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北第二村
1959年1月23日，迪亚特洛夫率领小队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出发，并于24日早上7点到达谢罗夫。他们在这个小城度过了一整天。与此同时，尤里·布利诺夫带领的小队也到达了谢罗夫和伊夫杰利。在那里他们的路线分岔了：布利诺夫小组将向西前往莫列布尼·卡门山脉（“祈祷石”）和伊谢里姆山（海拔1331米），而迪亚特洛夫小组将向西北前往波亚索维伊·卡门山脉和奥托尔滕山（海拔1182米）。
在谢罗夫，小队在当地一所学校休息，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学校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住宿条件。小学生们用关于旅游、装备和相关问题“折磨”他们。孩子们特别被齐娜伊达·科尔莫戈罗娃吸引，当小组离开时，孩子们哭着不想和她分别。
齐娜伊达·科尔莫戈罗娃在学校时的照片
随后一队人从谢罗夫乘火车到达伊夫杰利，并在火车站过夜。第二天早上，他们乘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前往维雅伊。在公共汽车里，因为背包和装备而很拥挤，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一路上，他们唱着他们最喜欢的歌曲。在维雅伊，他们住在当地一家简陋的旅馆里。
离开维雅伊后，游客们又在有屋顶的地方住了两晚：他们乘坐一辆卡车到达“41街区”村，那里住着伐木工人，他们被安置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在那里，他们愉快地与当地居民交谈，甚至记录下了他们从居民那里学到的一些新歌的歌词。晚上，即使在集体宿舍里，小组的一部分人也观看了1956年的奥地利美丽音乐电影《金色交响曲》，这部关于花样滑冰和冰上芭蕾的电影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一些队员趁机调整了滑雪装备。
队员前往北第二村
第二天，他们得到了一辆马车，装备被装在车上，他们没有带行李，滑雪前往无人居住的北第二村，在一个废弃的房子里过夜。
生与死的选择
徒步旅行的第五天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尤里·尤丁生病了。他抱怨背部疼痛，走得很慢，拖慢了小组的其他成员。因此，团队决定他应该放弃这次旅行。尤里·尤丁把他的行李和暖和的衣服交给了同伴。小组的其他成员总共分掉了40公斤的行李。在与同伴们告别后，尤里踏上了归途。
队员们在卡车上，最右侧的尤里·尤丁已经有不适
尤里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永别。尤里在那一刻逃过了死亡的命运。后来，根据尤里的叙述以及在小组成员找到的日记，徒步旅行的路线被重新构建。
在与尤里告别时，伊戈尔·迪亚特洛夫要求他告诉学院的旅游俱乐部，他们将在2月12日而不是10日从维雅伊发一封电报，并将在2月14日而不是12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齐娜伊达与尤里告别
失踪的小队
2月中旬，其他旅游小组开始从他们的路线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尤里·布利诺夫和米哈伊尔·沙拉温带领的学生小组也回来了。但是迪亚特洛夫小组没有任何消息。2月12日，迪亚特洛夫小组应该从维雅伊发一封电报，通知徒步旅行结束，2月14日应该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是，电报在15日也没有到达，小组也没有回来。
首先发出警报的是杜比尼娜和斯洛博金的父母以及亚历山大·科列瓦托夫的妹妹，还有尤里·布利诺夫，他是与迪亚特洛夫小组一起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伊夫杰利开始徒步旅行的另一个UPI旅游小组的领队。
UPI的旅游俱乐部和体育学院的领导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并没有表现出担忧，因为以前也有小组因为各种原因迟到的情况。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年轻人的失踪以及在维雅伊和伊夫杰利询问迪亚特洛夫小组返回情况时得到的否定回答，肯定表明发生了意外。
担忧的人们开始寻找线索。首先，他们询问：迪亚特洛夫小组到底去了哪里？结果发现，体UPI体育俱乐部并没有这个小组所走路线的日程副本。迪亚特洛夫按照规定制作了三份路线图副本：一份自己带着，另一份交给学院的体育俱乐部，第三份显然是备用的。因此，按照规定必须提交路线。因此，路线图没有交给体育俱乐部是迪亚特洛夫的“双重”错误：他既没有亲自告知路线，也没有后来通过尤丁告知。
总之，小组的路线是未知的。这给搜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路线的恢复
旅游体育大师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和该学院军事系主任格奥尔基·奥尔秋科夫上校负责组织救援行动。调查人员询问失踪人员的朋友和亲属，试图恢复迪亚特洛夫走过的路线。正在休息的尤里·尤丁也被传唤提供证词。2月19日，他们成功地重建了一条大致的路线。同一天，奥尔秋科夫上校前往伊夫杰利组织搜索行动的指挥部。
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和格奥尔基·奥尔秋科夫
路线的大致方案很清楚：从北第二村，迪亚特洛夫小组将向东北穿过洛兹瓦河谷及其源头到达奥托尔滕山（海拔1182米）。到达这个点后，他们计划突然转向南方，沿着波亚索维伊·卡门山脉的西侧，穿过乌尼亚河、维什拉河和尼奥尔斯河的源头到达奥伊科-查库尔山（或奥伊卡查赫勒山，海拔1322米）。从奥托尔滕山到奥伊科-查库尔山直线距离为70公里，但实际上“迪亚特洛夫小组”必须穿过山脉和乌尼亚河与维什拉河的源头，走100公里。从奥伊科-查库尔山向东，沿着小托什姆卡河或大托什姆卡河谷到达北托什姆卡河的汇合处；沿着这条河的河谷，小组应该走上通往维雅伊村的道路，从而完成徒步旅行的圈子。因此，徒步旅行应该以通过维雅伊—伊夫杰利—谢罗夫返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结束。
虽然这条路线的大致方案比较清楚，但在不同路段有无数种变化，特别是在徒步旅行的最后阶段。他们也不清楚小组在到达奥托尔滕山之前应该经过的洛兹瓦河的源头是哪些。
救援行动的开始
2月20日，UPI举行了一次以“迪亚特洛夫小组紧急状态！”为口号的会议。这次活动应该是为了动员和培训搜索小组。有70人登记参加。搜索和救援小组完全由有越野经验和使用装备经验的强壮男孩组成。女学生积极协助男学生组织后勤工作，如通信、准备工作、信息传递等。她们还在其他男孩中招募志愿者，让他们参加搜索。
救援小组
2月22日，学院的搜索工作指挥部组建了六个搜索小组。为了领导这些小组，指定了在多次徒步旅行中有领导经验的人员。同时，将正在搜索区域附近徒步旅行的弗拉迪斯拉夫·卡列林小组直接转移到该区域，并为他们提供食物。由内务部内卫部队的切尔尼绍夫上尉领导的一组军人也自愿参加搜索。不久后，莫伊谢耶夫和莫斯托沃伊两位向导带着搜救犬和服务犬加入了搜索者，后来，谢斯托帕洛夫上校的工兵带着探雷器也加入了。
当地居民，如曼西族土著家庭也被吸引参加搜索。一些其他当地居民，如猎人和向导也加入了搜索小组，稍后，带着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进行通信的地质无线电操作员也加入了。救援人员积极询问该地区的猎人、勘探者和居民，看他们是否在附近见过迪亚特洛夫的小队。所有人都被邀请在发现失踪小组的任何踪迹时通知指挥部。
2月21日开始对搜索区域进行空中侦察。救援人员飞越了迪亚特洛夫小组的路线，但什么也没发现。搜索区域非常大，不利的天气条件有时也会造成很大阻碍。从飞机上的总体视野非常有限，所以在广阔的泰加林（针叶林）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小组或看到雪地上的滑雪痕迹。
随后奥尔秋科夫上校和叶夫根尼·马斯连尼科夫决定缩小搜索区域。救援小组遵循的模式如下：小组在搜索区域降落，分成几个由两到三个人组成的搜索单位，他们在一天内朝着不同方向搜索痕迹，试图猜测迪亚特洛夫小组可能走的路线。然后，整个救援小组转移到迪亚特洛夫小组可能路线上的一个新点，建立另一个营地并进行新的搜索。
2月24日，曼西族猎人报告说，大约在2月14日至16日期间，他们在奥苏皮亚河上看到了一个营地的遗迹：在帐篷所在的地方附近有篝火的痕迹。由于没有其他已知的小队经过那个搜索区域，很明显，这个被遗弃的营地很可能是迪亚特洛夫小组的一个基地。
在搜索中，指挥部将两个救援小组派往那个特定区域。沿着奥苏皮亚河前进的是曼西族小组，其中包括无线电操作员叶戈尔·涅沃林；朝着奥苏皮亚河谷的源头前进的是鲍里斯·斯洛布佐夫领导的小组，他也是乌拉尔工学院的学生和有经验的旅行者。
按照约定，如果找到迪亚特洛夫小组，要点燃三堆大火，形成一个30米的三角形，如果可能的话，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发现帐篷
在鲍里斯·斯洛布佐夫的带领下，11人的救援小组被直升机带到奥托尔滕山顶。2月24日，他们搜查了这个地方，确定迪亚特洛夫小组没有来过这里，因为没有发现失踪游客的任何迹象或痕迹。
现场的帐篷（发现的第二天拍摄）
2月26日，救援小组终于走运了。在奥托尔滕山附近的一座山上，在曼西语中被称为“霍拉特·西亚赫伊”（“死亡之山”）的山坡上，找到了帐篷。以下是鲍里斯·斯洛布佐夫的叙述片段：
我和沙拉温以及猎人伊万的路线是前往洛兹瓦河谷的山口，然后朝着山脉前进，我们希望从那里通过望远镜看到奥托尔滕山。在山口，沙拉温通过望远镜看到山脉的东坡上雪地上有看起来像倒下的帐篷的东西。我们决定前往那里，但没有带伊万。他说他感觉不舒服，会在山口等我们（我们意识到他只是“害怕了”）。当我们接近帐篷时，山坡变得更陡，冻结的雪壳更厚，所以我们不得不留下滑雪板，在最后几十米用拐杖行走。
最后，我们找到了帐篷；我们站着，沉默不语，不知道该怎么办：帐篷的斜坡在中间被撕开，里面有雪和一些东西，竖着的滑雪板，在入口处，一把冰斧插在雪地里，看不到人，很可怕，令人恐惧！
现场的情况
这个帐篷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学生们自己用两个四人帐篷缝制而成的，所以它的大小是1.8x4米。领导救援小组的斯洛布佐夫立刻认出了这个帐篷，因为他亲自参与了缝制这个帐篷的过程。没错，这正是迪亚特洛夫小组使用的帐篷。
帐篷的外部顶部在几个地方被撕裂。救援人员通过屋顶的开口仔细检查了帐篷内部。他们用冰斧探测帐篷内的空间：里面没有尸体。这是第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有希望。
迪亚特洛夫小组搭建帐篷的情景（现场遗留的照相机中的照片）
帐篷里和上面的东西被杂乱地拿了出来。帐篷里的一堆东西上挂着一件防水夹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盒子，原本是装糖果的。在里面找到了伊戈尔·迪亚特洛夫的文件、火车票、钱和小组的路线文件。这是第二个好消息：如果所有贵重物品都在原位，帐篷周围没有脚印，那么小组没有受到攻击，这个事件中就没有犯罪背景。
在帐篷里，斯洛布佐夫拿起了小组的日记，徒步旅行的所有参与者分别在日记中记录了事件。最后一次记录是在1月31日，根据救援人员的发现，在那一天，小组在洛兹瓦河谷建了一个拉巴兹（临时存放物品和食物的仓库），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带行李爬上奥托尔滕山，并在回来的路上取走货物。根据这个记录，在1月31日，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活着且健康。
帐篷周围的雪地上没有脚印，但在远处可以看到脚印，从帐篷大约15到20米处开始，直接通向森林。斯洛布佐夫和沙拉温（后者也是乌拉尔工学院的学生，刚刚从他自己带领的旅游徒步旅行中回来）没有仔细研究脚印，也没有费力去挖被雪覆盖的帐篷入口，因为开始下雪了，他们急于在天黑前回到他们的营地并向同伴报告他们的发现。斯洛布佐夫和沙拉温迅速滑雪回到他们的营地。他们带走了装有文件、日记、一瓶酒精（在徒步旅行中遵守禁酒规定，但酒精作为防冻药物是必要的）和三台照相机作为“物证”。
救援人员在帐篷周围
就在那天晚上，无线电操作员叶戈尔·涅沃林也加入了小组，他通过无线电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个发现。救援小组成员为这个发现的成功感到高兴，主要是因为帐篷里没有尸体，他们决定庆祝一下，喝了半杯稀释的酒精——就是他们从被遗弃的帐篷里带来的那种。当他们为“迪亚特洛夫小组的健康”干杯时，参加搜索的两个当地猎人严厉地回答说，他们更可能应该为“让他们安息”干杯。在这些话之后，差点发生了一场争吵，因为学生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同伴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相信，也许迪亚特洛夫小组中只有受伤或生病的人，那么他们会在某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他们不想考虑其他结果。虽然他们找回了所有的文件、物品、钱甚至食物供应，但人的失踪明显指向一种可能的悲剧情况。
逃离帐篷的队员
一个搜索行动指挥部很快在发现帐篷的地方设立。那里建起了两个军队帐篷，每个可容纳50人。救援人员被转移过去，奥尔秋科夫上校和伊夫杰利的检察官坦帕洛夫一起乘飞机到达。
救援队在帐篷前的合影
帐篷周围的区域和帐篷本身都被仔细检查了。很明显，队员们是在惊慌中离开帐篷的：在离帐篷几米远的地方，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些冻硬的帽子，不同双的拖鞋。在山坡下20米处，开始出现七双脚印，其中一些是几乎赤脚或只穿着袜子的脚留下的。
几十米后又出现了另外两双穿着鞋的脚印。很明显，这些脚印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而是排成一列，也就是说，人们排成一行走着，试图不失去彼此的视线。脚印清晰可见，因为下面的雪被压实了，后来又冻住了。然而，脚印周围的雪被山坡上相当强的风给吹走了。再往下，在离帐篷500米的地方，脚印消失在一堆雪下面。
现场的脚印
是谁割破了帐篷？如果是这些年轻人自己干的，那么是什么让这九个有经验的旅行者做出了两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呢：他们割破了帐篷（也就是说，在那些崎岖和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剥夺了自己抵御雪和寒冷的唯一保护），然后几乎赤身裸体、光着脚从山坡上离开，在零下20度的温度下？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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