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的发生，伟人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
林彪事件的发生，伟人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他着重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1971年11月14日，伟人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972年1月6日，伟人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但当叶剑英向生命垂危的陈毅传达伟人的指示，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不可能听到为“二月逆流”的平反了，陈毅就在当日去世。
1972年1月10日，伟人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会后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谈话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
并表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些话都被迅速传出去，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伟人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平常的事情，给所有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
从此以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伟人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
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
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伟人大多及时地作出了批示。
据粗略统计，仅在1972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30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
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这些批示直接揭露了林彪集团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1972年3月5日，伟人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
在廖汉生（原国防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子女来信上批示指出：“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谭政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陷害，被撤职、降级。
1973年4月他给伟人写信，希望近期内能够解放出来。
1973年5月，伟人在谭政信上批示：
“纪、汪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批示的范围不仅涉及个人，而且涉及与个人相关的案件，如对罗瑞卿的批示涉及“彭罗陆杨”一案。
1973年11月20日，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伟人批示后不久，罗瑞卿被解除监禁。1975年6月，罗瑞卿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对谭震林的批示涉及“二月逆流”事件；
1972年3月25日，伟人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涉及“杨、余、傅事件”。他写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有的批示矛头不仅指向了林彪集团，而且指向了被他们搞乱的司法制度。如他在对林枫问题的批示中指出：
“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这一时期伟人批示的态度更为明确，内容更加具体。如对贺诚的批语，1972年写的是“我意应给予工作”。
1975年5月17日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则进一步指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1975年7月2日，伟人在一个批示中说：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这些批示，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伟人“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一切领导职务。
1972年7月21日，他给伟人写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
伟人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也给伟人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
伟人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根据伟人的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12月，伟人又3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至12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重新复出。
1973年12月21日，伟人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作了自我批评说：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他再次称赞朱德是“红司令”，从而使一批高级领导干部相继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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