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年间,伴随唯识学之复兴,王恩洋以唯识今学料简《大乘起信论》,指责该论非马鸣所造,乃出于梁陈小儿之手。守培法师则依唯识旧学,作《起信论料简驳议》,对王恩洋予以逐句回辩。以往研究中,后者常被忽略,唯识旧学亦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依据《大乘起信论料简》及《起信论料简驳议》两文本,对《大乘起信论》所立之真如义,是否真像王恩洋先生所说背法性、坏缘生、违唯识,进行逐条梳理。文章最后得出,双方争议实质,与其说是《大乘起信论》真伪辨正,毋宁说是不同传承的唯识新旧之争。
一、《大乘起信论》考辨相关问题
二、真如是否背法性
王恩洋开篇即指出:“《起信论》所立之真如为背法性,其理决定,是为此论第一大失”。其理由有三:
第一,真如实体不合空性:“佛法所云真如无实体,而是诸法空性,此则谓真如即体而是诸法本质。”王恩洋所理解的唯识真如,是经中观简别之后的诸法空性,而《起信论》以真如为实体,为诸法本质,违背了般若学之空性观。
第二,真如有用非无为法:“佛法真如都无有用,性非能生,不生万法,但以有万法故,而真如之理即存,而此则谓真如能生万法,以有真如故,而万法起。”《起信论》讲真如生起万法,违背了唯识学之真如不起直接作用。同时,王恩洋还指出,“又此论中所云真如,以能生故,性是有为,即非无为,而佛法真如则是无为,为与无为亦各不同。”如果真如真能生起万法,那真如体性也只能形同万法,是有为法而非无为法,与唯识之真如为无为法再相抵牾。
第三,真如非常住:“佛法云:真如非以有一常住之体故,诸法依之而有生灭,但以诸法生灭无常故,而显此无常之常性,名之曰真如。此则以有一真如常住之实体故,诸法随之而生灭,有如是等差别可得。”王恩洋依照唯识今学,对真如作一定义,即诸法都生灭无常,显示其无常变化的常性,才是真如。这样的真如,当然不可能是常住的。然而,《起信论》所立真如,正好是常住实体,并随诸法生灭而生灭,明显违背唯识今学所立真如义。
以上三点若能成立,则《起信论》所立真如,则真形同印度数论派之自性实体、自性常住、自性生万法之义。如此一来,《起信论》乃“外道邪说”之论也必然坐实。那守培法师对此作何回应呢?
第一,真如并非无实体:他指出“料简以般若、瑜伽校正真如,可谓正大光明,《起信》之非,不待言矣!但般若、瑜伽言真如,如彼所言耶?不如彼所言耶?《起信》言真如,如彼所言耶?不如彼所言耶?皆当别论”。《料简》虽然自称以般若、瑜伽来校正真如,但王恩洋所理解的般若、瑜伽以及《起信论》所说真如,并不一定准确。“考真如在瑜伽论中,为三性中之圆成实性,在五法中,为最后一法(按:真如无为)。彼说瑜伽言真如无实体,实是捏造谣言,惑乱人心”。真如在唯识学中,对应三自性为圆成实性,对应五法,则为六大无为法之真如无为。如此一来,真如并非无实体。更进一步,“又不但瑜伽作如是而说真如,凡是佛之经论言真如者,无不说真如是诸法之实性,性即体也”。守培法师认为不只是唯识说真如有实体,在佛法经论中,凡说真如,都指诸法实性,也就是诸法实体。
第二,真如有作用:他还认为“若诸法性皆空无实体者,则火不应能暖,水不应能湿,风不应能动,地不应能坚,以法性有名无实,说说而已故……是则非但法性不空,亦反汝说,以缘生空法中有实性故”。中观虽讲诸法无实体,但诸法之间因果作用森罗宛然。能证诸法空无自性,则自得诸法之究竟实性。此实性,乃就诸法无常生灭之功能作用而言。因此,守培法师这里将诸法性之实体解释为实性,及证诸法空性所获功德层面,则自然成立。
第三,真如门无生灭:针对王恩洋认为《起信论》真如常住不变,他引《起信论》原文“真如离一切相”,则不堕常断二边之相;针对王恩洋认为《起信论》真如生万法,则非无为法,他引《起信论》原文“诸法生灭,事在生灭门,真如门中无生灭法”,真如门中并无生灭法,生万法一说亦不成立。真如既不生万法,自不违背唯识无为法之义。
如此一来,守培法师认为《料简》不但毁谤了《起信论》,而且误解了般若、瑜伽,是为扰乱正法之举。
三、真如是否坏缘生
这里王恩洋依据唯识今学,指出了前文所论缘生法主要标准:
“诸缘生法,能生所生性必平等,凡能生者必为所生,能生所生俱为缘生,既为从余生者,即复可生余。所生无常故,能生亦无常。所生非一故,能生亦非一。”归纳起来,大抵有两条:第一,能生、所生性要平等,且都既可生物,也从他物生;第二,所生如果非一,能生也得非一。
首先,王恩洋依第一条标准看《起信论》,他认为:“万法从真如生,而真如不从余生,真如但能生而非是所生,真如性常一、万法非常一。有如是等之不平等,是为不平等因。因既不平等,则汝真如与诸外道、梵天、上帝、时方、自然、世性、我等,有何差别。”也即是说,真如生万法,但真如本身不从他物生,只能作为能生。如此一来,真如成为常一不变的作者,而万法却生灭变化、非常非一。真如作为能生,万法作为所生,体性并不平等。因不平等,那真如又与大梵天、上帝等,并无实质差别。
其次,王恩洋依第二条标准看《起信论》,他认为:“诸法俱从真如生,而真如是一,是则无明、正智、有漏、无漏、善、染、无记共一因缘,共一因故,无明因即正智因,有漏因即无漏因,善因即恶因,恶因即善因。因既杂乱,无漏应生染业,三毒应起大悲,以是义故,失坏世间出世间一切法,是即第二失坏缘生义。”也即是说,真如是一,然而万法非一,一生多,则有多法共一因之失。更为紧要的是,在诸法中,常有正相反对者,比如无明与正智,有漏与无漏,善法与染法等等,他们要都从真如所生。真如作为一切法之因,则同为无明因、正智因,有漏因、无漏因,善因、恶因等等。因缘法完全错乱了,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无从安立,缘生义彻底遭到破坏。
面对如此缘生妨难,守培法师如何回应呢?
第一,《料简》第一条标准并没根据,“能生所生俱从缘生,性必平等,皆是杜撰、无根之言,无有是处”,他举佛经常说的“四大和合,能生一切法;一切法和合,不能生四大”。除此而外,守培还指出王恩洋所讲“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互为因缘”,这样提法依然存在问题,他认为“种子生现行,是亲因缘”,而“现行熏种子,是增上缘”,亲因缘相当于主因,而增上缘相当于次因。如此一来,能生、所生要是平等,在生的层面,只能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而不能说现行熏种子;而在熏的层面,只能说种子熏现行,而不能说种子生现行。
守培还举了12种生,如卵胎湿化等生中,都不符合能生、所生性必平等。特别地,他还指出王恩洋所举“人生人,是为凡夫妄见”。父母都不具能生性,也只是四大所生。诸法生因缘也只是四大和合,根本也只是无生。妄执为生,也再次落入梵天、上帝种种有生的虚妄执著。
第二,针对第二条标准,守培回应了王恩洋所说“真如是一,正智、无明同一因过者”。他认为王恩洋并没弄清正智与无明差别所在。二者 真正关系是“一念妄动名为无明,歇妄归真,名为正智”。正智与无明,虽无二体,但只是一生一灭,一真一妄,并不可同日而语。拿水与波作类比,则“水起波名为无明,波还水名为正智,水、波虽无二体,而虚、实则大异矣”。也即是说,正智、无明虽同以真如为体,但有正智,无明就灭,有无明,正智就灭。至于世间善、恶、无记等,也同以真如为实有之性,若非如此,唯识宗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教义同样不能成立。
除此而外,作为第二标准之延续,王恩洋针对《起信论》所言真如自体具足一切功德,在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等,都平等常恒,那其相用亦应无二无别,“所生诸法,应同一清净相,如何得有凡圣三乘,善恶业果,世出世间诸法差别”?
守培法师对此,指出王恩洋所说诸法同体,则相、用亦同并不成立。三者真实关系是“诸法同体不同相,更不同用,所谓一体有无量相,一相有无量用”。为此,守培法师以人的身体作比喻:血肉之体虽同,而头目手足等相,以及各自作用等,全都千差万别。如此一来《起信论》之瓦器微尘喻种,“种种瓦器,皆同微尘,体同而相用别”,也同样不相违背。
四、真如是否违唯识
(一)唯识三义辩难
在《料简》前文,有关缘生法理解中,王恩洋已立三义阐述其唯识观:
第一,法不离识:“诸法皆不离识,总立唯识。唯言但遮愚夫所执,定离诸识,实有色等”。王恩洋主要从认识论角度,阐述诸法之成立,不能离开识之作用,一切色法要成立,亦不离识之作用。
第二,藏识、种子异体:“藏识,但摄藏诸法种子,不亲作诸法种子……为诸法共因者,一因生多果,即唯心言,成不平等因,同于上帝梵天之说矣”。也即是说,藏识仅是摄藏诸法种子,并不作诸法因缘,否则便有共因、别因、不平等因等过失。
第三,自种变色:“以识种生时,挟带色种生起,相分必依见分起……说名识变,色实由自色种变”。也即是说,心识起时,色法也随之生起,且色由自种所变。
此三问分别涉及识法关系、藏识性质,以及色法如何依识所变,几乎囊括了唯识学重要核心要义。但守培法师对此都有不同看法:
第一,唯能生、所生不离:守培并不认可法不离识。他认为,“世间二法不相离者,唯有所生法,不离能生性……色相从四大生,色相不能离四大,其余皆可离”,因此说色不离识,以及色非识所生,都不成立。他甚至以此为由,亦否定了玄奘法师所立真唯识量。
第二,藏识、种子同体:守培认为“藏识与种子,若不同体,则法体有二,则同魔说”,且坏唯识心外无法之义。他还借《楞伽经》将藏识与种子,比作水、浪关系,如此一来“水浪不二,则不二法成;浪即是水,则唯识义成;水外无浪,则心外无法义成”。既然一水可以生多波,那一因自然也能生多果,只是这依于本因,有别于新熏之业因而已。
第三,色无自种:守培认为色若有自种,则色法同能缘之见分,如此一来“若云唯识,亦应云唯色,识色平等故”,唯识作为增上缘变之义,将遭受破坏。他还举翳眼见空花例子,“夫色是识变,而非见分者,如翳眼见空花,翳眼有种,不应说空花亦有种。空花有种,即非空花故,翳与空花,虽同为眼之所生,一虚一实,相对不同”,色法对应空花,眼对应识,而翳对应见分。色法、见分虽同为识生,但一虚一实,不可混淆。
(二)真如、无明能否互熏
在《料简》后文,王恩洋与守培法师有关《起信论》是否违背唯识,重点放在了真如与无明能否互熏问题上。因为在唯识今学家看来,真如、无明一为无为法、一为有为法,有为无为互熏绝不能成立,而守培法师却依循唯识古学,重作解释。
在正式讨论熏习问题之前,王恩洋指出《起信论》以“(真如)法性为因,能生万法”,将导致“善染共一种生”。万法应为“因缘生法,同一空性”。这也正是上述唯识三义所涉相关问题。
守培法师对此分作两点回应:
第一,他认为“世间有情无情之生法,同以四大为体性……诸法全无以空为体性”,也即是说诸法本以四大为体。若以空为体性,则“缘生与法性,既无能生、所生之关系,则截然一法,空性自空性,缘生自缘生”,二者完全割裂,不具备生之关系。
第二,他重解缘生性空,“缘生性空,因缘性不空,即所生性空,能生性不空,以所生无性故”,也即是说,缘生性空仅指所生性空,因为所生无性,而能生性并不空。否则,性外有相,反倒违背了唯识真意。
接下来,王恩洋依于唯识今学熏习观,将问题焦点放在了《起信论》真如无明互熏问题上。
首先,他认为“真如无为,既非能熏,亦非所熏,能熏所熏,义皆不立,如何得与无明相熏习”。也即是说真如是无为法,既不能作能熏,也不能作所熏,自然不可与无明相熏习。
其次,他将熏习解释为因缘义。即便“真如,正智所摄,俱无漏故,皆圆成实……真如性摄有为”,仍然无法与与无明相互熏习,因为真如、无明互为异法,而异因不可生异法。
守培法师则引入真如与正法关系,并对“熏”重作解释,对王恩洋之料简分别作出回答:
首先,他认为“佛所说的真如法,名为正法”,而正法可熏习无明,令转正智,而真如是正法,又如何不能熏习无明?而且,他认为正智是无为法,因为“正智,即诸佛之心,以离二边,常与真如相应”。王恩洋误将正智作妄心之有为法,亦是大错特错。更为重要的是,真如只有作为无为法,方可“熏灭无明而生正智”。反之,则“同世间之假相,熏生无明,而灭正智”。
其次,他不同意熏习为因缘义,“熏者坏义,非生义也,损义,非增义也。如香熏衣,熏坏衣之本味,而成香味也”,熏是熏坏、损坏,就像香熏衣服,只有将衣服本味熏坏,才能令香味熏成。如此一来,“衣味如正智,香味如无明。香熏衣,如无明熏真如;衣味熏退香味,如真如熏无明。人皆知香熏衣,而不知衣亦熏香,以衣味不复生,香味不能退故。犹如正智不复生,无明不能自破故。又如明去暗来,暗去明来,菩提成烦恼,烦恼成菩提。此皆性反不并立,而成种、现也”。
由此观之,以守培法师所代表唯识旧学,认为真如是可起作用,熏习无明的。且正因真如、无明性质相反,分别作为能熏、所熏,才让种子、现行关系成立。
除此之外,王恩洋还对维护者所可能提的种种补救,比如有漏善能否得无漏果、三细六粗如何生起、真如与数论派之神我如何区别、心与心所生起有无次第、乃至真如之用与法、报、应三身关系等等,均一一作了辩破。而守培法师也都一一给予了回复。然而,无论他们正反观点,总不出前以上唯识三义或真如无明熏习之辩难,故在此不作详述。
五、总结与述评
(一)各立因明比量述对方过失
《料简》文末,王恩洋对自己观点作了总结:
“如上所破,大纲已竟,自余谬妄,不烦琐述。总以三因摄诸过尽,曰:背法性故,坏缘生故,违唯识故。
是故此论,定非佛法。虽则满篇名相,曰真如,曰无明,曰生灭,曰不生不灭,曰阿梨耶,曰如来藏,曰法身,曰不可说,不可相,离四句,绝百非,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非即非离,不一不异。诸如是等,无一名非佛典中名,无一句非佛典中句,名句分别,无非佛法中文,合贯成词,则无一不为外道中理,乃至自相差别,自语相违,理事前后,自相矛盾。此论而可存,将三藏十二部经空有两宗,一切论义,并皆可废矣﹗
夫斯论之作,固出于梁陈小儿,无知遍计,亦何深罪?特当有唐之世,大法盛行,唯识、法相、因明之理,广博精严,甚深抉择。而此论者,乃无人料简,灵泰、智周诸师,虽略斥责,而未深讨。贻诸后世,习尚风行,遂致肤浅模棱,剡尽慧命。似教既兴,正法以坠,而法相唯识,千余年来,遂鲜人道及矣﹗
嗟乎﹗青蛇入座,纰糠迷目,法丧久矣,能不慨然?次建立比量云:
《起信论》非佛教论,
背法性故,坏缘生故,违唯识故,
如《金七十论》等。
如是《起信论》,既已料简。凡诸论义所述教理,同《起信论》者,皆依如是圣教正理,净比量智,一切料简,如《金狮子章》等。”
王恩洋以上述三因总结《起信论》不合唯识今学之过失,即背法性、坏缘生与违唯识。他认为《起信论》虽然满篇佛教名相,但连贯起来,所表达的却是外道思想,甚至自相矛盾。此论完全不符合空有两宗,应出自梁陈年间无名小辈。梁陈时期,佛法不够发达,当时人们抉择见地有误,罪不算深,但到唐朝,唯识、法相、因明等全面兴盛时期,也无人简别《起信论》过失。即便像灵泰、智周等,也没有作深入讨论。
然而,此论在后世广为流行,甚至取代他所认为的正法,而法相唯识本身三传则衰落。他在遗憾之余,立下因明比量,证成起信论因背法性、坏缘生、违唯识,而非佛教,只是像《金七十论》一样的印度数论派外道。以后凡有论典所讲教理,与《起信论》相同的,都依照所立因明比量可作料简,比如华严宗法藏所著《金狮子章》就可作类似料简。
守培法师并不认同此结论,他仿照《料简》文字结构予以回应:
“《料简》总以三因简起信,起信受当不起,谨将完璧归赵。曰:
《料简》口言法性,而不明法性;口言缘生,而不识缘生;口言唯识,而不解唯识。反将不明不识不解之法,简责正法。
是故此《料简》,实是坏佛法者。虽则满编名相,曰真如,曰法身,曰无明,曰生灭,曰不生不灭,曰阿梨耶识,曰如来藏,曰不可说,不可相,离四句,绝百非,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非即非离,不一不异。诸如是等,无一名非佛典中名,无一句非佛典中句,名句分别,无非佛法中文,合贯成辞,则无一不为外道中理,乃至自相差别,自语相违,理事前后,自相矛盾,此《料简》而可存,将三藏十二部经一切论议并皆可废矣!
夫斯《料简》之作,固出于凡愚俗子,无知遍计,亦何深罪?特当佛法衰而将盛之时,缁素迷而转悟之际。而此《料简》,仍无人抉择,太虚、常惺法师等,虽略斥责,而未深讨。贻诸后世,以伪乱真,遂致肤浅模棱,铲尽慧命,堕入邪坑。似教既兴,正法以坠。
嗟呼!青蛇入座,纰糠迷目,法丧久矣,能不慨然?复次建立比量云:
《起信论料简》非佛教料简,
不明法性故,不识缘生故,不解唯识故。
加以鱼目简明珠,以上依彼自简,还驳于彼。
如是《起信论料简》既已驳议,凡诸论议所述义理,同《起信论料简者》,皆依如是圣教正理净比量智,一切驳议,以免鱼目而混明珠”。
守培法师总结道,所谓《起信论》背法性、坏缘生与违唯识等,并不成立。王恩洋之所以如此认为,恰恰是因为他并不明白法性、缘生与唯识真义。其余大义,大抵依照王恩洋文字结构,将其反说回去,故在此不作细述。
(二)二人争论背后各自立场
通读文本,不难发现《驳议》处处针对《料简》,二人皆有激烈言辞。那到底孰是孰非呢?其实,我们很难轻易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因为这涉及背后更复杂的唯识今学与唯识旧学,或者说护法所传唯识学,与心性如来藏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之争。相关问题在中国代表人物分别为真谛与玄奘。二者差别,既反映在双方所宗唯识来自印度不同传承,又反映在双方在汉传佛经翻译之重大差别上。
首先,在唯识传承问题上,王恩洋先生坚守内学院护法、玄奘系之唯识今学传承,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于凌波曾评价其“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守培法师则相对尊崇安慧、真谛所传之唯识旧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曾于《驳议》中两次提及见相问题时,均视安慧为正,护法为非,甚至认为“旧译(按:真谛译)无一非处,新译(按:玄奘译)无一是处,当知新译之非,犹不止此。简直言之,凡新译不同旧译者,皆无是处。余言:印度大乘佛法至护法时间,满面玄黄,不见本来真相”。
吕澂先生曾依见相问题,区分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在他看来,无相唯识主张“一切皆是识”,唯有识体实有,而见、相二分俱无,此即唯识旧学;有相唯识则主张“一切不离识”,不光识体实有,所变现起的见、相二分皆为有体法,此即唯识今学。通常认为,前者以安慧、难陀为代表,后者以陈那、护法为代表。
其次,在翻译问题上,王恩洋明确忠于玄奘新译,守培法师则忠于真谛旧译。而真谛、玄奘所得唯识传承各有不同,玄奘所译很少有涵摄心性如来藏之经论,而真谛所译则常在八识之外转入第九识阿摩罗识,也许是所依梵本有别,也许是有意引入,但他的翻译则涵摄了心性如来藏思想。
至于《起信论》有关真如之法义,与唯识新旧学关系亦是错综复杂。我们在此先追溯王恩洋先生与守培法师,对唯识新学与旧学,各有何具体观点,最终尝试回答《起信论》所立真如义是否“背法性、坏缘生、违唯识”。
王恩洋先生曾于《唯识通论》中讨论过唯识古今问题。他指出:“古学今学,予以分焉。总观其异,古唯识学若谓唯识无境,故说唯心,今唯识学义谓内境亦不离识,故说言唯心;前者色等俱无,后者十二处有”。也即是说,古今唯识学都讲唯心,前者讲的是唯识无境,色法等都没有,而后者讲的是境不离识,十二处真实存在。由此观之,他区分本质跟吕澂先生相似,也以无相唯识为古学(旧学),有相唯识为今学(新学)。这里虽未直接讨论法性与缘起,但至少跟前文所认为《起信论》所立之真如,违背唯识今学之“法不离识、色种自变”是可以对应上的。
守培法师则直接参与了民国年间的唯识新旧之争。1931年,梅光羲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将真谛和玄奘所译差别概括为八点不同。守培法师对此表示不同看法,作《读唯识新旧两译不同论后的一点意见》,后来又在与印顺法师,继续就此问题的辩论过程中作《驳印顺师评破读唯识新旧两译不同论后的意见》。圣凯法师总结其主要观点为:第一,“本识即是《起信论》所说不生灭的心真如门”,这里的本识即是真如理体,“妄念心识现前,便真妄和合,成为阿黎耶识;而转识成智时,则灭去阿黎耶识,成为真如(即阿摩罗识)”;第二,“真如缘起为天然的唯识观”,守培法师将心真如为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解释为“一切法从真如起,法法皆是真如,真如即识性”;第三,“对新译唯识成见太深”,主要表现为新译五种性说违背佛说,“护法误谬唯识真空而谓之有,自立有宗,反对清辨,推尊世亲,这是假世亲之名,破世亲之法”,以及“能变唯有本识,能转变以下三种心色诸法,即异熟(第八识)、思量(第七识)、了别(第六识)”。不难看出,守培法师这三类提法,跟前文的“真如并非无实体、真如有作用、真如能缘起、色法无自种,由真如所转变”等等,全都符合,自然跟《料简》处处相反。
(三)结语
到此为止,我们依据《料简》及《驳议》两文本,对《起信论》所立之真如义是否背法性、坏缘生、违唯识,进行了详细讨论。除此而外,有关唯识新旧之争背后,还涉及同样复杂的佛教判教问题:
以欧阳师弟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只判了立种子义的法相宗(唯识),以及不立种子义的法性宗(中观)。同时,他们认为以心性如来藏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有一定梵化色彩,因此有所批判。其批判资源则是以唯识今学为主,兼及中观空性。王恩洋先生依循乃师,于唯识今学用力极勤,对《起信论》所作批判也超过欧阳竟无。
守培法师也有其独特判教方式。他认为佛法只有大小乘,即缘觉、声闻所对应的小乘顿教、渐教,以及如来、菩萨所对应的大乘顿教、渐教。其判教依据多取自《楞严经》、《起信论》,他甚至将《起信论》视作最高佛法。值得注意的是,守培法师依此判教,又适当加以自己解释,令真如与唯识毫不相违,甚至必不可少。同时,他反对不包含心性如来藏的唯识今学。这在以往《起信论》与唯识关系研究中,却少有人注意。
综上,王恩洋先生以唯识今学料简《起信论》,对心性如来藏代表的中国化佛教,有一定偏颇;而守培法师以唯识旧学维护《起信论》同时,也否定了王恩洋先生部分唯识今学重要见解。由此看来,二人各持不同教理立场,其争论实质,与其说是《大乘起信论》真伪辨正,毋宁说是不同传承的唯识新旧之争。当然,如此前提之下的《起信论》真伪之辨,仍难得出最终定论。但是,我们若能以二人争议为切入点,再深入研究《起信论》与唯识新旧学之间关系,相信对进一步全面理解唯识,理解《起信论》本身,理解唯识与佛教中国化等,都会是裨益良多的。
主要参考文献
守培法师:《起信论料简驳议》,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2015年修订版。
守培法师:《大乘起信论妙心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2015年修订版。
守培法师:《读唯识新旧两译不同论后的一点意见》,载于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28·唯识问题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5月。
王恩洋:《中国佛教与唯识学·唯识通论》,载于朗宇法师主编,《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
印顺法师:《大乘起信论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黄夏年:《大乘起信论研究百年之路》,《普门学报》第14期。
张文良:《日本的〈大乘起信论〉研究》,《佛学研究》,2010年,总第9期。
葛兆光:《是非与真伪之间——关于〈大乘起信论〉争辩的随想》,《读书》,1992年第1期。
圣凯:《民国年间唯识新旧之争》,《中国佛学·法源》,2006年,总第二十四期。
圣凯:《摄论学派研究》(上、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周贵华:《唯识明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杨维中:《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二》,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6 期。
本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