想的词语，淡化了一些英国人可能觉得冒犯的表述，改写为英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版本。这种改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敕谕的精神，无法体现朝贡体制下的天朝思想。根据译者贺清泰所说，这种改写是有意而为之的。但他们只改动了一些表述，却不敢把整段删掉，因为朝廷会派其他传教士来核校翻译。由此可见，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这些服务于使团或朝廷的译者在执行翻译任务时，既带有个人主观因素，又受制于客观环境。

    细读《龙与狮》，尤其在“译员篇”中，我发现涉及译员的，最核心的就是“忠实”问题，“忠实”或者“忠诚”被视为衡量译员的首要标准。翻译的“忠实性”，既是翻译的本质要求，也是翻译的伦理要求。但王宏志教授在《龙与狮》“结语篇”的一段话，让我们对翻译的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冲突，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长期以来，人们都强调翻译必须忠实，确保原来的讯息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以期达到有效的沟通。然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要求所谓绝对忠实准确的翻译，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同上：522）。这并非是要否定翻译的价值，也并非否定翻译的伦理追求，而是说明翻译活动异常复杂，会时刻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外交活动中翻译的忠实与不忠实，翻译的对等与不对等，有力地影响着外交进程。要客观准确地书写中国外交史，甚至是中国近代交流史，必须正视翻译在中外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当我们提出翻译要忠实、准确地再现原文这一理想层面的原则时，我们应该考虑到翻译在现实层面所允许的可行性程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1）把握翻译活动的历史特性。将翻译活动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充分认识翻译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挖掘翻译在各历史时期的特殊功用。2）辩证地看待翻译的障碍。如乔治·穆南所言，“人类语言能力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许钧，1998：52）。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在人们克服困难、不断认识世界、相互交流的运动中发展的，翻译活动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3）实事求是地认识翻译之“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翻译能忠实到什么程度？能克服什么障碍？能多大程度地接近原文？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立足原始材料，通过科学分析方法，进行合情合理的评价。

    翻译因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回顾中西翻译史，翻译总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联”（许钧，1998：50）。尤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翻译往往与社会变革或思想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一些翻译家甚至以明确的翻译动机推进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许钧，2004）。例如，清末民初，面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翻译活动带有深厚的救国启民的思想动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他的翻译动机强大且明确，即通过翻译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所以梁启超大力倡导翻译社科著作，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并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在这种思潮下，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主要就是服务于社会改革。例如，林纾将Uncle Tom’s Cabin翻译成《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旨在鼓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不要成为列强的奴隶。苏曼殊和陈独秀合作翻译雨果的《惨世界》（今译《悲惨世界》），前半部分摘译了原著中主人公的政治事迹和战斗故事，后半部分则增加了译者的创作，旨在激发读者的反抗精神。同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提倡民主科学”，改革开放时期的“优秀文化引进来”，如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不难看出，翻译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直接影响“翻译什么”“为谁翻译”以及“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也制约着翻译立场、翻译方法、翻译计划和翻译效果。

    关于翻译的动机问题，我在《翻译论》一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讨论。从狭义上讲，翻译动机关涉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往往通过翻译的委托者、赞助人、原作者、译者等相关人员的意愿或要求加以明确。若与翻译直接相关的各方意愿一致，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若各方意愿无法达成共识，便有可能产生冲突，需要有其他力量加以调和（许钧，1998）。《龙与狮》提到，马戛尔尼使团的译者李自标曾在马戛尔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以使团的名义向和珅提出请求，希望朝廷善待天主教徒（王宏志，2023：197）。客观来说，李自标的这一行为违背了译者的职业操守，很有可能导致使团任务失败，损害使团的利益。作为使团的译员，李自标为何要这样做呢？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李自标与英使团有着不同的思想动机。英国派遣使团完全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希望改善在华贸易环境，宗教事务并不在他们的主要诉求之内。而在海外接受宗教教育，准备回国传教的李自标，参与翻译活动的最大动机就是有机会接触中国朝廷，为天主教徒争取较好的待遇。由此可见，虽然李自标与马戛尔尼使团同属英国一方，但二者的翻译动机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导致了利益和行为的冲突。

    另外，上文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过程中的很多文书都被改写，这些“不忠实”的译文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乾隆对待使团的态度发生变化，即最初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访呈友善态度，收到礼品清单和国书后态度急转直下，使团离开时更下旨戒备。那么，译者为什么会“不忠实”地翻译，甚至是改写原文呢？我们不妨也从翻译的动机进行考察。例如，乾隆颁给英国国王的第二道敕谕，措辞严厉，“充塞大量的天朝话语，要把中英两国关系拉回清廷的朝贡体制上”（王宏志，2023：527）。但是，这些敕谕由北京的欧洲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使团成员再转译为英文后，又被重写为另一个版本：虽然使团提出的要求全部被驳回，但是乾隆感谢使团的到来，并向英国伸出友谊之手。可以看出，欧洲传教士和使团成员的翻译目的除了传达核心讯息（使团要求全部被驳回），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维护英国的尊严，以及使英国方面更好地接受这一讯息。不难想象，这种改写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足以影响中英两国后续的外交关系。

    翻译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交流活动，这就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克服“异”的障碍。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中，中英双方最根本的翻译目标是希望通过翻译进行有效的沟通。但由于双方在政治、体制和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落实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上，译者出于不同的动机，有意或无意地产出“不忠实”的译本。这不仅没有促进有效沟通，反而增加了误解。翻译远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一种涉及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复杂活动。翻译的过程充满选择，大到拟译对象的选择，小到一字一词的选择，“其间面临的种种选择无不取决于翻译的价值目标”（刘云虹、许钧，2016：72）。是译成“礼品”还是“贡品”，译成“钦差”还是“贡使”，选择出于翻译动机，也出于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的限制。《龙与狮》一书，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翻译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其思考之缜密、介入角度之新颖，为我们理解翻译活动过程和探究翻译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具有参照性的路径。其中就翻译动机的追问与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译者的身份、译者的主体意识、翻译选择和翻译的方法，具有“牵一发而动全书”的作用。

    译者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译者的翻译动机、语言能力、文化水平、审美标准、生活环境、教育背景、政治立场等诸多因素共同塑造了译者的身份和立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关涉的译者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英双方选用的译者大都是来自对方国家或地域的人，即英方聘用的译员往往是中国人，清廷用的译员却大都是欧洲人，这在现代外交活动中是很难见到的。这种独特的翻译现象必然会引发我们对于译者伦理的思考：译者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进行翻译？他们的忠诚值得怀疑吗？他们的语言文化政治背景是怎样的？他们的翻译活动背后有什么政治或文化的操纵力量？译者的行为是否影响到国家的重大利益？《龙与狮》中有一个关于“译者立场”的非常典型的例子。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前，使团准备了一封预告使团来访消息的信函（一份英文原件和一份拉丁文译本），并在广州找人翻译为两份中文本：广州通事从拉丁文翻译，中国行商与东印度公司专员从英文翻译。为了防止广州的译文出错，清廷又专门找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把来信重新翻译一遍。从结果来看，这三份中译本虽然略有出入，但传达的主要讯息几乎一致，即中国是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英国是前来朝贡贺寿的蛮夷小国。这也就解释了乾隆最开始对使团访华呈友善态度的原因。然而，经王宏志的考证，英方的原件丝毫未表明英国处于谦卑的位置，反而是将英国置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希望中英两国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对话。那么，为什么三份中译本会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原文没有的内容和态度呢？我们可以看到，清廷对英国的来函十分慎重，也对广州的翻译产生了怀疑，所以想在北京找他们信任的人再次翻译。但是，清廷没有考虑到的是，无论是广州的通事、行商还是北京的欧洲传教士，虽然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同，但他们的翻译立场是相同的，以至于他们都站在清廷的角度，以中方的价值和伦理观为导向，对英方的来信进行了改写。

    译者的身份立场具有很强的伦理特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与伦理密不可分，所以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中西方的翻译实践，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价值观”（祝朝伟，2010：78）。尤其在外交翻译中，译者的道德操守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译者是否忠诚足以影响国家的重大利益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龙与狮》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译者群体，即居住在北京的欧洲传教士。他们来自欧洲各国，但长期为清廷服务。他们兼有欧洲的教育背景和中国的生活经历，具有多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身份。在这种背景下，这一译者群体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困境：在英国使团来华过程中，他们是全心全意地忠诚于清廷？还是倾向于帮助英国使团呢？王宏志认为，部分传教士更倾向于帮助英国使团。例如，法国传教士罗广祥和贺清泰在翻译乾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时，有意删改了他们认为贬损英国，不符合欧洲外交礼仪的表述。作为中方指派的译员，罗广祥和贺清泰不仅没有准确传达乾隆的意思，还站在对方的立场，协助维护英国的国家尊严。这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犯了所谓的欺君之罪（王宏志，2023：182）。由此可见，在这场外交活动中，意愿、现实和道德因素都在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这也说明，对翻译伦理的思考是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刘云虹，2014），因为翻译的伦理目标是翻译的内在需要，关涉译者的立场选择，作用于翻译的全过程，直接影响着翻译方法、翻译的质量和翻译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