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旧的长征告一段落，新的“长征”要开始了。苦难终于结束，毛主席与贺子珍之间却出现裂痕。很多人都以为，贺子珍离开毛主席，主要原因在贺子珍，说她太任性了。一些资料著作中也提到类似观点，说贺子珍称自己太任性了。但贺子珍的远走莫斯科，真是一个“任性”，这么简单的问题吗？
贺子珍没有在毛主席备受打压、身无职权时离开，也没有在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离开，却在相对和平、生机勃勃的抗日时期走了。贺子珍跟毛主席结婚八九年，一直是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支持毛主席的工作上。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起初贺子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
1936年6月，贺子珍临近生产李敏，工作无法再坚持做下去了。生下孩子的四个月后，贺子珍就火急火燎地想为革命工作。很多人劝她再等等，孩子太小，你身子太弱了；但贺子珍十分固执，摇了摇头说：“孩子拖累了我，我干革命。”把娇娇送给别人抚养后，自知自己文化理论水平基础不足的贺子珍，进入了延安抗大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既艰苦紧张，又有趣充实。当时因工作和学习，毛主席和贺子珍分开居住了，只有周六才会团聚。贺子珍特别好强，她明明在长征时生孩子，产后缺乏调理和营养，落下头晕的病根；在作战中负伤，大量失血，头晕病症加重；另外，她的头部、背部遗有弹片没有取出。这些疼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特别是阴雨天，疼得就更厉害了。
但是她没有主动向任何人说起，而是默默忍受，坚持学习。有一次在抗大的课间休息时间，贺子珍突然失踪，老师同学们都找不到她，到处喊也没人应，最后大家在厕所里发现了她：身体虚弱的她，因忍受不住疼痛，晕倒在厕所里。众人找到贺子珍时，怎么呼喊都唤不醒她，最后送到医务室抢救，许久后才醒来。
经过检查，医生诊断贺子珍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休息。她只得退学回家休养。退学后的贺子珍，开始频繁地跟毛主席吵架。夫妻之间吵架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是毛主席、贺子珍这样个性都较强的夫妻。
毛主席工作繁忙，而贺子珍因不能学习、不能工作，空闲时间很多，所以贺子珍就成“围”着毛主席转一样，两人的矛盾冲突因此变得越来越多。而这其中，有一部分病痛折磨着贺子珍精神和肉体的缘故。而延安的交际舞事件，让贺子珍再也忍不了了。
夫妻之间产生一些误会，只要双方冷静下来，沟通交流一番，把事情解释清楚，就会和好如初。但是，贺子珍的性格过于内向，她把所有痛苦都埋在心里，使自己陷入无法解脱且没必要的烦恼中。在争吵的日子里，贺子珍想了很多很多，想到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想工作也力不从心。
她多么想动手术，把那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自己早日重新工作啊。可是延安动不了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因上海爆发战争，后转苏联），取出弹片。还有，在这个时候，贺子珍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
贺子珍要出走，毛主席想尽各种办法，极力挽留。而贺子珍不仅不说明自己的情况，还请人给毛主席捎去一张写有“从此诀别”的手帕。尤其是后者，更是千不该、万不该啊。在坐上去往苏联的飞机前，数个月的时间，贺子珍有无数次机会回延安；而中央和毛主席也“呼唤”了多次，但她一次都没有抓住，一次都没有响应。
这不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么简单了。而是当时，贺子珍有充分地非走不留的理由，但她没有跟毛主席说明，没有取得毛主席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