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时局时，其他人都爱就事论事，为些小点喋喋不休。毛泽东则不然，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局思维对现实问题进行点评和分析。所以，每次听了他的话，大家都会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政府上台，为收买人心，重提宪政口号，这让许多文人政客都觉新机再现，于是，纷纷献计献策，私下展开活动，以图在新的政治版图中也能捞上一点资本。对这场热烘烘的闹剧，毛泽东很不感冒。他说：如今的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其实这些皆非本源，不过权宜之计矣。
那么，什么样的改革才算抓住了本源呢？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今人，之所以为强有力者颠倒之，播弄之，皆因民智污塞，人们失去了主观灵性。所以，如果人心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民众不能觉醒，任何枝节的改革，都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能支离破碎。鉴于此，他大声疾呼：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又焉有不能者乎？
听了毛泽东的分析，开始同学都觉得他未免太悲观。然而，接下来的几年，国家的政治走向完全验证了他的这种预判。眼见军人政治愈演愈烈，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就连声称“不谈政治”的独秀先生也坐不住了。1919年2月，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中，他也激愤地说：如果国民不觉悟，南北军阀不废除，一切政治法律，都是空谈。
在事务的判断上，毛泽东提出了“不蔽于物、不瞀于情、不絯于智”的做事三原则，即做事情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不受情感冲动而驱使，更不能仅凭经验习惯，一拍脑袋了事。
求学期间，毛泽东就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应反复思考，认真论证，决不能轻易下结论，急着做判断。他说：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相通，惟明而后断，只要用心，则小物也能辟大理。
他以如此苛刻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让他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也越来越高。好友萧三对这一点佩服得不得了。萧三说：润之的头脑，真是太特别了，他无论分析时局，还是探讨学问，总能剥离表面的东西，一下抓到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那时不管谁有了疑问，只要和他一谈，都能迎刃而解，一如冰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