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储的权力崛起之路（第九章） | 历史

时事 2024-11-24 21:46 广东

第九章新闻业的角色

在小萨勒曼对外发布“2030愿景”后不久，他就以个人名义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邀请了代表沙特社会各阶层的领军人物与会。从背景来看，受邀人群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宗教人士。但与会的宗教人士并不是那些垂垂老矣的宗教权威们，上了年纪的宗教学者和教法学家们往往沦为沙特年轻人口中的笑柄，后者时常轻蔑地嘲笑那些反对神奇宝贝（Pokémon）或禁止与猫合影的法特瓦。事实上，出现在招待会上的是一群年轻的、更像是极客般的宗教人士，他们熟悉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日常像西方国家同龄人一样疯狂追捧好莱坞大大小小的明星们。在这样一群年轻的宗教人士中，有一位在当地电视台上主持了一档倍受欢迎的节目，还有一位是首个在麦加大清真寺主持周五礼拜的黑人。差点忘记了，其中还有一位被称作“宗教界布拉德皮特”的沙特年轻人，以他性感的嘴唇在社交媒体上走红。

这些人与沙特当局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和谐。其中一位宗教人士就因为批评阿卜杜拉国王允许男女生同校而遭到解雇。其他人则有些因为触碰了不断变化的红线，重则被关入监狱或遭到软禁，轻则在媒体上被彻底封杀。但这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正是这些人的与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他们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动辄就有数百万粉丝追捧，年轻的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深知，只有通过这些人才能够轻松地将“2030愿景”推送到沙特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手机屏幕上。

与会的第二类人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价值在于塑造沙特舆论方向，通过对内对外传递沙特领导层想要传达的观点，让沙特民众清楚了解他们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国内、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一位身材魁梧、举止温文尔雅的记者，他的名字叫做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数年前，他曾与一位美国外交官有过深入的交流，谈及他本人关于君主制即将面临的挑战的若干看法。

当时的卡舒吉已年届五十，他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几乎经历了沙特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转折。而从事后来看，出席了这场会议的卡舒吉在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此后的发展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关键”，当天在场的其他任何一个人无出其右。

卡舒吉出生于伊斯兰教圣城之一的麦地那，他来自于沙特西部汉志地区的一个显赫家族。卡舒吉的祖父是一名医生，曾为沙特开国君主阿卜杜阿齐兹看病。而他的叔叔则是当年名声大噪的军火商阿德南·卡舒吉（Adnan Khashoggi），其奢华无度的生活方式是沙特乃至阿拉伯世界花边新闻的关注焦点。

卡舒吉本人并没有享受到他叔叔的巨额财富，但他在吉达的成长环境依然十分优渥。吉达，这个沙特第二大城市，是全世界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重要中转站，其历史地位使它成为沙特国内最为国际化的城市，没有之一。1983年，卡舒吉前往美国求学，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美国这段时间内，卡舒吉接触到了穆斯林兄弟会并活跃其中。穆兄会是一个在国际上影响力巨大的伊斯兰组织，旨在将其关于伊斯兰教的理念融入追随者的生活，进而影响到这些追随者所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态。

卡舒吉是十分虔诚的追随者，他迅速加入了穆兄会的一个“家庭（usra）”。“家庭”是穆兄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就像西方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一样，融合了宗教和社会活动。在那个年代，沙特年轻人在国外与穆兄会结缘的事例并不罕见。他们往往在全美各地的穆斯林学生协会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以卡舒吉为例，他就在所加入的“穆斯林阿拉伯青年联合会（Muslim Arab Youth Association）”中非常活跃。穆兄会对于卡舒吉而言并不陌生，因为在沙特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穆兄会成员都在沙特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毫无水土不服的卡舒吉迅速投身其中，还在某一年主导举办了该组织全美会议中的书展等配套活动。

大学毕业后，卡舒吉返回沙特，在吉达的英文报刊《阿拉伯新闻（Arab News）》等多家媒体担任记者。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并报道沙特当年最大的国际性新闻 - 阿富汗圣战。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和沙特出于各自利益考量对此加以介入干预，以期将苏军逐出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阿富汗是“冷战”的新战线；在沙特人和全球其他穆斯林眼中，苏联的入侵是异教徒对穆斯林土地的侵占。因此，美国和沙特自然而然结盟联手，中央情报局和沙特情报部门密切协作，双方共同资助和武装阿富汗战场上的圣战者们。

阿富汗圣战极大激起了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的热情，仿若西班牙内战激起了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等西方人的热情一样。沙特王室毫不吝啬地打开钱包，出钱资助国内年轻人投身阿富汗圣战。同样年轻的卡舒吉则以记者的身份“乘风破浪”。在阿富汗报道圣战时，卡舒吉身着当地服装，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学者兼圣战理论家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一同游走在阿富汗各地。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车上主动选择坐在靠车窗的一边，以防车外可能射来的子弹击中阿扎姆。不仅如此，卡舒吉还拍摄了一张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AK-47）的照片，让他在吉达的同事们倍感震惊。虽然没有明确记录显示卡舒吉参与过具体的战斗，但他对阿富汗圣战的同情乃至支持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为他赢得了另一位在阿富汗战场成名的沙特年轻人的认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本·拉登同样在吉达长大，他的父亲是沙特最有名、最富有的建筑承包商之一，建造了沙特国内诸多标志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甚至还参与了沙特多座王宫和圣地多处的建设。本·拉登没有在家族企业中出任任何职务，而是利用自己名下的财富在阿富汗建立了一处训练营，为那些蜂拥加入圣战的所谓“阿富汗阿拉伯人（Afghan Arabs）”提供训练设施和装备。他想借助媒体的力量进一步宣传这个训练营，吸引更多人加入圣战，因此邀请卡舒吉为此撰写专题报道。1988年，卡舒吉的“大作”在《阿拉伯新闻》上盛赞了本·拉登及其所宣扬的跨国伊斯兰身份。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阿富汗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尽管存在地理障碍、政治纷争、肤色和语言上的差错，但他们仍然认为彼此亲如兄弟。这种独特的兄弟情谊清楚地展现在那些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阿拉伯年轻人身上，并通过这场反共产主义战争不断得以强化。

卡舒吉还“错误”地将本·拉登称为“一位著名的沙特承包商”，称赞他已经成为“阿富汗阿拉伯圣战组织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所领导的数次战斗。

本·拉登还向卡舒吉讲述，“我们有时要在战壕或洞穴中躲避一整天，直到我们的耳朵再也无法忍受周围此起彼伏、似乎永不停歇的爆炸声”，“战斗机不断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疯狂奏响的死亡之歌不绝于耳。我们每一天都在向万能的真主安拉祈祷”。

除了本·拉登以外，卡舒吉还与贾拉卢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进行过一番长谈。哈卡尼在那个时期就明确提出了“跨国圣战（transnational jihad）”的理念，这成为后来基地组织（al-Qaeda）和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的思想源泉。

哈卡尼在谈到加入训练营的新兵时说，“我们为这些阿拉伯青年感到骄傲。这些年轻人如今已经明白何为圣战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圣战者，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将担任传播圣战理念的‘大使’角色”。

在此以后，本·拉登继续组织并参与圣战，成立了基地组织，继而在美国和世界多地策划实施灾难性的恐怖袭击。哈卡尼则创立了臭名昭著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这是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恐怖组织。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两人被普遍视为穆斯林世界的草根英雄，勇于拿起武器反抗。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这场阿富汗圣战逐步演变为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卡舒吉希望圣战改善阿富汗国内状况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一位沙特同事曾回忆到，“（卡舒吉）很失望。在他看来，即便经历了种种惨烈的斗争，即便付出了大量流血牺牲，阿富汗人也从未真正团结起来”。“内讧，永远的内讧，毁掉了这一切”。

2011年，当美国特战队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后，卡舒吉公开表达了哀悼。只不过他哀悼的并非本·拉登这个人，而是哀悼于他曾经寄托的政治理想最终湮灭。

他在推特上这样写到，“我刚刚痛哭了一场，为你阿布·阿卜杜拉（本·拉登的昵称）的逝去感到心碎”，“在阿富汗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在你屈服于仇恨和愤怒之前，你是一个高贵且勇敢的人”。

如果说卡舒吉的一生中经历了若干次政治理想的破碎，那么阿富汗圣战的失败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

从阿富汗返回沙特的卡舒吉继续沉心于新闻报道工作，继续热情地投入到日常的写作中去。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在《阿拉伯新闻》的办公室里主持同事间的礼拜。为了新闻报道甚至不怕死的他，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亲自驱车穿越沙漠，仅仅是为了报道实时的战况。期间，卡舒吉曾“偶遇”溃败的科威特军队，后者差点把他当成是伊拉克谍报人员将他击毙。

工作上屡出佳绩的卡舒吉被擢升为编辑，这赋予了他更高的社会层次，不仅有机会参加沙特高官和王室成员的私人会议，更有机会陪同沙特国王出访，进行外事活动报道。但不为外界熟知的是，卡舒吉在为君主制政权服务的同时，还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在私下推动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 民主。

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方禁止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政党上台。这可以算得上是卡舒吉政治理想的第二次破碎。在此之后，他和穆兄会的朋友阿扎姆·塔米米（Azzam Tamimi）成立了一个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之友（Friends of Democracy in Algeria）”的组织。该组织在英国报纸上广泛刊登宣传其事业的广告，并在随后将其政治理念扩大至促进中东各地的人权。如果说塔米米是该组织的“面子”，负责展现公众形象，那么卡舒吉则是组织的“面子”，在幕后筹集资金。

卡舒吉与沙特第三任国王费萨尔的儿子图尔基·费萨尔亲王（Turki al-Faisal）私人关系甚笃，后者当时是沙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这种私人关系，以及卡舒吉此前的阿富汗历险记，助长了外界关于他在记者身份掩护下从事谍报活动的猜测。图尔基亲王和卡舒吉的密友都坚决否认了这一说法，但也有人承认他为沙特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些“帮助”。例如，当西方国家代表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见巴勒斯坦激进运动“哈马斯（Hamas）”的领导人时，沙特虽然没有官方人士与会，但卡舒吉却作为官方的“眼线”参与其中。当时，这样的安排并无任何可疑之处，因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并不认为沙特是敌对阵营中的一员。

尽管卡舒吉早年间对本·拉登十分崇拜，但他也先知先觉地敏锐嗅到了基地组织散发的危险气息，意识到了沙特当局对基地组织的绝不容忍将助长宗教意识形态的纷争，将伊斯兰教推向“武器化”的危险境地。2001年“9-11”恐袭事件发生后，沙特官方否认袭击的策划者是本国公民，而是在国内传播阴谋论说法，指责犹太人才是恐袭的幕后黑手。卡舒吉对此从不买账，坚持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歪曲伊斯兰教教义的人。

他在文章中写道，“本·拉登劫持的飞机不仅袭击了纽约和华盛顿，还摧毁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及其宣扬的宽容、共存的价值观”。

在此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沙特国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围绕诸多社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卡舒吉是自由派阵营的坚定支持者。任职《祖国报（al-Watan）》编辑期间，卡舒吉不仅批评指责保守的宗教势力，还利用媒体积极推动改善妇女权益。2003年，基地组织在利雅得策划实施的恐袭共造成25人死亡。他立即撰写了一篇社评，将矛头指向恐怖分子的同时，还严词抨击了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掩护的宗教人士。

在他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犯下昨天那场罪行的人不仅仅是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还包括了所有煽动和为恐袭辩护的人，以及那些称呼恐怖分子为圣战者的人”。

卡舒吉的这番言论太过于激进了，因此不到两个月就被《祖国报》解雇。他还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图尔基亲王为了保护他，在被委任为沙特驻英国大使后不久就任命卡舒吉为私人媒体顾问，将他带到了伦敦。数年后，图尔基亲王转任驻美国大使，卡舒吉也跟随他前往华盛顿。正是这两份工作帮助卡舒吉与西方国家记者和官员建立起广泛的联络网，并在此后持续保持固定的联系。在美国工作期间，他在距离华盛顿市中心不远的弗吉尼亚州泰森斯角（Tysons Corner）购置了一套房产，这套住房也成为了他此后寻求政治庇护的容身之所。

2007年，卡舒吉结束在美国的工作返回沙特，彼时围绕在身边的舆论环境已有所缓和。他在《祖国报》的职位得以恢复，而他也重新投身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论战。为了揭露他心中极端落后的沙特教育系统积弊，他摘选了一本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中的问题 - “你如何确认一个女人有更强的生育能力？” - 并据此向所谓的“专家”求教，以显示这个问题的荒谬至极。

在支持女性驾车外出方面，卡舒吉同样是早期倡导者。由于这个议题过于敏感，以至于他无法在报纸上直接撰文谈论。所以，他换了一个思路，发表了一篇文章，假象出一个沙特女孩骑着骆驼去上大学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混乱。女孩找不到地方来拴骆驼，警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路上的司机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与驾车外出一样，沙特国内并无法律明文禁止女孩骑骆驼。此后，卡舒吉一鼓作气发表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先是想象女孩骑自行车外出，然后又变成了骑驴外出。这些文章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巨大争议，他也毫不意外地再次被解雇。

离开《祖国报》的卡舒吉，事业上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在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作为评论员现身电视上的一些脱口秀节目，同时坚持撰写政论文章，通过总部位于伦敦的阿拉伯语国际媒体《生活报（al-Hayat）》扩张他的影响。这一时期，他依旧与沙特当局保持联系，向外界传达来自沙特官方的观点看法。

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卡舒吉算不得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真正记者，即那种为了限制绝对权力的边界而竭力挖掘事实真相的记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媒体人，通过在报纸上撰文和在电视上露面，传达政府的观点或宣传自己的观点。有时，这样的做法意味着他不会“免费”做事。2009年，曾有一位中间人汇给卡舒吉10万美元，让他对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进行一次专访。

卡舒吉的观点并不会总是与沙特官方保持一致。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双方之间的分歧表现得尤为明显。卡舒吉本人被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的故事所感动。这个突尼斯小人物在与警方对峙后自焚，成为阿拉伯年轻人反抗暴政高压的象征。随着起义愈演愈烈，卡舒吉一度乐观地认为席卷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抗议活动将为阿拉伯世界实现民主铺平道路。

但他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看法也有一些双标。对于沙特邻国巴林境内发生的一切，他坚决反对当地什叶派民众针对逊尼派王室的抗议示威。同时，他还支持沙特政府在必要时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以期遏制伊朗的扩张野心。

“阿拉伯之春”再次让卡舒吉心碎。埃及在军事政变后陷入混乱，也门分崩离析，伊斯兰国的黑旗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地升起。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卡舒吉。当时的他五十多岁，体态上高高胖胖的，视线总是向下垂着，举止十分随和。卡舒吉对整个中东地区的事务都十分上心，也喜欢与别人分享他的看法，似乎从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他在媒体上的知名度使他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时候，他似乎就住在飞机上，不停地在世界各国首都间穿梭开会，同时摆弄着手边的多部手机，与不同的联系人保持密集联络。与其他在沙特的外国记者一样，我也经常打电话给卡舒吉，就某些新闻事件征求他的见解。很多时候并非他的见解最独到最有价值，而是他与其他沙特知名人士不同，往往只有他才会来者不拒地接听各种电话。

我持续记录着他对于某些议题的看法。当伊斯兰国势力达到顶峰时，卡舒吉向我谈到了这个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与沙特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重叠的。

2014年的某次交谈中，卡舒吉对我说道，“今天的伊斯兰教本身危机重重”。“曾经，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现代化、与西方的关系、世界、妇女权益、民主和选举等问题。但如今，这些问题又回来了，再次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思辨。是伊斯兰国将这些问题再次推到我们面前”。

那些年，卡舒吉还在沙特亿万富翁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亲王（Alwaleed bin Talal）手下担任顾问。后者与卡舒吉一样，都渴望在沙特国内推进社会改革。为此，阿尔瓦利德出资设立了一家全新的阿拉伯语电视台，委托卡舒吉统揽电视台的运营。2015年2月，这家新成立的电视台al-Arab直播了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一位巴林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大肆批评巴林王室。数小时后，电视台被迫关门。

在萨勒曼继位成为沙特新国王后，卡舒吉撰文盛赞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并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为此，他曾在专栏文章中提出了“萨勒曼主义（The Salman Doctrine）”的概念，阐述了新国王的外交政策，并对美国拒绝承认伊朗威胁的做法加以批评。

卡舒吉的观点时而导致他在网络上遭到攻击，但他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并表示感谢沙特国内的舆论环境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

他写道：“在阿拉伯世界，每个人都认为记者难以拥有表达独立观点，但我就是代表我自己，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我屈服于压力改变观点，那么我还有什么价值？自由的氛围必须保持，我很高兴我的政府正在这样做”。“这个世界无法打倒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我想要自由，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这些事情”。

2016年，卡舒吉参加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场会议，他被邀请与会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重要性。至少在那一时刻，沙特国内崛起的新领导层意识到卡舒吉是一个值得争取和拉拢的声音。会议上，小萨勒曼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他的“2030愿景”经济改革计划，并谈及了其他政治议题，警告伊朗在苏丹、巴基斯坦和吉布提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大。

在轮到卡舒吉发言时，他向小萨勒曼提问为何不公开谈论这些问题。

“你才是记者”，小萨勒曼回应道，“如果你想写的话，那就写吧”。

这场会议从当天的昏礼一直持续到了宵礼方才结束。回过头来看，这或许算得上是卡舒吉与小萨勒曼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在卡舒吉离开之时，他自认为拿到了授权撰写相关政治经济议题的文章，甚至可以对小萨勒曼主导的改革计划加以批评指正。在2016年晚些时候，他曾经这样写到，“这是‘2030愿景’总设计师、王储继承人小萨勒曼在会上所承诺的”。

“在会上，王储继承人公开承认新闻媒体可在监督实施‘2030愿景’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而我们作为媒体从业者自然希望发挥好这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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