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了可以用它求职：这所高校给每名学生画了一幅像
学术
2024-11-26 19:30
北京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温才妃
“数字画像显示，我在沟通交流能力方面有所欠缺。”拿到自己的数字画像时，石竞泽不禁大吃一惊，“我以前没发现这个短板，数字画像竟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石竞泽是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的一名本科生，高考时的分数并不高，热衷于参加打榜竞赛，喜欢用大量奇思妙想点燃头脑风暴。学校很尊重他的选择。既然发现短板，“我该找一名互补的队友”。就这样，组队的时候，他通过和同学互换数字画像，找到了“天然搭档”，“他擅长沟通与PPT制作，我擅长数理逻辑”。果然，在之后的比赛中，团队取得了1+1＞2的效果。不久前，《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见识了该校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凡响”。该模式以“最大关爱”（TOPCARES）为内核，曾创下一年有160多所高校前来参观学习的纪录，并于去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该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张阳随机打开一名隐去姓名学生的数字画像。该生2021年入学，高考成绩一般，大一时上课发言不积极，实践课中的团队合作成绩得分过低。但3年过去，她借助数字画像的指引，在教师指导下逐渐成长，积极主动地参加社团活动，雷达图上较弱的方面在一点点补足。据张阳介绍，该校智慧教育平台基于每名学生大一到大四的课堂内外表现，会提取八大类57个数据采集点，形成其本人的个性化画像。毕业时，学生可拿着一份带有数字画像的简历求职。上面有学生的八维能力雷达图。如果学生的某方面比较突出，诸如实践应用能力超过70%、创新能力超过50%，人工智能（AI）会根据其成长轨迹，自动给出评语：社会实践小达人、学霸、靠谱……雷达图显示，相较入学之初，那名匿名学生在大四毕业时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增长了一大截。“这样的简历一出，会让许多招聘单位眼前一亮。”张阳说。当然，学生的数字画像并不是随意公开的。一般只对学生本人、素质教师和班导师公开。就连专业课教师，考虑到打分时可能会有印象分的影响，也无权看到学生的数字画像。作为一所创立于2000年的民办普通高校，自建校之初，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就明确了服务行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办学定位。然而要服务地方经济，学生首先要能进入企业，但在本世纪初，我国高校软件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很多毕业生即便到了企业，也很难立刻“上手”。如何破解计算机领域工程人才的培养难题，如何把工程实践所需的能力指标落实到育人环节，成了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一直在琢磨的事。事实上，数字画像虽然是大连东软信息学院于2022年推出的项目，但背后的数据支撑却早在2008年就开启了——当年，该校推出“TOPCARES”模式的1.0版本，此后又陆续推出2.0版本、3.0版本。在该模式中，学生应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被分为8类即8个一级指标，其英文首字母恰好组成“TOPCARES”，分别为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开放式思维与创新、个人职业能力、沟通表达与团队合作、态度与习惯、责任感、价值观、实践应用创造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18个通用的量规，如数据素养、美育素养、批判性思维、终身学习、跨文化知识和能力等。一级指标又被细分为28个二级指标和108个三级指标。“我们要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一体化培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副董事长、名誉校长温涛说。对此，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校长郭权也表示，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对学情要有分析，而“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的答案，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个性化培养”。大连东软信息学院青年教师孙清闻讲授的课程之一是“计算机网络”。凭借“Linux服务器管理与应用”这门课，她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主办的全国教学创新大赛中一举拿下特等奖。这门课有何过人之处，又是如何把指标映射到课程中去的？点击智慧教育平台的“课程标准”，孙清闻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展示了层层支撑的指标。以一级指标“个人职业能力”为例，该指标被细分为4个二级指标，即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和发现知识、数字素养、终身学习能力。具体到“计算机网络”课程，该指标又被细分为一系列三级指标，比如职业道德、正直并勇于负责等。至于怎么实现，教师在这些指标之上，进一步形成课程教学目标——遵循诚实公正、严谨敬业、工匠精神等；预期学习效果，即理解网络安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等；培养路径，即指导学生完成网络调研，形成运维工程师行为准则等。“课程大作业、微课、实验……这些都不是教师随便布置的，而是要有具体的指标支撑。我们称之为‘预期学习效果’。在经过预期学习效果—教学设计—资源配备—教学实施—形成性及终结性考核—预期学习效果的循环后，形成课程闭环。”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教务部部长熊耀华介绍。不需要特意回答问题，通过弹幕发言、观看视频等在智慧教育平台上的留痕，学生会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自身的课程数字画像。“这区别于传统的学情调查，因为光靠问卷调查得到的答案未必真实，而且调查的范围也很有限。”郭权说。以学生的学习习惯为例，他解释说，一些平台虽然也能布置学习任务，但做好做坏一个样，而智慧教育平台采集的数据却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是否看过预习视频、看视频的时长是多少，汇总起来，一眼就能看出其是否真的投入时间、精力学习了。在采集过程中，智慧教育平台形成的不仅是学生画像，同时还有教师画像、课程画像。“期末时，教师不用写试卷分析报告，智慧教育平台会自动帮我导出近3年来的每项指标。此前，这些指标及完成度要靠Excel表格计算，需要大半天时间，而借助智慧教育平台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查漏补缺，这对我改进教学有很大帮助。”孙清闻告诉《中国科学报》。孙清闻解释，数据分为两种，一是行为数据，比如给学生的视频资源量、学生观看的时长、观看次数，以及是否下载了学习资源等；二是成果数据，比如课堂测试得分、学生提交作业的得分等。如果学生的行为数据、成果数据都不好，说明学生没有努力，学习态度出了问题。如果学生的行为数据好、成果数据差，即该干的都干了，但学习成效仍然很差，说明学生的学习方法出了问题。如果学生的成果数据好、行为数据差，即考试成绩好，但不喜欢使用智慧教育平台，则说明资源提供可能不够便捷。“量化指标并不能代表所有，也要尊重个别学生线下预习、复习的习惯，这需要教师后期进行人为甄别。”孙清闻说。为了用好数字画像，郭权领衔开设了一门名为“学习力发展”的选修课。“我们让学生做‘学习力大闯关’，让他们认识‘神秘’的自己，并借此为自己画出一幅‘初画像’。”张阳介绍说，“初画像”反映的是最底层的需求，如安全需求、被尊重、被爱及自我提升的需求。第一次和自己“对话”，学生往往会显得有些局促。有学生说自己的优点是“认真”，缺点则是“不认真”；有学生将人生目标定为“赚钱”，但赚钱后“是否有能力给他人带来快乐”等却没有考虑进去。“在批改时，我最关注的是他们的逻辑能否自洽。一旦发现问题，就要从行动上加以引导、干预。”张阳说。“初画像”之后，张阳带领学生进入第二关——行动目标。“相比‘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民办高校学生的高考成绩有着巨大落差。因此，帮他们树立信心就成了关键。”张阳说，“在第二关，我们会让他们养成一个微习惯，比如每天做1个俯卧撑、每天背5个单词。任务不重，贵在坚持。”通过数字画像，该校本科生姜路畅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太忙了”，时间管理不过来。有一次上课，他突然说来不了了，“太累了，必须回去躺平一周”。“能不能帮我约一下校长？我想跟他谈一下时间管理。”“小伙子，如果你去约会，这段时间你肯定会牢牢记住。思维决定了言行，言行决定了习惯，一切都是思想造成的。”郭权说。姜路畅听进去了，不再“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聚焦在竞赛上。此后的一天，张阳忽然在一张喜报上看到了姜路畅的名字——他获得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信息科技前沿专题赛、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三等奖。还有一名学生有“拖延症”的毛病，作业常常晚交，任务延后的情况也较多，这些在数字画像中都显现了出来。张阳给了这名学生两个玻璃瓶，如果今天没有拖延，就往一个瓶子里扔一颗红豆；如果拖延了，就往另一个瓶子里扔一颗黑豆。学生坚持扔豆子，久而久之，发现瓶子里的红豆明显高于黑豆。“因为我有改变的念头，老师又教会了我养成好习惯的方法，慢慢地，‘拖延症’就有所改善了。”个性化的问题得到改善，此时再看学生的“再画像”，就比“初画像”更加丰满。正因当初看到自己在数字画像上暴露的短板，石竞泽在一次次“双创”竞赛答辩中登台演讲、大方陈述。“我现在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已经不弱了。”他乐呵呵地说。不过他也发现，限于采集场景，数字画像未能收集到他全部的外部比赛数据，以致数字画像短板尚未补足。“如果能加上学生意见，经过答辩再生成数字画像会更好。”2023年底，石竞泽所在的团队成功拿下华为开发者—百模千态开源大模型AI挑战赛一等奖，获得二、三等奖的团队都来自“双一流”高校。“那一刻，我无比自豪！”石竞泽说。如今，智慧教室在高校并不少见，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更是将330间教室全部改造为智慧教室，它们与其他高校有何区别？走进这些智慧教室，《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原来黑板的位置被两块智慧大屏代替，教室中部的头顶也有两块大屏，方便后排学生观看。有一次，某位教师下课时忘记关闭屏幕，教室里已经空空如也，但屏幕和照明灯依然亮着。“这不是浪费电吗？”这个问题被一名眼尖的学生发现了，并立刻着手修改后台的源代码。修改后，教室的屏幕和照明灯一旦发现教室里没人，就会自动关闭。允许学生修改智慧教室代码，这在很多高校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并不稀罕。事实上，这些智慧教室的智慧巡课系统就是该校教师陈鹏带着一个由教师、学生组成的团队开发出来的。而那名修改后台源代码的学生，正是陈鹏团队中的一员。“解决实际问题是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数字化的特点之一，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更要让学生知其所以然。”郭权说。对此，长期关注高校人才培养的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表示赞同。他指出，数字赋能是双向的，如果停留在学校观察发现学生状态、指导教师教学层面，那还只是单向行为。“通过调动学生内生动力，比如允许其参与软件改进、让学生觉得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发现自己在某方面有特长，这样才能调动他的内生动力。”但他同时提醒，相关考核指标应尽量对学生保密，否则时间一长，容易陷入“唯指标”的窠臼中。该模式引发了兄弟院校的关注。最多时，一年有160多所高校到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参观学习。郭权和同事们则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参观者分享TOPCARES的涵义和做法，但这些高校往往只能借鉴其中的一部分，照单全收难度不小。“做软件的是企业，搞教学的则是高校，这两拨人的思维是很难统一的。”郭权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的策略是让这两拨人变成同一拨人，即让教师既懂育人，又懂软件开发。即便如此，做起来仍然复杂，需要学院领导、专业教师有高度一致的认识。“从创校之初，我们就一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相关工作一做就是24年。数字化素养从过去的简单描述，到三级指标中大量的精细化描述，目前仍在持续改进中。”郭权说，他们从来不认为一件静态的事物可以满足时代需求。《中国科学报》 (2024-11-26 第4版 高教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