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寻翻译||性别悖论 （1991）

性别悖论（1991）

作者/艾德丽安·哈里斯

翻译者/董熙逾

校对者/谢函芬

本文收录于“关系视角系列丛书·第14卷”，初刊于《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杂志》

弗洛伊德有诸多伟大且有名的贡献，他所写的个案病例集也是其中之一。精神分析的学徒们早已把个案集中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当成了自己的老友：朵拉、小汉斯、鼠人和狼人。即使是那些病人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想想K先生（Herr K）或是残酷的船长。尤为重要的是，在这篇与时俱进的、不断被引用的文章中，艾德丽安·哈里斯(Adrienne Harris)指出，弗洛伊德在写“一个女性同性恋案例的心理过程”时，并没有赋予这位病人名字，导致这个案例在后来的文献书籍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因此，弗洛伊德促使了这个年轻女人被遗忘的命运，这是一位女性同性恋，同时也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哈里斯很有名，她不仅是临床精神分析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同时她植根于发展心理学，尤其是心理语言发展学。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她的文章领域涉猎广泛，她深入探讨了性别和性的内容，也强调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并且还对弗洛伊德的语言和文风有很多细致的关注。哈里斯还谈到了一些影响弗洛伊德写个案病例集的关键历史因素。为了完善她的文章，她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弗洛伊德的病例与两位当代女性进行了深度对比。

哈里斯以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精神分析中性别的含义，她清晰地阐述了“性别悖论”的观点，强调性别有时可能是确切并具体的，有时可能是虚无且非实体的，“既是稳定的又是可变化的。”在哈里斯看来，将性别理解为不断变化的结构并不会使性别本身所包含的情感丧失。哈里斯的文章鼓励精神分析师们去追随弗洛伊德在性别和性的贡献中那些更为激进的部分，并且更多去质疑从“与生俱来”，二元对立，稳定不变分类的视角去看待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和女性。她的工作与其他关系学派分析师（尤其是根特（Ghent）和本杰明（Benjamin））一致，他们都强调矛盾与悖论，并在各种二元维度之间保持一定张力。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思想家都与温尼科特（Winnicott）一样，他们都意识到，在性别和身份认同上是需要流动性和游戏性。这篇文章影响了当代精神分析，它鼓励将主体视作是包含多重性别和多重具身自我。这种思考方式和最近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思潮相当吻合，如布隆伯格（Bromberg）关于解离的工作以及米切尔（Mitchell）和戴维斯（Davies）对多重自我的探索。

在这篇早期的文章中，哈里斯将她在发展心理学、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复杂背景独特地结合在一起，探索了性别的悖论，这在后来的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其中包括文章《攻击性，嫉羡和雄心：女性精神生活中的循环张力》（《性别与精神分析》第2卷：291–325），其中哈里斯探讨了分离与和解的妥协，对攻击性意义的焦虑，身份认同和客体关系中嫉羡的力量，以及《心灵信封与酣畅淋漓的沐浴：身体视角中的关系理论与临床实践》。以上这些都包含于《身体的关系视角》一书中。(由阿隆和安德森（L. Aron & F. S. Anderson）主编，分析出版社，1998，pp. 39-64)。在本书中，她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身心整合的理论，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探索关系理论，就必须聚焦她所说的关系中的身体。在即将出版的《柔和的自我:关系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分析出版社）一书中，哈里斯根据自身在发展理论领域25年的教学经验，认真研究了发展理论在关系性精神分析中存在问题的地位。她探讨了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如：建构主义、语言学和言语实践、身份感和多样性、性别、性、身体。 

性别是当代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中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性别为社会运动和批判性分析提供了组织原则。某些情况下，性别被视为生命和生物学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性别也被视为一套麻烦的枷锁，最好挣脱并摒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对于性别经验的理解在精神分析思想和实践中经历了深刻的批判和重构（米切尔（Mitchell, 1975）; 乔多罗（Chodorow, 1976）; 迪恩斯坦（Dinnerstein, 1976）; 本杰明（Benjamin, 1988））。

本文将性别视为一个矛盾悖论点，尝试为那些正在对性别进行的辩论做出贡献和理解。性别可以成为一种核心和连续的体验，就像自体和主体性一样的结构。但是，性别也会变化、消解，亦被证明无关紧要或非实体的。简而言之，性别可以是脆弱或不稳定的，或者也可以像防御机制或自体层极一样是稳固的。

我将通过对弗洛伊德（1924）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案例进行深入探讨，开启对性别与悖论的思考。利用当代临床实例对案例进行点评，这是分析性别困境的起点。其目的是挑战单一的性别模式，并论证性别既稳固又易变的悖论矛盾模式，这也忠于弗洛伊德激进的性观点。

这是弗洛伊德对一位年轻女孩的总结评论，这位女孩被她的父亲送来治疗。父亲一心想阻止女儿对年长的、声名狼藉的女性所产生的情愫爱恋。但这位年轻女孩没有生病，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明显想要放弃她所爱之人的动机。然而，在与父亲和年长女性的痛苦冲突中，她有着严重的自杀倾向。

弗洛伊德将其对病人的常规猜想整理总结，得出了病人具有“男子气概情节”的结论：

      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总是喜欢嬉戏打闹，完全不愿意屈居于稍年长的哥哥之下；在看过她哥哥的生殖器官后，她对阴茎产生了明显的妒忌，由妒忌所产生的想法不断充斥着她的脑海。她实际上是一位女性主义者[p.169]。

如果“她实际上是一位女性主义者”，那么她就是一位没有女性主义保护和支持的女性主义者。通过最近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方面的工作、不断拓展的移情和反移情理论（关系视角中的内隐理论），以及通过基于症状学的精神分析叙事阅读模式，我想对案例中这位女性的定位进行修正。因为她并没有定位。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案例中，被弗洛伊德治疗和虐待的这个女人本身，几乎被完全抹去了。在标题中给出的 “女性同性恋病例”这一通用术语下，她黯然失色，她的真名因医学上的慎重考虑而被删去，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他也没有将其隐喻为化名。这个女人甚至都没有被伪装一下，而是直接被贬为物品。她被描述为“一个聪明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在整篇文章中，她始终无名无姓，也几乎没有言语。在详细讨论选择性客体的过程中，病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名字，甚至连性别也在段落中转变为男性人称代词：

     本案例中更多的不利因素是，女孩本人没有任何疾病（她本人没有任何疾病……从而恢复了他的双性恋。此后，他就可以选择他是否要放弃被社会禁止的道路，在某些情况下，他已经这样做了[pp.150–151; 斜体为作者后加]。

如果我们无法遇见她的主观体验，那我们还能走近她的欲望吗？弗洛伊德的语言再次将病人的欲望置于边缘地位。我们这位无名无姓的女主人公的特定爱的客体也被弗洛伊德的语言排除在主体性之外。弗洛伊德对她的情人有不同的描述，如“水性杨花的女人（cocotte）”或“风月女子（demimondaine）”，或者蔑称为“社交女郎（society lady）”（带引号）。弗洛伊德用这些引号作为一种语言信号，指示我们如何解读这个词，从而让我们领会到它的讽刺意味。这位女士，并非真正的女士，而是“大他者”，她在性的堕落循环中反常地滑落——连同男人和女人，置身于资产阶级安全区和家庭领域之外的社会空间里。就像朵拉的家庭教师或K夫人美丽的雪白肉体一样，这是一种合乎常理之外的爱。作为同性恋欲望的客体和双性恋性欲的主体，这位作为性欲对象的女性被边缘化和贬低。甚至就连这个年轻女孩对这个女人的渴望也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希望渺茫，而无所求（Che poco spera e nulla chiede） (p.160)。水性杨花的女人（cocotte）这个词蕴含着一种非法的、自由的欲望。女人的欲望被矛盾地表述为奇异的、危险的和堕落的。

在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中，我想把矛盾和悖论放在中心位置。这篇文章发表于1920年，以《性学三论》（弗洛伊德，1905a）的核心思想为基础，从侧面隐秘地瞥见了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1900），并预示了后来关于女性气质和女性性欲的论文。这篇文章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而又被低估的地位，其中不乏弗洛伊德著作中关于性和性身份认同的精妙论述。当然，解读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策略。格罗斯曼和卡普兰（Grossman & Kaplan，1988）对弗洛伊德著作中关于性别的“评论”进行了梳理。他们注意到弗洛伊德提出简化的性别特质理论的许多事例，但他们也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评论，在这些评论中，性别作为一个心理动力学范畴得到了保留。另一方面，米切尔（Mitchell，1988）指出了弗洛伊德和驱力理论中的生物趋向性。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文章包含了上述每一种解读的充分证据，这提示着我们，弗洛伊德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艰巨任务——建立一个打破以往生物学模式关于性客体选择和性身份认同的解释——这是一个他既成功又失败的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既延续了关于同性恋和女性气质的传统父权思想，又打破了这种思想。弗洛伊德的矛盾就体现在同意进行分析的情景上。与朵拉一样，他回应了一位父亲坚持要让女儿服从的要求。这位父亲“是个值得尊敬的、认真的男人，心底非常温柔”，但面对女儿的同性恋倾向，他的反应居然是“愤怒”、“威胁”和“痛苦”。如果心理分析失败，父亲的退路就是“尽快结婚……唤醒女孩的自然本能，扼杀她非自然的性倾向”(p.149)。通过这篇文章追踪父权的声音，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听话、叛逆女孩的父亲愤怒的声音。因此，弗洛伊德与这位父亲的联盟，以及我认为他对这位父亲的认同，削弱了他对所有形式的性和身份的建构及其复杂动力的理论主张。

这篇文章体现了一种历史上对女性友谊的全新的批判性关注。这个女孩与她爱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让她的父亲很不满意，这种关系被描述为友情奉献过度的一个例子。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ol Smith Rosenberg，1985）指出，在19世纪晚期，女性的友谊发生了转变，这种友谊以前在社会和道德上得到了很多认可，但现在却成为了问题和病态。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对女性友谊的形式和命运，对女性之间潜在的危险联系，做出了警示。这种关于危险的叙事是一种理论手段，通过它，偏差可以被构建。被赋予权力的科学话语同时点亮了女性的欲望，并将其问题化。

然而，弗洛伊德却将如此冷酷且刻板的观点放在了读者面前。继《性学三论》的激进见解之后，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性和身份认同绝不可能简单地只是某种本质上是固定的、受驱动的形式，相反，性和身份的形成就像语法规则一样。正如乔姆斯基（Chomsky，1965）在语言案例中所证明的那样，任何给定的句子都没有固有的联系或简单的线性连接。他的言语生成论证明，所有人类语言都是根据一套特殊的组合规则创造性地来组合元素的，这些规则允许许多可选的选择和排列。如果我们将这种类比延伸到性的领域中，那么任何人类的性体验和性身份认同都是建立在独特的性句子之上的，其中主体性、行动和客体等要素从来都不是固有的或必然的。弗洛伊德的欲望与性别理论的激进核心，就是将目标与客体分离，允许在身体、自体和行为上的性形式和象征意义得以发挥。

弗洛伊德（1924）提出了一次理论革命，那是在一篇文章中展开的，文章的开头段令人费解地引用了法律，结尾段则引用了性别外科医生和法西斯医学相当可怕的预示：“斯坦纳赫（Steinach）通过手术在某些病例中实现了非凡的转变” (p.171)。

我们可以从弗洛伊德对这位病人的语气和立场的语调变化中发现矛盾之处。福柯主义者将科学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为这篇文章设定了一个不详的开端。一个迄今为止被隐藏的做法——女性同性恋，被法律所忽视，被精神分析所忽略，现在需要被挖掘出来，以此向我们的关注提出“主张”。一开始，病人就被带入了弗洛伊德的视线。其他所有的出口似乎都被封闭了。“似乎是可以完全确定地、几乎无缝隙地追踪到[此案的起源点]”（1924，p.147）。但后来，弗洛伊德把治疗比作坐火车（但弗洛伊德的火车是哪一列并不清楚）。“分析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p.152)。在第一阶段时，分析师进行诠释；而在第二阶段时，“病人自己掌握摆在他面前的材料内容”(p.152)。分析师就像一个无能为力的乘客，手持车票被动地坐着，直到病人-火车司机同意开始旅程。车票和座位提供的只是旅行的“权利 ”和“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但是，也许这里所看到的是“一段前往另一个国度的旅程”，而出发地则是在女性的前俄狄浦斯期。弗洛伊德（1931）在关于女性气质的文章中为这个国家写下了他自己的“旅行指南”，他将女性气质的旅程勾勒为一个充满空白和沉默的地方，一个没有确定性的地方，一个“前-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弗洛伊德最终将这部分留给了女性分析师。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以及在这个短暂治疗的末期，弗洛伊德不得不承认，在他“虚伪的梦境”中，裂痕逐步扩大，复仇和取悦的愿望彼此回响，相互转化，分别在弗洛伊德和那位父亲身上上演。

有一天，我通过一些细微的印象告诉她，我不相信这些梦，我认为它们是虚假的或虚伪的，她想欺骗我，就像她习惯性地欺骗她父亲一样。我是对的：在我说清楚之后，这种梦就停止了 [p.165]。

弗洛伊德在给病人的评语中表示病人希望歪曲和欺骗分析师，这种苛刻态度和说教式告诫令人震惊。然后语气一转，变得更加好奇、开放，与他对这位病人下结论时傲慢专横的语气大相径庭。弗洛伊德推测，我们对自己会爱谁和为何而爱的原因知之甚少。“我们的意识所接收到的关于我们情欲生活的信息似乎特别容易缺失、布满漏洞或易被篡改”(pp. 166– 167)。文章中的这些不确定的部分，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文章的结构和风格上，还体现在理论与具体治疗之间的交替上。我们应该关注弗洛伊德所说的，而不是他所做的。弗洛伊德作为分析师在坚持传统俄狄浦斯情结结构时做出了僵化选择，认为失去父亲的爱而产生的失望是最主要的原因，这致使很多部分被忽视了，这些部分有关于同性恋客体选择和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多方面原因，以及孩子与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中平行动态的微妙之处。

在这篇文章的正文中，弗洛伊德（1924）对身体构造、心理特征和爱的客体选择这三者的独立不受影响的性质表达了明确肯定的态度。其中一个观点是性客体的选择必然是固定不变的，而这一观点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在关于情境同性恋的讨论中，我们考虑到了环境对驱力和抑制的影响。在关于接受治疗的动机的讨论中，患者的年轻程度、易感性、对家庭和客体关系的忠诚度都被认为是影响性取向的因素。事实上，在“选择”这个词中，意识的作用以及选项、决定和思考的多重性都是针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经验而提出的。悖论在于，弗洛伊德也描述了在性客体的选择上存在着顽固的阻力。

弗洛伊德在这里似乎针对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科学传统发表了意见。其一，精神病医学致力于分类法，并将某种结构和性取向僵化地联系起来，弗洛伊德标志了他伟大的革命性立场，即身体与文化的分离。但是，在否定“第三性别”观念的同时，他也反对19世纪的一场政治化论战，这场论战试图为同性恋者开辟一个心理和社会空间（见Weeks，1979，对这些历史发展的分析）。有趣的是，尽管精神分析与这两种传统的对立如此之大，但精神分析却依然镇定自若地与它们针锋相对。

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政治工作通常拒绝把性别作为任何一种发展成就的说法，并认为基于身体结构的性别认同，是为围绕性客体选择和同性恋身份所组织的政治和生活方式提供更安全稳定的基础。这种政治化的立场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即保护同性恋者免受制度性做法的影响，这些制度性做法将一种性别（男性）和一种客体选择（异性恋）视为理所应当且不容置疑的，而同性性取向则成了一种需要被人们更多理解的发展性困境。性别认同和性或许只有在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中才能被“自由”研究， 在这种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中，一切都可能受到质疑，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与生俱来”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勾勒出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这也是他“自由”联想技术方法的核心。这种可以自由质疑的愿望，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也是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最深刻的乌托邦愿景。

精神分析、学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传统思维经常选择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性来进行治疗，这显然是安全的。弗洛伊德不愿“同性恋的问题”，但这篇文章要求我们不要把同性恋看成是一个问题，而是看成一个解决方案或策略，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对家庭动力做出的解决方案，冲突过程中做的客体选择。

文章的最后部分流畅有力。性客体的选择是促成的，而不是既定的。任何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都会有多种的性需求和性目的。只有对个人的历史进行反思性的、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探索，才能对同性恋和异性恋力比多的相对强度有所了解。女性气质与母性依恋有关。俄狄浦斯情结是男孩和女孩成长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必须放弃母亲，尽管每次放弃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但正如弗洛伊德一直坚持的那样，没有什么是可以完全放弃的，只是被置换了而已。

然而，最后一段又是那么的令人好奇。弗洛伊德主张精神分析采用诠释学方法，而不是规定性和预测性的科学主义。然后，他又神秘地谈到了褪去的活跃男性气质和褪去的被动女性气质。最后，他将强大的外科手术和弱小、女性化、被阉割的心理学相对立起来。相对于斯坦纳奇（Steinach）用更多的生殖器外科手术来进行干预，弗洛伊德呈现精神分析的方式则与他呈现女性生殖器的方式如出一辙：“斯坦纳奇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手术实现了显著变化，如果把我们能够影响它的程度也能如此显著的话，那它就不会那么让人惊叹不已了” (p.170)。

更令人好奇的是最后一句话：“一个女人，她觉得自己是男人并以男性的方式去爱，她几乎不会被迫去扮演女人，在这种时候，她必须为这种性别转变付出代价，这种转变在某些时刻是不利的，即通过放弃做母亲的可能性”(p.172)。如果一个女同性恋者放弃她的生殖器官，她将仅仅成为一种性别，但将失去成为母亲的可能性。她将受到双重惩罚，既没有男性气质，又失去女性气质所具有的阳刚之气的可能性——生儿育女。从理论的制高点出发，写作渐渐陷入谜团和败退。这场运动一直在精神分析领域持续进行。拉康（1977）最初试图恢复弗洛伊德复杂而支离破碎的性的概念，但最终却采取了一种置女性于不顾的立场，将她们与大他者的地位混为一谈，并通过对语言与主体性关系的重新整合处理，将社会权力神秘化。夏斯盖-斯米格尔（Chasseguet-Smirgel，1966，1986）批判了阴茎一元论，而是将其置于基于生理的女性和男性的驱力中。

我们不禁要问，在精神分析中，究竟存在两种性别还是一种性别。正如关于一人心理学还是二人心理学的类似争论一样，我们可以质疑精神分析是否致力于单一性别（男性）或双性别体系。性别会不会像任何意义系统一样产生变动？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身体结构的象征意义，那么在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中，我们还能否涵容这些具有深刻个人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经验范畴中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呢？

在弗洛伊德治疗这位病人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洞察力失灵了。他告诉我们，这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有着让人联想到她父亲的躯体和与之身材相呼应的心智：敏锐、强势、坚韧。在理论上，弗洛伊德拒绝了将“生理构造”作为同性恋身份认同和性客体选择的诠释，但这部分却暗暗渗透进了临床实践和反移情的后门。

弗洛伊德在阐述这个案例时，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可能性、复杂的依恋关系和认同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女孩面临着一系列关系问题，而性客体选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女孩与她母亲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她母亲是一个有魅力的年轻女人，她可能会对一个不和她竞争的女儿满意。

贯穿整个病例材料的一个解释是，女孩的主要客体选择——母亲——从未被完全放弃，而是转移到了其他母亲身上，最后移情到了她爱的那个女士身上。通过这种方式，病人持续着“男子气概式的抗议”（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抗议从未获得男性认同的合理性）。

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看看弗洛伊德在男性认同和男性抗议这个立场上的差异。前者被认为是由性欲和欲望产生的；而后者则被认为是攻击性更为糟糕的结果表现。这种立场只是用不同的术语重新描述了价值判断和双重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女孩对父亲的认同会仅仅源于嫉妒和攻击性呢？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1988）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女孩对父亲的认同之爱的合理性来解释，并研究了当这种爱的认同过程受到阻碍时，女人所产生的冲突和压抑。

或者另外的可能性是，女人对客体的选择是为了安慰俄狄浦斯情结失败后的怨恨。在这个案例中，母亲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儿（在女孩五六岁生的，后来在其青春期时再次生了一个），而被抛弃的女儿则完全放弃了男人，并且“自己变成了一个男人”。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被遗弃的女儿因为没有机会找到心仪的对象而放弃了自己的性别认同。从而性别转换后的她以男性的方式去爱。

这种解释让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在这个年轻女孩的案例中提出的规范的男性异性恋选择理论中的矛盾。他阐述了男性化之爱的潜意识动力，包括它的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恋成分。某些男人会选择一个理想化却又堕落的女人作为情人。弗洛伊德将这种选择理解为男性理想化爱情的一个方面，是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一种防御性扭曲。场景如下。一种理想化的纯洁之爱产生在一个堕落的人身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母亲的替身。在男孩的幻想中，母亲留在父亲身边只是为了获得保护和便利；她对父亲的性爱是堕落的、糟糕的，她把自己的纯洁留给了忠实的儿子。男孩爱纯洁的母亲，并且希望把她从异性恋的堕落中拯救出来。

成熟男性在选择客体时也有自恋的成分。男人沉醉于对爱人的快乐和自恋的投注：“对性客体的谦逊和崇高的高估……放弃一切自恋的满足感，宁愿当爱他人的那个人而不是做被爱者” (p.154)。这种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双重标准。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一种顺从和延迟的语言，是一种生活在他者的自恋和快乐中。在女性身上出现类似结构，就会被冠以受虐狂的称号。男性对女性的这种爱，或许是类似女性阴茎妒忌的理论，但却没有阴茎嫉妒理论的那种负面影响。从弗洛伊德的这套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正常异性恋发展过程中的扭曲和防御特征，但这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弗洛伊德对这个病人问题的诠释性解决方案是一种关系性解决方案：性和欲望受客体关系的支配。选择一个女人或重新选择一个女人是在她对父亲渴望的失败和失望之后。在弗洛伊德看来，她似乎已经正性的俄狄浦斯情结跳到负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一个男人，与父亲进行了一场叛逆的斗争（自然是父子之间俄狄浦斯身份认同斗争的一个版本），并爱上了一个母亲的替代品，象征性地，她将把母亲从堕落的异性恋中赢回来。

对于读本案例的当代读者来说，相比较于弗洛伊德所设定的身份认同和客体选择，他们可以运用客体关系理论、主体间对移情和反移情的处理，以及当前对母亲依恋理论的效力来理解，问题在于读者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理解。

我想首先谈谈弗洛伊德病人主要的爱的客体——她的母亲——的命运和状态，她的母亲总是为了男人、为了父亲，为了调情，以及为了男性的关注而抛弃她。最关键的一次抛弃是在她五六岁时，当时她有了一个弟弟，以及在另一个关键的发育阶段（青春期）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些是自恋受损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女孩对分娩造成的心理创伤不以为意。但是，当她开始与一个三岁大的男孩玩耍时，也许她的心理创伤又会重新浮现出来，并伪装成一种试图解决问题的方式。弗洛伊德将这部分与母性和女性身份认同联系起来。但也有可能是对性情温和男孩的认同，是另一个自我，代表着自恋（显然也是俄狄浦斯情结）受挫之前的童年自我。如果她是个小男孩，她就可以保留母亲的专有权。现在还没有新的男婴。此外，如果她保留了“男孩气质”，就能避免发现自己有女性的相关气质，也避免失落与无望。她是变成了一个男人，还是一直都是一个男人，仿佛在她的家庭里，她认为要想得到母亲的爱，就必须是个男孩？作为母亲的儿子，她在寻找一个可以爱慕的客体，并寻求爱一个理想自我，夏斯盖-斯米格尔（Chasseguet-Smirgel，1985)一直将这部分与以下两部分相联系在一起，这两部分是：渴望自恋的治愈，同前俄狄浦斯期的妈妈相融合。

与此同时，许多因素（父亲和文化）阻碍她拥有成年男性的特权地位。也许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与异性恋女性的关系中，总是做一个叛逆的“男孩”，但这样的关系往往是失败的。而爱“水性杨花的女人”这个行为可以有多种功能。它象征性地演绎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以及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可能性和希望，也最终被落败了。自杀未遂预示着徒劳，不仅仅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也是希望成为父亲的孩子从而得到爱的渴望。相反，我们又回到了轨道上，女孩倒在铁轨上，象征着她无处可去，陷入了前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无人之境。她的贞洁源于困惑和双重压抑。这种徒劳的活现也保留了弗洛伊德在自杀未遂中看到的元素，即恨与兴奋的混合。在顺从和好奇的面具背后，停滞和抗拒仍然是基本立场。

然而，自杀未遂事件却需要我们仔细深思。这是她既坦诚又反抗的一个例子。“她为这次严重的自杀尝试付出了代价，她在床上躺了相当长的时间，所幸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康复后，她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得逞了” (p.148)。我们可以注意到，弗洛伊德拒绝承认女孩的绝望和困惑，这令人不寒而栗。劳费尔和劳费尔（Lauffer & Lauffer，1989）在研究青少年崩溃和自杀企图时，认为一些青少年的自杀危机是其在性别、身体自我和性的整合方面出现难以忍受冲突时的表现。

对这个女孩来说，一个令人痛心的困境是，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之间对母亲的矛盾，一个是渴望自己能够独占的母亲，一个是与自己竞争女性地位的母亲。我们无法知道，在这位女性的案例中，她选择男性身份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是败于母亲之手，或是败于父亲之手，还是败于两者。我猜想，我们更多了解的是她对客体选择的创造性解决方法，因为这保留了她性取向的复杂性。

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爱的客体是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是男性和女性客体选择的融合，是同性恋和异性恋力比多的表达。在理想情况下，客体选择代表了一个多性化的世界，并保留了所有先前爱的形式。从现实层面来说，爱的客体必须是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不是女性就是男性，但在无意识和象征意义上，这种客体选择是一种多层次、多性别的创造。当然，这并不是说爱人的性别身份不重要，而是说它既表达了对冲突目的的有力解决，又保留了冲突的所有元素。

在现实身份认同方面，病人选择同性恋客体。但从更微妙的身份认同和无意识意义的角度来看，我将这位病人的爱的客体关系解读为一种异性客体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一个虚构的“男孩”选择了一位母亲，将其理想化并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把她从父亲那里拯救出来。尽管弗洛伊德解读了女孩对父亲的失望，但移情与反移情的僵局表明，这场俄狄浦斯情结的竞争还没有结束。母亲的身体和情感仍然是有争议的部分。

病人的“俄罗斯式策略”，让分析师“断绝关系”

就像埃舍尔（Escher）的雕刻作品一样，在这段治疗旅程中，谁开车、谁买火车票、谁坐着等车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在病例中，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对她父亲进行报复的情感因素使她能够保持冷静的矜……我一觉察到女孩对父亲的这种态度，我就停止了治疗(p.164)。”弗洛伊德声称看穿了虚假的自我分析和诡计，这是她对父亲的策略的重复。他看清了嫉妒和失败才是她真正的计划，拒绝了装模做样，于是停止了工作。

现在客体关系理论中有一种思想传统，特别是利特尔（Little，1981）和博拉斯（Bollas，1987)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反移情是对病人过去客体的一种诱发式的体验。也许我们可能会问，案例中的这个18岁聪明的女孩是如何做到这样的模式的，她是如何操纵弗洛伊德来扮演她父亲的角色的，如何让其变成一个拒绝和被拒绝的家长的，以及如何通过让弗洛伊德将其转介给女性分析师来承认他自己的失败的。

在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对梦的报告的回应是进行移情诠释，而不是梦的诠释。通过向父亲展示“虚伪”的梦来欺骗他，她报告关于婚姻和与异性幸福的梦，这些被赋予了移情的意义。尽管他在《梦的解释》（1900）的脚注部分使用了“虚伪”一词，但他只是简单地呈现了任何梦的双重面向，即外显的和内隐的，并指出梦在表达的同时也在伪装。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过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与弗里斯（Fliess）的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弗洛伊德，1900，p. 52）。这种隐秘的联系可以与文章前面的诗意段落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在这些诗意段落中唤起了“不知道为什么爱，也不知道爱谁”的神秘感。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复杂的爱与竞争的场景中，弗洛伊德、弗里斯和陶斯克（Tausk）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起来的对立。

在治疗过程中，沉默和被否认的反移情是父子竞争的象征。弗洛伊德展现了父亲与女儿之间的斗争，女儿其实内心是男孩，他始终将病人视为男性领域的可笑对手，以及是一个拒绝放弃男性竞争立场、不愿接受并内化分析师解释的女孩。我想说的是，她是否想要这些解释（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些解释象征着父亲的孩子）并不清楚，她希望成为母亲的男孩，因此陷入了与父亲和弗洛伊德的艰难竞争的境地。

在文章中，弗洛伊德把病人的一句话“多么有趣”解释为一种理智化防御。确实如此，不过也是男性化部分。就如我们是两位同事，坐在这里讨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病人，而这个病人恰好是我。这是多么的有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个病人的做法是一种俄罗斯式策略：一种根深蒂固的、防御性的阻抗，任何渗透都必将失败。弗洛伊德有些恼火，他留意到女孩对分析工作没什么兴趣。当然，他留意到了阻抗。但也许她之所以如此平淡，可能是因为他明显偏离了方向。弗洛伊德接着表示，就好像他在治疗一个因为被父亲背叛而要复仇的年轻女孩。人们会想到温尼科特（1971），他觉察到了一种性别被掩盖在另一种性别的背后。温尼科特勇敢地结识了他男性病人内心的“女孩”，结果治疗的效果令人眼前一亮且为之动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联想到弗洛伊德（1905b）对朵拉的工作。这两个案例都是年轻女性的反抗和对立，都是以羞耻和失败为赌注的治疗斗争。朵拉用脚来投票，并向弗洛伊德发出通知，仿佛他是一个仆人。而这位病人是“聪明漂亮的18岁女孩”，她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漂亮又有教养……是个活泼的女孩，总喜欢嬉戏打闹……”（1924，p.169），她被送走了。在弗洛伊德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俄狄浦斯的阉割焦虑已经发作：“我切断了它”。这个女孩一定不敢栖息于男性的空间，因为这意味着对阴茎的渴望。他建议将她送到一位女性分析师那里。这就是失败/胜利的复杂性，因为也许他把狐狸送进了鸡窝。

在此次临床治疗中，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首先，女孩的梦被认定为“虚伪”的从而遭到了否认。其次，是分析结束时批评的语气。这两个时刻都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这个严厉的守门人，拒绝了这个虚构的男孩的竞争，拒绝了这个似乎声称自己有男子气概的女人。这种拒绝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的男性化认同问题。在何时、为谁、与谁一起时可以允许男性化认同？在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对她的男性化认同，她的恋父情结，故意不做分析。在关于女性气质的文章中，女性被屈辱性地要求要承认嫉妒阴茎，并且要放弃寻求阴茎的目标，而女性分析学家作为一类群体获得了这类要求的豁免 (弗洛伊德，1931)。

弗洛伊德首次出版他这篇论文的时间是1920年。根据琼斯（Jones，1957）对这一时期的传记处理和罗赞（Roazen，1969）关于弗洛伊德年轻同事维克托·陶斯克（Victor Tausk）的书，我提出了这些传记事件与本案主题之间的联系。陶斯克（Tausk）于1919年7月自杀。弗洛伊德对陶斯克和他的死亡态度十分复杂，他将陶斯克的自杀诠释为“父亲灵魂”的缺失，这个诠释相当冷漠。他在给他们共同的朋友卢·萨洛姆斯罗夫人（Frau Lou Salomé）的坦白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但同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写了一篇恭敬的讣告，正如罗赞（1969）所言，这是弗洛伊德写的最长的讣告。根据琼斯（Jones，1957）的记录，弗洛伊德是在1919年秋天写下这篇关于同性恋案例文章的，是在陶斯克自杀后不久，与讣告的撰写处于同一时期。在讣告中，陶斯克被描述为“充满激情的”、“敏锐的”和“才华横溢的”，这几个词曾也被用来形容弗洛伊德年轻时一个自杀的病人。

围绕陶斯克之死的事件与案件写作之间的这些联系是唤起性的，而非因果性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将这位年轻女性治疗的结束解释为阉割和补偿。它重现了父亲对反抗的儿子的惩罚，这是弗洛伊德对陶斯克治疗方式的一种愧疚的重复。弗洛伊德早些时候拒绝为陶斯克进行精神分析，而是让他与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一起进行分析工作，这是一个羞辱的做法，她是一位经验和声誉都比陶斯克低得多的精神分析师。然后，当多伊奇被这一分析任务压得喘不过来气，发现自己在与弗洛伊德的谈话中谈到了与陶斯克的工作时，弗洛伊德迫使她做出选择：多伊奇可以放弃与陶斯克的合作，也可以放弃与弗洛伊德的分析。她放弃了陶斯克，几个月后陶斯克自杀身亡。陶斯克与弗洛伊德案例中讨论的年轻病人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陶斯克惨死，他开枪击中自己的头部，同时上吊自杀。罗赞将这次自杀解释为双重死亡，既反映了弗洛伊德的离去，也反映了爱情关系的失败。陶斯克已经做好了双重丧失的准备，就像那个年轻的女病人此刻正站在铁轨上，她受到父亲愤怒的抛弃威胁，同时也失去了对那个“风月女子”的爱。这个案例的解决方法承认了母性分析师身上潜在的治愈力量，因为弗洛伊德建议把这个错误的“男孩”交给一位女性分析师。我认为这次转介是对陶斯克的象征性补偿，或许也是对多伊奇的补偿。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弗洛伊德在宣布这一案例的解决方案时，他所使用的语言存在着危险性，母性和父性分析师成为了一个新的被重新定义的范畴类别。如果我们可以把“女分析师”一词想象成一系列分析对策或策略的临时称谓，那会怎样呢？这一建构将为“女性”分析师（当然，这也可以是任何分析师的一个方面）提供一个理论空间，使其无需三角化便能够听到竞争、男子气概、好胜心和雄心。精神分析师的母性身份认同通常在分离或前俄狄浦斯功能的问题中被调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俄狄浦斯的母亲将不再作为客体，而是成为主体，她不愿和一个试图在成人的精神领域中坚持自我的孩子进行同性战争。

我来总结对该案例的解读，这种理解方式是将性别认同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变的、流畅的体验，这样的观点是具有优势的。这种观点与法斯特（Fast，1984）等人关于核心性别认同的研究相矛盾，但它并不排除科茨（Coates）（出版中）所写的那种经历，即小男孩特别反感自己的性别。事实上，科茨对男孩性别认同障碍的解释——性别的混乱与分离经验和自我结构的混乱相吻合。这支持了上面的这种观点，即性别可以变得意义重大，可以为重要的心理工作服务。

我所建议的立场是，性别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简单的有界限的和易变的。相反，在任何一个人的经历中，性别都可能占据两个位置。在某些情况下，性别与我们性格中的一些部分一样真实，都可能是真切和具体的。在其他时候，性别似乎是易变，不牢固的。此外，可能存在多重性别或多重具身自我。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性别体验可能会让他们感觉是整合的、自我同步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性别的矛盾和性别的选择似乎是危险和可怕的，因此他们将其视为自我的分裂、分离的部分客体。任何关于性、性客体选择或性别的观点，如果把这些现象作为生物学范畴或“真实”的基础，都忽略了弗洛伊德对我们理解人格的全新干预的核心。生物决定论将性别和性行为等体验排除在它们本身的意义系统之外。这些体验必须被理解为象征化的部分，才有意义。因此，性别以及与爱的客体的关系只能通过解释行为来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潜意识和意识的阐述将被带入了语言的领域。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所依赖的反思性叙事，我们才能知道“男性”、“女性”、“男孩”、“女孩”、“相同”、“不同”的复杂含义。

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想开始将这一观点转化到临床工作上，并拒绝任何一元的、单因素决定的、单一动态的同性恋或性别理论。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也不是认为每个人都包含一切，所有的选择都同样合理或同样具有公平性。任何基于性别或性身份认同或性选择都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且这些将成为性别内在体验的一部分。

根据弗洛伊德的工作，在考虑两个当代临床例子时，我将保留通常的性别认同作为一个比较点。正如拉康（1977）所指出的，我认为作为男人或女人的有意识体验的整体是一种必要的虚构。因此，我将写下我与两位女性的工作，她们将爱的客体作为认同点和欲望点。这些爱的象征意义削弱了他们客体选择的表面意义。我还选择强调女性的男性化或父亲认同问题，以及意识和潜意识性别含义的复杂性。这两位女人都关注男性气概的意义和象征，将其作为自我功能和自我结构的内在部分。随着性别认同和性客体选择变得越来越复杂，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的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它们作为性别认同和自我的一个方面，在患者的内心世界中出现、发展和改变。每个女人都以独特的方式与自己性别认同的复杂性做斗争，并且她的身体反映她性别身份的方式，同时也破坏了她的性别身份。

这段话是我的病人汉娜（Hannah）说的，她每天在健身房锻炼，戒烟减重，不断自律，这是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对汉娜来说，肉体本身就象征着束缚，象征着需求和欲望的纠缠。她是一位美丽精致的年轻女子，一位有抱负的演员，总是打扮得十分娇美可人，似乎是当代可爱的都市丽人的典型代表。她母亲挖苦般无奈地表示，在这个小镇上，汉娜的追求者总是络绎不绝，但她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乍一看，汉娜的男性身份并不明显。

事实上，考虑到她与她父亲和继父的关系，她并没有经历过一个简明的理想化阶段，也没有一段明确清晰的与一个令人钦佩的、能给予她帮助的男性家长的关系。她自己的父亲在家庭中被定位为卑微的外人。她的继父是一个有权势，有魅力的人物，但从来没有让汉娜进入他绚烂的艺术圈世界。

对汉娜来说，每一个具有攻击性、主动性和灵活性的生活领域都是非常困难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感到沮丧，她感到痛苦和愤怒；她知道她必须阻止自己获得她所渴望的成功和满足，她对此感到愤怒；她似乎无法阻止自己的思想开始自我攻击，破坏一切富足和可能性的感觉，她对此也感到愤怒。禁止自己涉及生活的各种领域，既有基本的领域，也有细微的领域。如获得性快感的能力、学习开车并取得驾照、打网球、在大学里完成智力测验项目、被雇主雇用，这些经历和事件都需要接受自己的力量和愿望，但这些都被强力禁止，只有勉强才能获得权利和机会。

她的父亲极具诱惑性和侵犯性，作为如此父亲的女儿，她早年经历了许多困扰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离婚了），在那些岁月里，她听从父亲，被父亲以一种复杂的身份绑定，以对抗母系家庭和社会。这位父亲把他的女儿关在一群外人和怪人的圈子里。后来，在她青春期，他把她当作完美的女性客体。在各种公共场合下她都会被告知，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她，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她，这是一种诱发自我展示的启蒙。言下之意是，她，这个被觊觎的人，是爸爸的。然而，这种理解已经让位于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因为汉娜一直感觉到她父亲在吸引年轻男人方面更有兴趣。她最喜欢的独白之一是来自《夏日痴魂》（Suddenly Last Summer）中的一幕，一位美丽的少女发现自己成了男同性恋伴侣对年轻男子感兴趣的诱饵。这一幕以各种形式在幻想中重现，成为一种令人丧失能力的神话。汉娜父亲的女性身份认同和同性恋欲望扰乱了她展示自己和获得权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她不仅必须处理自己对华丽展示和暴露癖的幻想，面对被观看和被欣赏的喜悦，她还必须与父亲暴露癖和同性恋欲望的复杂投射作斗争，这些投射污染了她的幻想生活。

《夏日痴魂》（Suddenly Last Summer）的潜台词之一是，男人被他的欲望客体所吞噬了。欲望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形中，她与她父亲合谋的愧疚兴奋之情也是强有力且有问题的。从多个角度来看，欲望和对想要清楚看到自己欲望的渴望都受到了污染。汉娜的心理解决方案之一是遵循受虐幻想的路线，她变得极度兴奋和失控，被他人渴望，然后再被攻击。这些冲突行为的结果是避免成功或避免得到允许。

在另一个方面，对母亲的认同和依恋也成了问题。在婚姻中，母亲主宰一切，父亲被打败并被阉割。因此，她的母亲在工作中，以及在与汉娜父亲的互动中，都体现出了男性般的地位和霸权。她母亲对生活的理解是，她将效能、野心和权力与她从男人那里获得的解放联系在了一起。汉娜青春期的任务之一是开始整合和处理她母亲的女同性恋身份对她自己的意义，以及这部分与她母亲极大的幸福和权力的联系。

这个令人困惑的家庭动力还有另一个特征——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对汉娜来说，这种关系在她的母亲和外婆之间是分裂的。她对幼年母亲的回忆是令人恐惧的。汉娜的母亲是个愤怒、不快乐的女人，对孩子的任何需要都怒不可遏，对孩子的软弱或依赖都嗤之以鼻。直到汉娜的弟弟出生，在汉娜六岁时，她母亲才发现自己有能力养育和爱护一个孩子。这种自恋的伤害让汉娜难以承受。它仍然被羞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所笼罩。她的外婆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有点无能，是个令人欣慰但又疏远的存在。作为一个内在客体，这位外婆不是那位凶残母亲的对手，母亲是如此嘲笑汉娜的需要或脆弱，如此蔑视汉娜为竞争而做的努力。

男子气概在哪里？首先，体现在汉娜与她身体的关系中，她的身体被体验和维持为一个阴茎胜利的地方。她举重、健身、监管食欲、合理饮食（甚至有些强迫），并在自己的身体中融合了男性和女性的想法。借鉴伯特伦·卢因（Bertram Lewin，1933）关于身体具身化为阳具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健身房里的汉娜是纯粹的阳具，纯粹的客体；她体现了男性的欲望，却又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因此她通常很难以任何个人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

其次是她与男人的关系。她总是有男友且不会有太长的空窗期，而且总是选择英俊、主动进取的男人。从这些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既建立在认同过程之上，也建立在欲望过程之上。她想和这些男人在一起，并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她喜欢的是男性领域的生活方式，她常流连于俱乐部，在深夜玩扑克牌。她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能够胜过每任男友和他的一帮男性朋友，说得比他们好听，喝得比他们多，玩得比他们好。她与男人的关系是客体选择与身份认同的混合。在这些异性恋的客体关系中，她发现这些关系令人着迷、令人兴奋，她也在努力实现男性身份的认同。在米克尔-博奇-雅各布森（Mikkel Borch-Jacobsen）的《弗洛伊德的主体》(The Freudian Subject，1988)中发现了对这一过程最新的，引人入胜的分析。借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指出一些愿望或欲望被置换或转移了，方式是成为拥有这些欲望客体的人：如果我自己不能拥有某样东西，那我就去成为或模仿拥有这样东西的人。于是，汉娜在希望成为像这些超级阳刚的男人一样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悖论和矛盾，那就是他们这些男人自己对女性有着非常传统的女性化态度。

最后，她在分析中展现了自己对男性认同的想法和想象。我被体验为她那友善但无能的外婆——冷漠、缺乏专业、在治疗方面无能。任何觉察和洞见都需要她自己去提出，她彬彬有礼、尽职尽责地进行分析，但对她自己的改变或我治疗的疗效不抱希望。她监测并维护着所有的控制系统。她无法感知到或体验到对我的任何需求。她可能需要某种抽象意义上的分析，但她总是将和我的会面安排在探望外婆和其他繁重任务之后。在她的分析中如果感到需要，那就意味着要屈服于一些可怕的可能性，用她自嘲的话来说，就是可能成为“贝蒂（a betty）”，显然她用这个暗语来指代依赖性强的弱女子。这也是她母亲对其女朋友们的称呼。每当一节分析结束时，她都会郁郁寡欢，又不知所措。她会因头疼和胃痛取消分析，但如果我对她的缺席提出质疑和邀请，她就会对我所谓建议的陈词滥调发怒，并且她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但她还是不得不来接受分析，对此深感折磨，并大发雷霆。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可怕的、贬低的想法，即如果她需要分析师，那么她就是无可救药的女性，而我将成为一个胜利的、轻蔑的、男性化的形象，从而她必须屈从于我。

在一节分析开始时，BK的开场白是“好消息是我去看了牙医，并没有蛀牙。坏消息是我去看了妇科医生”。BK讲述的这段不仅仅是病史。好消息是，她可能是个男孩，我的男孩，牙齿里没有洞，身体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内脏器官/疾病。坏消息是，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她是一个长期与妇科和妇科护理有关的女孩。这部分分析师也许可以投出至关重要的一票。

我选择这个“同性恋”病人，是为了挑战“同性恋”作为一个单一、简单粗暴、跨历史范畴的概念。艾森布德（Eisenbud，1982）关于女同性恋身份认同的论文是这项工作的重要指南。BK有她自己讽刺的语言标识，幽默的评论，她拥抱并改变了传统女同性恋身份的描述。她用“T/女同性恋中的男性身份（little butch）”来形容自己，在以女性主义和城市文化为标志的社会和个人空间中，她以这一身份生活着。弗洛伊德的病人在男性身份认同的冲突中挣扎，同时又体面地生活在习俗和资产阶级文化中。BK通过她的身体象征性地体验和表达了一种更坦率直白的男性身份，但又是基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立场。

对BK而言，男性身份既有效，也无效。在她所居住的城市世界里，既有亚文化，也有社区，她构建了一个个人、社会和职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男孩风格、女性主义立场和工人阶级身份共存。她的自我结构混合而重组。她剪着平头，总是穿着长裤、短裤或工作服，身上有纹身，她塑造了一种身体自我以及一种自我形象，通过模糊性别界限来表达她的身份认同。此外，她还找到了一种方式在这个社交世界里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方式和姿态并不起眼。她根据自己对性别的特殊理解来定制自己的名字，放弃了一个相当女性化的名字，先是取了个中性的昵称，后来又取了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在工作中，社会允许，她也允许自己选择工人阶级的技术行业，过着与父亲相似的职业生活。但她无法完全允许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茁壮成长和取得成功。她让自己受挫，且怀疑自己能否承担起工匠这一头衔的“责任”。她自我防御性地停留在“助理”的水平上，在有同等机会公平的项目选拔中，她时不时地故意搞砸考试，由此不得不败给其他的实习生。在她的梦想生活中，到处都是同事们开车的画面，而她却被困在停车场里，或者永远无法坐上驾驶座。任何事情都不能破坏理想化父亲的统治。对男性报复竞争的恐惧在她的自我抑制中起作用吗？也许是的。但忠诚和爱情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最近，她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她不能既在工作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又同时以同性恋的身份过着生活。这种想法虽然在社会层面上看似合理，因为考虑到文化上对同性恋的恐惧，但这与她工作中的一些现实情况是相悖的。一位同性恋女性，且与BK的年龄相仿，她拥有着一份高级管理职位。现实情况中成功的可能性似乎让人们对这种成功的心理禁忌更加强烈了。BK告诉我，她无法了解内心的这个女人，也避免与她有任何接触。事实上，她向我保证，工作和成功这整个问题是无法探寻的，是不可知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她带来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斩首。

BK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商店，父亲是令人崇拜和理想化的。在她汇报的材料信息中，父亲温暖、风趣、高大、且有很多毛发（她有很多关于大猩猩的梦，这些梦既可怕又有趣）。他有责任心、工作勤劳。奇怪的是，他是女儿记忆中唯一一个抚慰和照料她的家人。他的熟食店是食物和饭菜的来源。有一段令人回味的记忆是，这位父亲坐在厨房里，在煮鸡蛋的炉子旁打瞌睡。这个负责任、温顺的、高大的父亲形象是温暖和身份认同的来源。这段记忆中也有悲情的部分。父亲的疲惫表明了他在照顾妻子（BK的母亲）时所经受的磨难，BK的母亲因多发性硬化症而逐渐衰弱，最终成为一个残疾人，这种磨难似乎导致了父亲的早逝。

相比之下，她的母亲先是缺席，而后又有可怕的控制欲，后来又病倒了，衰弱得令人害怕。BK两岁时，妹妹出生了，同时她的母亲也开始缓慢而无情地走向衰弱。由于母亲一心只想着新生儿和自己莫测且可怕的疾病，BK经历了双重丧失。与此相关的是，BK在进入所有关系时都深信自己不可能有趣，对方会感到厌倦并渐渐疏远自己，而且情敌随时可能会出现并将她踢出关系之外。在治疗初期的一个梦中，她在一家咖啡馆，一个女服务员想让她用勺子把可卡因舀到她的卜卜米饼（Rice Krispies）上。她发现前女友在买咖啡和面包卷。BK报告说，当她试图看清前女友手中的袋子是否“大到足以装下两个人的食物”时，她感到了恐慌。她的内心充满了嫉妒。

BK用激进且强有力的方式来调节紧张情绪，并压抑分离焦虑和抑郁丧失，以前用性兴奋，后来使用药物。不断的手淫、终生吮吸拇指的习惯，以及童年时疯狂激烈的体育运动和与男孩的性游戏，这些都与她在学校和家庭的限制和焦虑形成了鲜明对比。BK是一个可以尽情玩耍的孩子，但在学校却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在外面，她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和自信。在家里，她感到羞愧、沉默、无聊和乏味。在野外玩耍时，她还记得自己拉下男孩的裤子“看一看”。青春期时，这种对身份认同的疯狂追寻和自我安抚的部分在与一个男孩的激烈的性与情感关系中显现出来。在与母亲的这段关系中，她经历了一种绝望的感觉，一种强迫性和成瘾性的关系，后来这种感觉也出现在她服用毒品时。这种体验的影响和力量混合在她欲望和身份认同之中。此时的BK似乎最想以男孩的身份在同性空间中栖息和享乐，摆脱母性的注视和控制，寻找快乐和自由。我把她对一个年轻的青春期男孩的爱称为“同性恋”，因为这是一种选择，至少在无意识的幻想中，是一种对同性的体验。

这一时期恰逢母亲病情加重。在一个梦中，梦中的地点是她童年时的街道和后巷，她试图骑着自行车逃跑，这时她的母亲向她走来。但是，BK穿着病号服，且病号服上沾满了粪便。她受尽屈辱，背负着母亲的羞耻，处于崩溃和害怕失去控制的恐惧之中。BK由这个梦产生了联想，她泪流满面地回忆起在儿时和青春期时照顾母亲的辛劳。母亲无法控制自己的膀胱；她做了一个插管的手术，而父亲和女儿则承担起照顾母亲大小便失禁的职责。这段记忆让我们理解了一系列梦境的意义，在这些梦境中，皮肤的皮瓣、脚上的疮和插着导管的生殖器现在可以被理解为，她绝望地想要摒弃一种看似病态和受损的女性气质，以及肮脏和可耻的女性生殖器。

在这样一个记忆中，母亲的羞耻和受伤背后，是抑郁和抑制，是一个沉默的母亲，而这个母亲也同时被孩子渴望着。对这位母亲的唤起部分地影响了她成年后对恋人的选择。浪漫行为的活现总是围绕着唤醒女性的生命而精心展开的。对BK而言，正如她所说，自己的快乐“充其量是第二位的”。从BK象征性地扮演“男孩/假小子”追求母亲的角色来看，她的关系主要是异性恋关系。从象征意义上讲，她与她的恋爱对象并不完全是同一性别的。

这位病人在选择客体方面的发展非常有趣。当她开始愿意去享受快乐，而不仅仅是给予快乐时。这种意愿似乎出自于她需要一种更舒适的体验，一种类似于“成为”婴儿般的体验，这是一种被动的感觉，既让人害怕也让人着迷。她惊奇地发现，她和另一个人的快乐可能来自于一种“融合”或是“在对方里面”的行为。

在这些更丰富的关系中，她将情绪兴奋与人际关系结合在一起，尽管在关键时刻有可能重现、模仿或远超一些幻想中的原始场景，在这些时候BK回到了一种阴茎游戏的模式，一种惯性的模式。用她的话说，带她的情人去共度周末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爸爸”。BK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的父母会把孩子们赶走，这样他们就可以做爱了，在做爱之前一切都很顺利。正在这时，出乎意料的，BK打开了卧室门，出去打垒球了。

BK有一种特质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对于一个性史如此丰富且复杂的人来说，“潜伏”一词并不完全适用。然而，从风格上看，BK就像一个潜伏期的男孩。她的公寓里堆满了玩具、游戏和物件。她制作火箭，参加手工课，为朋友做手工。这样一来，她就成了一个男孩，无法融入成年的男子气概，而这种抑制在她的作品中对她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说很自然。他们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她说的是她的同事，如果我们在这里听到阴茎嫉妒，我们可以想到玛丽·托罗克(Marie Torok, 1966)对这种结构的描述，这是一种防御举动，抗拒和反对我们所拥有的生活、身体和发展。“在阴茎嫉妒中，某种欲望被投射到大他者身上，这部分对大他者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自身而言是根本不可获得的” (p. 140)。

尽管弗洛伊德对他病人的研究存在缺陷和矛盾，但他关于性和性别的观点仍然有着惊人的丰富内涵。现在，人的性别和客体选择的复杂性结构，与女性主义、当代解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分析都不谋而合。这些观点认为，性别是一种多重形象和多重因素决定的模式，欲望具有流动性和片段性，文化在塑造和构建身份认同与欲望方面存在影响力和潜力。

维持一种悖论的性别模式可能会有所帮助，在这种模式中，性别是一种严肃的、完整的、有意识的自我体验，通常是一个人存在的“核心”，同时，它可以在我们的注视下消解或变化。安·斯尼托（Ann Snitow，1989）最近主张采用这种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种性别类别内部和其周遭目前无法解决的冲突。

我们可以尝试坚持一种悖论。持续存在的是，性别和性是流动的、不稳定的且易变的。那些破坏性的、复杂的、多重决定性的发展可以被持续应对，这些发展影响着成人的身份认同与爱。针对客体选择和身份认同，放弃对正常与异常的二分法承诺，意味着其他标准可以被慎重地考虑。

法国精神分析学派提出了一种关于倒错的定义，即一种拒绝差异的行为。然而，夏斯盖-斯米格尔（Chasseguet-Smirgel）和其他使用这一框架的人经常将“差异”作为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术语。但“生物性”并不能用来确保差异。温尼科特（1971）对正常与异常的标准趣味性地给出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思路，这个思路与麦克杜格尔（McDougall）不谋而合，麦克杜格（1980）认为所谓异常是一种僵化的程序化和迷信客体关系的体现，这是在拒绝性别和身份认同方面的流动性和游戏性。

然而，即使对性别结构和性客体选择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政治、文化和权力的问题仍然存在。弗洛伊德关于性目标和性客体关系的建构理论，以及关于任何儿童在身体方面产生的自由联想和象征意义，听起来非常理想化。我们的社会将某些行为标记为正常健康的，将某些行为标记为异常病态的，而这些标记与划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具有强有力的意义。女性主义和同性恋解放的文本重新评价了同性恋行为的所谓堕落地位，并拒绝父权文化霸权。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论，它既能在意识和无意识经验中承认分类带来的社会力量，例如性别和性行为的分类，又能理解这种分类将在某些时刻失去清晰的差异与划分并变得更加灵活。本杰明（Benjamin，1988年）的开创性工作带来了这样的希望。

汉娜和BK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她们对自身社会权力缺失而感到的愤怒和内心冲突。但是，尽管她们都是作为与阳具位置苦苦抗争的女性，这部分将她们归类并联系起来，但她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巨大且深刻的。BK生活在一个由女性和同性恋者组成的群体中。她的情人都是女性，尽管她总是嘲讽地担心，并非所有女同性恋都喜欢听她谈论“磁盘和进入人身体内”的话题。汉娜在异性恋世界里不停地竞争和生活着，她讨厌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同时在着装、外貌和风格上又完全符合女性化的传统。她哀叹道：“作为一个女孩，唯一的好处就是衣服”。

在我修改这篇论文的一个星期里，汉娜和BK都带来了关于舞蹈的故事，这是精神分析教导我们要好奇的巧合之一。BK谈到了在同志自豪日的舞会上,她脱了衬衫跳舞，并感到十分愉悦，她将这种乐趣与穿着T恤看着自己的身体时感到的羞耻进行了对比。衣服遮住自己身体时，她觉得自己是女性，看到的是一层一层的肉。而不穿衣服时，她感到充实、愉悦和安全。汉娜曾参加过一次慈善活动，参加者大多是男同性恋。她还谈到了自由跳舞的乐趣。为什么汉娜会在一群男同性恋中获得这种自由呢？她绘声绘色地说：“没人盯着你的乳房看。” 我的分析是，在那个时刻，她从纯粹的客体位置中解放出来了，可以拥有自己的主体性。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她按照对女性刻板印象和理想化中美的样子来精心塑造自己的身体。汉娜完美且纤细的女性身体具象化了阴茎的力量，但却是作为客体的方式。与其说它是有意识而为之，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男性权力的表现。这种冲突，活现在身体层面，是在身体层面对男性身份认同的失败，而男性身份认同可以注入到她的主体性中。在这两位女性的经历中，男性的生活和发展潜力被高度理想化了。男性似乎等同于自由本身。托罗克（Torok，1966）对“阴茎嫉妒”的分析指出，女性的这种防御姿态是将男性理想化，将欲望和发展潜力理想化，并将其作为自体的一部分，这样太危险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一个主体，在象征秩序中竞争，所付出的心理代价或精神成本，无论是在无意识的幻想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这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心理空间，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来涵盖男性和女性性格中反叛的复杂性，以及它解放出来的潜力和痛苦代价。我们需要一种性别理论，既能容纳具体的类别，也能容纳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灵活出现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在关于女性同性恋的文章中提出的全新的性模式，可以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资源和基础背书。

自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以后的这些年里，有关性别和性的新兴理论引人注目。我在重温时，对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2）的理论创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受益于理论和临床精神分析的诸多发展。在我文章中的临床材料中，我试图讨论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尤其是本杰明（Benjamin，1995，1996）和乔多罗（Chodorow，1992）。

首先，性别作为一个整体的、本质的、预先设定的类别，如今已被彻底解构，并以更复杂的方式重新表述，以至于只剩下了昔日的躯壳。我可以开始考虑外在的性别或性身份认同与幻想中性别内在体验之间的区别。借鉴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工作和新兴的同性恋理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性别体验在身份认同和性方面的灵活流动性似乎更加复杂和多面化。菲利普·布隆伯格（Phillip Bromberg，1994，1996）也对主体内部/人际间情景进行了深刻而微妙的解读，将其视为多重且不断变化自体状态的空间。

语言和许多表达方式都不足以表达“存在”或“爱”的体验，这一点令人震惊。二元性别体系和二元语言体系的二分原则既会歪曲又很复杂。现在，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性别发展问题必须涉及在时间和个体内部中所产生的差异和多重功能变化。弗洛伊德的文章以及我们研究性别问题的大部分批判性历史都紧紧围绕着“女性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但如今的当代问题远不止于此：性别有什么作用？性别意味着什么？性别与生活和爱的辩证关系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别一词现在必须加引号。这种做法表明性别术语是有问题的，且早在1929年，里维埃（Riviere）发表了一篇关于“作为伪装的女性气质”的论文时，这种加引号的做法就出现了。它在同性恋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是一种经常与精神分析产生紧张关系的理论发展（巴特勒（Butler, 1993）；狄恩（Dean, 1993））。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份的具体化形式是政治或修辞策略，而不是本质。

其次，我的文章旨在研究身份认同与欲望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乔多罗（Chodorow，1992）在她关于异性恋是一种成就还是一种妥协的开创性论文中指出，精神分析中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假设，即对同性父母的认同和理想化会激发对异性的欲望。

    这种说法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们无法理解这种身份认同选择转变的动机。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没有告诉我们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种自我选择，它可能会告诉成长中的儿童他或她应该爱谁，以便像他认同的客体一样）与情欲化之间的关系。[p.287]。

本杰明也一直在描述身份认同之爱与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她关注我们应该保留还是放弃身份认同和爱之间的矛盾，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多种形式的爱与存在模式。

在弗洛伊德的案例集中，对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忽略十分明显，这引发了精神分析界关于性别和性的巨大理论之争。在莱塞和多梅尼西（Lesser & Domenici，1995）、奥康纳和瑞恩（O'Connor & Ryan，1994）、施瓦兹（Schwartz，1998） 以及麦基和米勒（Magee & Miller，1998) 等一些当代著作中，同性恋，尤其是女同性恋的经历被写入了论述中。在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出版物中，把各种身份从边缘地带移出，或者说边缘地带被宣称拥有自己的特权。弗洛伊德案例中的女性同性恋者即将有自己的书，这是一本经过编辑的论文集，本文也将在其中重印（莱塞和舍恩布伦（Lesser & Schoenbrun），出版中）。

这种重读和撰写后记是一次自我反思的机会。在许多现代和后现代思想中，一个普遍存在而又引人入胜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作家的地位。我写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我写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海盗的行为，我行驶着我的船下海，并且在各种冲突和权力斗争领域中展开冒险。当然，如果没有伟大的女性主义舰队，这样的私营小船是难以想象的。但在此后的岁月里，作者对文本的主体性和反移情作用，以及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流动性和互换性，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文化观念。我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每一个文本，无论多么形而上，总是会产生一些缺口，这些缺口宣布了形而上循环的破裂：在这些点上，文本过程颠覆了它的“作者”想说的话……发音的过程总是颠覆话语”（齐泽克（Zizek），p154-155）。这位作者会在哪里发现哈里斯的一些纰漏，即“文本的隐喻性消散了”？

鉴于我对弗洛伊德天衣无缝的论证方式的批评，我对自己写作的严密性感到震惊。一种僵化的“阳具”文化，一种试图成为男孩的尝试。这也是作者的“俄罗斯式策略”。无论是在这个案例本身，还是在我自己的临床材料中，我都看到了我是如何被男性和女性的伪装细节所吸引，我很欣赏其中强大的自传元素和身份认同。从病人汉娜身上，我发现了我对里维埃和女性化表演的兴趣。我还认识到，作为一种职业，我沉浸于精神分析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现了我对女性气质及其装饰性元素的一种特殊追求。

现在我明白了，这篇文章是我对具有男性特征的女性相关理论感兴趣的一个开端，也是我对女性阳刚之气的命运和意义感兴趣的开始。然而，原文和我的评述都将精神分析中关于性的理论彻底归入了性别分析之中，本杰明（1996）指出了许多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这一做法。虽然假小子的形象既反映了性别的刻板印象，也是性别中特例，但其性的定位更加的模糊。想想文章中的“男孩”，或是那个以“T/女同性恋中的男性身份（little butch）”自居的女孩，或者在我的临床例子中具有男性身份认同的女孩：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这些身份形式是由客体还是主体方式获得的？西尔弗曼（Silverman，1988）在一篇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文章中称他是一位“可以说将同性恋包含在异性恋中，将异性恋包含在同性恋中”的作家（p.173）。现在，在我看来，对女性的同性恋和男性身份认同的探索将刺激假小子女孩双重性的觉醒，并通过性生活和多重认同来提出双性恋幻想问题。

在我的文章中，我似乎全神贯注于控制和潜抑。但我现在想知道弗洛伊德对男性化女性的幻想。休斯（Hughes，1991）在一篇关于里维埃（Riviere）的传记文章中，将弗洛伊德与他的分析者/译者的关系描述为非常明确的导师关系。休斯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信中鼓励里维埃写自己的材料。莎拉·科夫曼（Sarah Kofman，1985）对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气质的文章进行了解读，她坚持强调女性的性兴奋及其危险性，就像女性主义通常关注弗洛伊德对女性害怕被吞噬和身份认同的恐惧一样。女性之谜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科夫曼希望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的欲望、以及他的性兴奋和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