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牌强国，曾与埃及一道在中东政治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几十年来，叙利亚的政治影响力虽有所式微，但凭借着与伊朗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依然是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可小觑的力量。
“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世界的权力重心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海湾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逐步取代了先后陷入内乱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成为了阿盟内部的真正“话事人”。不仅如此，海湾国家还曾尝试趁乱介入上述国家事务，但在叙利亚遭遇了肉眼可见的挫败。
现如今，叙利亚局势再度发生剧变，这似乎给海湾国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可以看到，沙特、卡塔尔等国最近一段时间纷纷与叙利亚新政权建立联系，表现出不甘居人后的姿态。
那么，海湾国家是否会再度介入甚至试图主导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进程？这些国家是否会与土耳其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还是要独力发挥影响？会不会因此与土耳其甚至伊朗产生新的利益冲突？海湾国家内部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一致，会不会成为海湾国家间新裂痕的导火索？
这些问题都有待观察。今天编译推送的这篇文章，简要梳理了海湾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演变，对海湾国家下一步动作进行了研判，也站在美国决策者的角度上提供了一些具备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叙利亚局势的关键时刻
叙利亚局势再次进入关键节点，海湾国家有可能被排除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决策之外。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显著削弱了其两大支持者——伊朗和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暴露了这一点的脆弱性，为该地区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真主党领导层的垮台、伊朗在中东的威慑能力下降以及阿萨德政权的衰退，打破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现状，使叙利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海湾国家的战略演变
自2011年以来，海湾国家在叙利亚的政治和外交努力遭遇了三大挑战：未能与美国的优先目标对接；俄罗斯和伊朗对阿萨德政权大量军事和财务的支持；以及海湾国家内部产生分歧，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和反对派之间摇摆。
海湾国家的首个战略挫折发生在为反对派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政治支持后，仍未能迅速推翻阿萨德政权。第二次挫败发生在沙特、阿联酋、约旦和埃及决定将与阿萨德政权恢复关系与其他事务挂钩，包括政治解决叙利亚国内冲突、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以及打击叙利亚境内毒品走私等。
然而，这些条件并未得到满足。阿萨德家族拒绝通过政治谈判让渡权力，反而利用其在叙利亚的“不可触碰性”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毒品走私网络。最近，海湾国家的努力被土耳其主导的战略所覆盖，土耳其成为叙利亚局势发展的最主要推动者，阿拉伯国家试图通过与阿萨德政权接触来推动局势改变的努力被彻底颠覆。
尽管如此，海湾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2011到2024年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这一变化反映了海湾国家领导层的更迭以及这些国家优先事项的转变。
新一代的海湾国家领导人对于阿拉伯世界长期存在的各种冲突显然缺乏兴趣，他们更关心本国的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在叙利亚国内冲突爆发时，已故的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曾试图与阿萨德政权合作，通过政治解决方式化解冲突，并与阿盟共同提出了多项和平倡议，敦促叙利亚政府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并停止对抗议者的过度镇压。阿萨德始终拒绝接受这些提议，沙特的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于2017年成为沙特王储后，经历了也门等一系列不成功的尝试后，沙特外交政策重心逐步转向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因此减少了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
阿联酋认为2018年后的叙利亚局势留下了一个战略空白，而这一空白恰恰是阿联酋试图填补的，并努力扩大自身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卡塔尔继续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转而采取更加注重外交和调解的政策。
2020年和2021年，阿联酋和约旦成为首批恢复与阿萨德政权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外交接触发生在阿萨德政府逐渐恢复对叙利亚大部分争议地区的控制之后。
阿联酋和约旦基于现实主义视角为这种接触提供了正当理由，认为阿萨德政权已经成为冲突的事实胜利者，而叙利亚的战略重要性不容忽视。
阿联酋现总统、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的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BZ）认为，阿萨德政权迫切需要恢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争取重建资金，而这一诉求为阿联酋提供了增强影响力的机会。
甚至是最初抵制与阿萨德恢复关系的沙特王储，也慢慢意识到恢复与叙利亚的外交联系有助于稳定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制衡阿联酋势力在叙利亚的扩张，同时也有助于打击毒品走私，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为其继续大刀阔斧推进沙特国内经济改革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只可惜的是，沙特、阿联酋、约旦三国的“如意算盘”均落空。
叙利亚当地的毒品走私问题依然严重，阿萨德政权的行事方法没有根本改变，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始终未能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萨德政权崩溃前，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减弱，这无疑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希望看到的局面。但这些国家并非该局面的主动塑造者，而只是得益于外部因素的作用——俄罗斯的资源被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所牵制，伊朗则专注于与以色列的冲突。
俄罗斯与伊朗：影响力衰退
直到阿萨德政权垮塌前，伊朗和俄罗斯一直是叙利亚局势的主导力量。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在以色列的针对性打击下被不断瓦解，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的泥沼中无法抽身，两国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因此逐渐减弱。
事实上，伊朗和俄罗斯围绕着如何对待“阿拉伯之春”后的叙利亚，两国的策略长期以来是有着显著差异的。特别是从2017年叙利亚国内冲突有所缓解以来，伊朗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由志同道合的盟友转变为一种竞争关系：前者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恢复2011年前的局面，后者则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推动政治解决。
阿萨德政权在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偏好一直很明确，并且始终依赖于伊朗的支持。
只不过，伊朗的主张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2024年11月，伊德利卜的叛军发动反攻，最终导致阿萨德政权全面崩溃。
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反攻最初并非是要推翻阿萨德政权而主要是为了施压，通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并推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叙利亚的暴力冲突。
土耳其的支持让叛军有了更大的野心。而土耳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需要为叙利亚难民回流创造安全区；二是伊朗的代理势力已逼近土耳其南部边境，并在土叙边境西侧的城市驻扎民兵武装，使该地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而在边境的东侧，库尔德武装在美国的支持下与“伊斯兰国（ISIS）”和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持续争斗。
这些局势演变对土耳其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土耳其认为，如借此机会重新控制阿勒颇和伊德利卜部分地区，有助于维护土叙边境的整体稳定。最终，安卡拉方面决定在叙利亚局势中增强自身的军事与战略行动。
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合作
对于美国来说，当前局势演变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中东问题并不能使问题自行消失。
自奥巴马政府末期以来，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基本是一片空白。无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都未能采取有效策略应对阿萨德政权。这种“不干涉”政策未能解决叙利亚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导致超过50万人丧生，1400万人流离失所。
随着叙利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过渡政府的建立，海湾国家势必会介入到叙利亚的重建进程中去。对此，美国新一届政府有理由与海湾国家开展合作，确保叙利亚的和平过渡以及各自的利益得以实现。
达成这一目标与美国及海湾国家的战略利益高度契合，有助于减少中东地区的动荡隐患，打击ISIS在叙利亚东部的安全威胁。
叙利亚当地的稳定将为其战后重建创造有利条件，也有利于海湾国家通过资金支持和投资投放其经济和战略影响力。
新的叙利亚政府无疑将比阿萨德政权更倾向于与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利益对接，从而成为对抗伊朗等地区对手的有效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