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释的神秘死亡,1959年苏联迪亚特洛夫事件(4)

文摘   2024-10-08 08:57   北京  

被砍断的树枝

以下是参与搜索行动的格奥尔基·阿特马纳基的证词(摘自刑事调查):

在他们遇难地点大约两米处,在雪松后面,有一堆很大的篝火痕迹,从剩下的余烬来看,这些余烬已经烧到了一半的程度。一切都被雪覆盖着,但在雪松下发现了一件不知道是谁的牛仔衬衫、一条围巾、几双袜子、一件外套或毛衣的袖子和一些其他小东西。离雪松更近一点,捡到了八卢布的钱,有三张和五张卢布的钞票。


现场的雪松,右侧是篝火的痕迹

在雪松周围大约20米处,有迹象表明在雪松附近有人用刀砍过新的冷杉树枝。有大约20处这样的砍痕,尽管我们没有找到那些树枝本身,除了一根。不可能认为这些砍痕是用来取暖的,因为首先它们燃烧得不好,而且周围有相当多的干燥材料。此外,没有必要砍伐或劈开,因为所有这些新树枝很容易折断,即使只用一点力。你可以认为这项工作是由那些要么非常虚弱要么头脑不清醒的人做的。在雪松本身,有新鲜折断的痕迹。在高达5米的地方,大多数干燥的树枝都被折断了。此外,面向帐篷所在山坡的雪松一侧,在4到5米高的地方树枝被清理掉了。这些潮湿的树枝没有被使用,一部分被扔在地上,另一部分挂在雪松较低的树枝上。看起来人们做了一个类似窗户的东西,以便从雪松上可以看到他们来自的那个方向和他们的帐篷所在的方向。

在雪松附近所做的工作量,以及许多显然不属于被发现的两个同志的东西的存在,表明在篝火附近聚集了大部分小组队员,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迪亚特洛夫的遗体

同一天,在朝着帐篷方向离雪松300米的地方,在一棵矮小的白桦树下,发现了第三具尸体,只有部分被雪覆盖。


被积雪掩盖的第三具尸体

这具尸体是伊戈尔·迪亚特洛夫的,头露在外面,光着脚,穿着一件皮背心,胸前的扣子没扣。他的姿势也与冻死者的姿势不一致。他的手举到胸前,似乎在试图解开衣服,就像他在喘气一样。他的右脚穿着两双袜子,一双是棉的,另一双是羊毛的,左脚只有一双棉袜。他手中坏掉的手表显示时间是5:31。山坡上的搜索继续进行。


伊戈尔·迪亚特洛夫的尸体

过了一段时间,搜索和服务犬阿尔玛在半米厚的雪层下找到了第四具尸体。是齐娜的尸体。迪亚特洛夫和这个年轻女子的尸体相隔大约330米。齐娜僵硬地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姿势,很明显她一直在向帐篷爬去。她穿得很暖和:在内衣外面,她穿着一件长袖 T 恤、一件反穿的羊驼毛衬衫(由棉花和羊毛制成的织物)、一件牛仔衬衫,上面还穿着一件蓝色毛衣,右袖子被扯掉了。她身体的下半部分也被几层衣服保护着:羊毛紧身裤、棉质运动裤和滑雪裤。她的脚穿着三双袜子,但没有穿鞋。在她脸附近的雪地上有血迹,是因为流鼻血。


齐娜·科尔莫戈罗娃的遗体

突然被遗弃的帐篷

同一天,迪亚特洛夫的帐篷被仔细检查,并对里面发现的所有东西进行了清点。检查证实帐篷里几乎有小组所有的个人物品以及公共设备。

旅游专家、搜索行动的第二负责人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的证词片段:

帐篷在海拔1079米的高地的支脉山脊(海拔900米)150米处。帐篷是搭在插在雪地里的滑雪板和滑雪杖上的,入口朝南,帐篷南侧的侧翼完好无损。然而,北侧的侧翼被扯掉了,因此帐篷的另一半堆满了雪。雪很少,只有二月份的阵雪中落下的那些。在帐篷里我们发现:一把冰斧、一副备用滑雪板;在距离帐篷10到15米处,扔着属于迪亚特洛夫的拖鞋、袜子和皮外套。这里还扔着一件防水夹克。帐篷顶上放着一个点亮的中国小灯笼(但不发光)。在迪亚特洛夫的帐篷里有9个背包、10副滑雪板,9副在帐篷底部下面8双鞋、3.5双毡靴(7只)、几件棉袄和一些其他物品。

搜索人员找到了迪亚特洛夫建造的拉巴兹

乌拉尔工学院的学生、参与搜索行动的瓦迪姆·布鲁斯内茨因的证词片段:

在所有东西上面,有一根被切成几段的滑雪杖。显然,帐篷的北峰是固定在这根滑雪杖上的。考虑到小组没有其他备用的滑雪杖,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决定损坏这根滑雪杖。

刑事调查的片段:

对帐篷的检查表明它安装正确,为人员提供了适当的住宿。帐篷里放着两条毯子,还有背包、防水夹克和裤子。其他毯子被揉成一团并冻住了。在一条毯子上发现了一些熏肉皮。

帐篷里物品的布置和存在(几乎所有的鞋子、所有的外套、个人物品和日记)表明帐篷是被所有队员同时突然遗弃的,正如后来法医检查确定的那样,帐篷的背风处,从里面在两个地方被割开,在这些切口处可以让一个人自由通过。

在帐篷里或附近都没有发现打斗或其他人出现的迹象。”

“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

2月28日,伊夫杰利的检察官瓦西里·坦帕洛夫就迪亚特洛夫小组游客的死亡事件展开初步调查。大约在这个时候,失踪游客的故事在莫斯科引起了关注,当时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亲自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们”。就这样,对遇难者的搜索工作由地区和市共产党委员会接管。在一份无线电报中,上级下达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搜寻失踪人员。

3月2日,救援人员又找到了迪亚特洛夫建造的拉巴兹,几乎就在救援队的营地旁边。

随后现场发现的物品,包括帐篷被送到伊夫杰利进行辨认,几具已经发现的尸体被送去进行尸检。一些参与搜索的学生在3月3日回到了他们的家。他们都很疲惫,有些人因为同伴的悲惨死亡和惊人的发现而处于深度压力状态。

3月3日,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送了一份无线电报,简单介绍了一下现场的发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电报中提到了一个猜测:

原因可能是某种不寻常的自然现象,或者是2月1日在伊夫杰利被看到、2月17日被卡列林小组看到的气象火箭的飞行。

在那个时间那个区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气象火箭”的飞行,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法医鉴定和第五具尸体

3月1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刑事检察官列夫·伊万诺夫和法医鲍里斯·沃兹罗日季尼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乘飞机抵达伊夫杰利。在后续调查中,所有的法医鉴定都是由沃兹罗日季尼领导。由于尸体被冻得很硬,只有在室温下解冻后尸检才得以进行。

以下是法医沃兹罗日季尼和他的团队对前四具尸体的大量鉴定报告的主要细节。

格奥尔基·克里沃尼申科

肤色呈棕色;左颞部有两处红棕色的擦伤,像羊皮纸一样硬;右颞部和枕部充血;鼻梁背部有擦伤,在鼻尖和鼻翼处变成伤口;嘴唇肿胀;脸上、胸部、大腿和腿部、手臂和手掌上有各种大小的多处擦伤;左手背部肿胀,这里有一个8×2厘米的头皮伤口;沿着左手腕有5×2.5厘米的擦伤;在第四和第五手指的中节指骨上有一个深棕色、像羊皮纸一样硬、有碳化的深深伤口;左脚和腿部有相当严重的烧伤;耳朵冻伤;右胸部有各种大小的擦伤;内脏充满血液;肺呈深紫色,挤压时会流出深色液体血液和带血的泡沫状液体。死亡前6到8小时内最后一次进食。没有酒精痕迹。死亡原因:体温过低。

尤里·多罗申科

肤色呈棕色;右半边头发、颞部、头顶和枕部被烧焦;有鼻出血的痕迹;右脸颊上有灰色泡沫状液体的痕迹,是从嘴里流出来的(在肺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液体);两只耳朵的耳垂附近有奇怪的4厘米和6厘米的棕色固体区域;右肩内侧也有同样的2厘米和1.5厘米的固体擦伤,沿着这些擦伤有一些线性切口;手指和脚趾的末节指骨冻伤;手臂和脚上有各种大小的多处擦伤;脑膜水肿;肾脏和心脏充满血液;肺呈红紫色,挤压时会大量流出深色液体血液和带血的泡沫状液体。死亡前6到8小时内最后一次进食。没有酒精痕迹。死亡原因:体温过低。

伊戈尔·迪亚特洛夫

肤色被描述为“红紫色”;脸上、上眼睑、右前臂、手臂和脚上有各种大小的擦伤;嘴唇上有凝固的血液(没有指出出血的来源);脑膜水肿;内脏充满血液;肺呈深紫色,挤压时会流出深色液体血液和带血的泡沫状液体。死亡前6到8小时内进食。没有酒精痕迹。死亡原因:体温过低。

齐娜·科尔莫戈罗娃

脸和手的表皮呈紫红色;嘴唇肿胀,呈红紫色;手指末节指骨有3到4度冻伤;上眼睑、鼻梁背部和鼻尖有暗红色、像羊皮纸一样硬的擦伤;手上和手掌上有各种大小的多处擦伤;右手有一个3×3厘米的伤口,有一块头皮被撕掉;右侧有一个大擦伤延伸到背部,29×6厘米;脑膜水肿;内脏充满血液;肺呈深紫色,挤压时会流出深色液体血液和带血的泡沫状液体。尸体背面有紫红色的尸斑(现代专家认为沃兹罗日季尼把冻伤红斑误认为尸斑,在20世纪50年代,冻伤红斑还没有被归类为冻死的单独迹象)。没有检测到酒精痕迹。死亡前6到8小时内最后一次进食。死亡原因:体温过低。


鲁斯泰姆·斯洛博金的遗体

与此同时,在霍拉特·西亚赫伊山的山坡上,搜索仍在继续。

3月5日,弗拉迪斯拉夫·卡列林和波塔波夫中尉小组的一名士兵在探杆的帮助下找到了鲁斯泰姆·斯洛博金的尸体。他在12到15厘米厚的雪层下,在迪亚特洛夫和科尔莫戈罗娃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更准确地说,距离科尔莫戈罗娃150米,距离迪亚特洛夫180米。

这三具尸体在帐篷和雪松之间成一条直线。斯洛博金的尸体也处于动态姿势,趴着,头朝着帐篷的方向,左臂伸到一边,右手紧握成拳靠近胸部。右脚缩到腹部,一只脚穿着毡靴。另一只毡靴不见了。斯洛博金穿着一件黑色毛衣、暖和的内衣、牛仔衬衫、滑雪裤、几双袜子和头上戴着一顶滑雪帽。左手的“星辰”手表显示时间是8点45分。在尸体周围形成了所谓的“尸体床”,或者是在一个仍然温暖的身体下雪的典型融化,随后冻结并形成冰堆,或者是表面冰层。

与其他尸体相比,鲁斯泰姆受的伤更严重。尽管明显没有外部损伤和打击的痕迹,但他被诊断出有颅骨骨折。法医检查揭示了以下情况。

鲁斯泰姆·斯洛博金

脸色呈红紫色;躯干、上肢和下肢的表皮呈粉紫色;额头上有较小的红棕色擦伤,在这些擦伤上方有两条1.5厘米长的划痕;右眼上眼睑有一个红棕色的擦伤,下面的组织充血;鼻子里有凝固的血液;嘴唇肿胀;右半边脸“有点肿胀”,有不规则形状的多处较小擦伤;左半边脸也有同样性质的擦伤;手腕关节处有擦伤;左手掌边缘有棕色的擦伤。内部检查显示:左右颞肌区域有弥漫性充血,软组织有浸润;从左颞骨前缘向前和向上有一条长达6厘米的裂缝,边缘分离0.1厘米,裂缝距离矢状缝1.5厘米;左右颅骨的颞顶缝分离(归类为“死后”);颅底骨骼完好;脑下膜没有明显的充血;肺呈红紫色,挤压时会大量流出带血的泡沫状液体和深色液体血液;脖子后部、躯干和四肢有紫红色的尸斑(现代专家认为沃兹罗日季尼把冻伤红斑误认为尸斑,在20世纪50年代,冻伤红斑还没有被归类为冻死的单独迹象)。死亡原因:冻死。


专家鲍里斯·沃兹罗日季尼的意见是:上述颅骨创伤是由钝器造成的。在它出现的时候,无疑使斯洛博金短暂昏迷,促使他尽快冻死。考虑到上述损伤,斯洛博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从被击倒的那一刻起,还有能力移动和爬行。

然而斯洛博金的尸体没有这个所谓的“钝器打击造成的打击痕迹”的外部特征。事实是,专家根本无法为这个奇怪的颅骨创伤找到任何其他解释。

案件的保密性和葬礼

迪亚特洛夫小组的死亡事件立即被一层沉默的面纱所笼罩。许多参与搜索的人不得不签署不泄露信息的义务书,同时媒体也被要求保持沉默。调查法官弗拉基米尔·科罗塔耶夫后来回忆说,他在最初的三天里调查了这个案件:

来了很多记者。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苏联俄罗斯》报纸的记者......地区检察官克林诺夫用拳头敲着说:“这里不能有记者!”然后他们都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

最后,只有两名记者能够访问事件现场。其中一个是尤里·亚罗沃伊,他在乌拉尔当地的报纸工作。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旅行者,他参与了迪亚特洛夫小组的搜索,作为证人并为调查拍摄了尸体照片。后来,在1966年,他根据迪亚特洛夫小组的戏剧性故事出版了小说《最高难度等级》。但在1959年,没有人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消息。第二名记者根纳季·格里戈里耶夫是偶然在伊夫杰利,他从另一个任务回来,这是他被编辑部指派的任务。除了他们,事件现场没有其他记者。

这个案件为什么如此极度保密?毕竟,在旅途中死亡的情况并不罕见。但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对失踪人员的搜索引起了莫斯科最高层的关注。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报纸只有在找到所有失踪游客后才能报道所发生的事情。但搜索花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案件变成了机密文件,多年来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其次,这次事件中人员的死亡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调查和当局无法向激动的社会提供,这导致了各种谣言的产生。

第三,就在那个确切的时刻,2月28日至3月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迪亚特洛夫小组成员居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正在举行1959年世界女子花样滑冰锦标赛,官员非常担心社会上关于九名旅游人员死亡的传言会破坏这一美丽的总体景象。

总之,所有这些官员开始向年轻遇难者的家属建议,让他们不要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埋葬这些人,而是在伊夫杰利埋葬,并承诺为他们建造一座纪念碑。但所有的亲属都对这个提议非常愤怒并拒绝了。尽管如此,在3月9日,当局试图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找到的前五名游客举行葬礼。在乌拉尔工学院,有人不断地撕下关于葬礼时间和地点的通知。送葬队伍被迫沿着偏远的街道行走,参与者不被允许从正门进入墓地,不得不穿过为此目的专门在围栏上打开的一个洞。

神秘死亡的谣言

尽管有官方的保密措施,但很多人目睹了这一事件,城市里充满了关于这些年轻人神秘死亡的谣言。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对遇难者奇怪的肤色印象深刻:有人说“看起来像是在埋葬黑人”,其他人注意到他们的脸是棕橙色的。


送葬队伍

当时乌拉尔工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弗拉基米尔·博戈莫洛夫回忆道:

在列宁街第十学生宿舍的大厅里,装饰着常春藤的棺材放在凳子上,里面装着伊戈尔·迪亚特洛夫、齐娜·科尔莫戈罗娃、尤里·多罗申科和鲁斯泰姆·斯洛博金的尸体。棺材盖是打开的,绕着走一圈,所有来告别的人都有机会亲眼看到我们沉默的朋友的脸:他们的脸带着一种棕色的色调和擦伤。在他们上方,死者的父母、亲戚和朋友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地弯着腰。就在这时,齐娜·科尔莫戈罗娃的亲戚看到了我们,不久前的十二月,在我们进行激动人心的宣传徒步旅行后,我们曾去他们的村庄看望过他们:那时我们和伊戈尔、齐娜一起唱着热情而抒情的歌曲。显然,看到我们,齐娜的亲戚们又开始抽泣起来。很难忍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送葬队伍在列宁街上排成一列,然后排成纵队前往乌拉尔工学院,以便我们即将离去的年轻朋友们能和他们亲爱的“母校”的学术建筑告别。在这里,也不允许学生们有尊严地和他们的朋友告别。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苏联的民警部队)把队伍从列宁街引向库兹巴斯卡亚街。队伍沿着走廊走到库兹巴斯卡亚街拐弯处被拆除的墓地围墙边。那里已经挖好了坟墓。“迪亚特洛夫小组”在他们朋友的细心照料下踏上了最后一程。


遗体告别

格奥尔基·克里沃尼申科的父母决定把他葬在另一个离他们家更近的墓地,但在同一天和其他人一起下葬。格奥尔基的哥哥告诉记者根纳季·格里戈里耶夫,他们,这些家属,有一种感觉,好像国家想要弥补自己的某种罪过:为了葬礼,提供了一支优秀的军乐队,一切都是由当局代表组织的,家属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非常了解受害者的莫伊谢伊·阿克塞尔罗德回忆说,克里沃尼申科的母亲在葬礼上忍住泪水问他:“告诉我,我的儿子死得像个男人吗?”

但是在为找到的五名遇难年轻人举行葬礼的那天,搜索队还没有找到迪亚特洛夫小组其余四名成员的尸体。他们会遭遇不同的命运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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