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寻翻译||承认与破坏：主体间性概述（1990）

承认与破坏：主体间性概述

（1990）

（本文收录于“关系视角系列丛书第14卷”）

作者/杰西卡·本杰明

译者/郭久亮

封面/Wendy

近年来，不同精神分析学派的分析师们共同致力于构建关于自体的关系理论（Eagle, 1984; Mitchell, 1988）。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人类的心智（mind）是互动性的（interactive），而非孤立存在的，（并认为）精神分析过程应当被理解为发生在主体之间，而非个体内部（Atwood和Stolorow, 1984; Mitchell, 1988）。精神生活（mental life）是从主体间的视角来看待的。尽管这一视角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但这些转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一个不再将个体的主体性视为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中，每个主体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如何承认他者为等价经验中心（Benjamin，1988年）。

当我们思考精神内在理论中那个令人棘手的遗产—— “客体”这一术语时，承认他者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了。在最初的用法中，客体关系的概念仍常见于自体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中，它指的是自体与客体之间互动的精神内化与表征。虽然这些理论认为早期环境和父母客体——“真实”他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它们仅仅让我们认识到“自我所在之处，必有客体”。例如，费尔贝恩（Fairbairn）对整体客体（whole object）需求的强调，或是科胡特（Kohut）关于自体客体在（人的）一生中始终重要的声明，并没有直接解决客体与他者之间的区别。 “现实”（real）他者与其内部表征之间的含糊不清之所以被广泛容忍，或许是因为：什么是“现实”（reality）与什么是表征，出于适度的谦虚，这一认识论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显得过于宽泛与深奥，不适合局限于专业领域（来讨论）。或者，因为我们是精神分析师，现实问题并没有真正困扰我们。

但是，将其他主体简化为客体这一不恰当的倾向，不能简单归咎于对现实的不明确，也不能将其视为可以通过更精准的语言来化解的术语窘境（参见Kohut，1984）。相反，这是精神分析中（一些）核心问题的症状，关系理论应该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分析性邂逅（analytic encounter）中主体间维度的探究，旨在改变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使得“曾被视为客体所在的地方，，必有主体。”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随着“主体间性”这一术语被引入分析情境（Atwood和Stolorow,1984; Stolorow, Brandchaft和Atwood, 1987），（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两个主体性之间的交汇场域，是两个不同主观（subjective）世界之间的互动。但是，两个主体的相遇（meet）和主客体之间的相遇有何不同？一旦我们承认客体对主体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决定将这个客体称之为另一个主体，会带来些什么呢？两个心灵相遇的阻碍又会是什么呢？

要开始我们的探究，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者被视为（处在）真正的外部，而不是处在我们的精神操作场域内，这会带来怎样的不同？被感知为在自体之外的他者体验与主观构想的客体体验，这两者难道没有显著差异吗？温尼科特（1971年）在他可能被认为是最大胆和最激进的论述之一《客体的使用与通过认同的关联》中，勾勒出了这两者之间区别的基本轮廓。自那以后，除了少数例外（Eigen，1981年；Modell，1984年；Ghent，1989年），鲜少有人努力对温尼科特关于主体与客体的两种可能关系并置在一起（的观点）做出详细阐述。然而，正如我在这里所展示的，将他者视为主体与将其视为客体，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关系性精神分析来说至关重要。

只有当我们承认这两种与他者的关系都是精神体验固有的部分，并且二者都是精神分析探索的有效区域（area）时，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区别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如果这两种体验模式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将其作为知识的一个条件来探究，而非假定它是一个分岔路口。其他将精神分析思想一分为二的理论框架——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自我与本我心理学、精神内在与人际间理论——坚持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之间作出选择。相反，我所提议的是，尽管客体/他者的体验维度有时处于对立关系，但二者仍是互补的。通过涵盖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实现关系理论的目标：既解释人际关系对心理发展的普遍影响，又解释内部精神机制和幻想在塑造心理生活（psychological life）和互动中同样普遍的影响。

我将这两类体验称为精神内在和主体间维度（Benjamin, 1988）。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从哲学引入精神分析（Habermas, 1970, 1971）是有用的，因为它专门解决了如何定义他者为客体的问题。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是特意与西方哲学和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体逻辑形成对比而提出的。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种体验或理论区域（zone），在这个区域里，他者不仅仅是自我（ego）需求/驱力或认知/感知的客体，还是一个独立且等价的自体（self）中心。

主体间性理论假设，为了让自体能够在他者面前充分感受到自身的主体性，必须承认他者也是一个主体。这意味着（两点）：首先，我们需要得到他者的承认；其次，我们有能力承认他者，以换取他者的承认——（即）回应性的相互承认。

然而，承认是个体发展的一种能力，只是这种能力的实现程度并不均衡，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性精神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这一事实。在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中，“清晰地（通过）感受而非以反思的方式”承认他者的过程，充其量只能作为自我与外部现实关系的一种背景效应。对精神分析（提出）批评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将第一个他者——母亲——概念化为客体（的做法）是这一理论缺陷的根源：男性主体与女性客体之间的文化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他者主体性的忽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否认母亲的主体性，极大阻碍了我们将世界视为由平等主体（共同）居住的能力。我的目的是要表明，实际上，承认母亲作为一个主体的能力是早期发展的重要部分；并且要将承认的过程引入到我们思考的显要位置。

我对承认能力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初步概述。我特别聚焦于分离-个体化理论，展示了当从主体间性视角，特别是结合斯特恩（Stern）和温尼科特的理论贡献来审视这一理论时，它能揭示出更多深层次的内容。由于分离-个体化理论是在自我和客体（的概念框架之下）构建的，它并没有完全实现自身的贡献。在自我-客体视角中，儿童被视为逐渐朝着自主和独立方向发展的个体。这一过程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内化客体来创造精神结构，以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因此，分离-个体化理论关注的是儿童与作为客体的母亲互动的结构性残留；而对儿童与作为他者的母亲之间的互动、连接和主动表达等方面则未予考虑。这种观点是以婴儿为中心的（infantocentric）：典型的母婴互动研究将母亲的独立行为描述为对儿童自体调节（self- regulation）的贡献，而不是将其视为儿童承认母亲主体性的一部分。（参见Settlage 等人的研究，1991）。这种观点也忽略了与伙伴之间不断发展关系的乐趣——一个人知道如何引发对方的反应，但对方的回应并不完全可预测，且无法完全同化（assimilable）为内部幻想。当自我心理学将本我放在次要位置时，快乐这一概念就没了，但通过承认他者的主体性，或许能够重拾这种快乐。

主体间视角有助于（我们）通过探讨一个人如何获得享受与他人（相互）承认的能力，（以）超越精神内在理论中以婴儿为中心的观点。在逻辑上，不能仅仅将承认父母为主体视为将父母内化为精神客体的结果。这是一个刚刚开始被阐释的发展过程。一个孩子如何发展成为一个能够承认自己孩子的父母？这种发展的内部过程和精神转折点是什么？有哪些理论追踪了孩子在回应、共情和关怀方面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追踪）父母是足够（好的）还是失败的？

这些问题正是大多数自体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自体心理学虽然强调同调（attunement）与共情，关注分析性邂逅的主体间性，但对于亲子关系和主体间关联性发展的理解，也隐含着片面性。可能是对俄狄浦斯现实原则的反应，科胡特（Kohut，1977，1984）以自体参照（self-referential）的方式定义了与他者需求或界限的必要面质——恰到好处的共情失败（类似于分析师的错误）——仿佛儿童无需了解他人的权利或感受。尽管自体心理学的目标是使个体能够开启“新的共情通道”和“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同调”（ Kohut, 1984, p. 66），但自体始终是共情的接受者，而非给予者。按理来说，自体客体的回应性贯穿始终（应该）都是为了服务于“维持我们自体”的功能；但它何时（开始）转变为我们所爱的外部他者的回应性了呢？偶尔提及（可能更经常被假设）的“爱的客体”，本应在理论中被赋予外部他者的位置，但却未被明确阐述。因此，两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愉悦再次被简化为稳固自体的功能，而不是扩大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不是承认他者为独立但有着（和自身）相似感受的活生生的（个体）1。

1. 我的评论可能更适用于科胡特（的理论），而非整个自体心理学（领域）。该领域最近显示出纠正这种片面性的动力，并包括与他者关系中差异的演变（例如Lachmann, 1986）以及与“真实”（true）客体的关系（Stolorow，1986）。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概述承认发展中的一些关键点。诚然，承认始于他者的确认反应，这种反应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创造了意义、产生了影响、显露了意图。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承认——理解与被理解，达成同调——逐渐成为其目标本身。人与人之间的承认本质上是相互的。我们在享受他者确认性反应的同时，我们也在承认她。我认为，关于母婴互动早期互惠（reciprocity）和相互影响的研究所揭示的内容，宜被概念化为相互承认能力的发展。对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面对面游戏的逐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承认的早期（发展）历程。

斯特恩（1974,1977,1985）的开创性工作和毕比（Beebe，1977, 1985, 1988）的最新贡献，阐明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对早期自体发展（self-development）的重要性。他们还表明，在这一阶段，自体调节是通过调节他者来实现的：我可以通过使他者增加或减少（对我的）刺激，来改变自身的心理状态。母亲的承认是婴儿形成主体感（sense of agency）的基础。同样重要但较少强调的是这种游戏互动的另一面：母亲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婴儿的承认。反应较少的婴儿是一位较少“承认”（母亲）的婴儿，而（一个）母亲对冷漠或烦躁的宝宝做出过度刺激或退缩反应，是出于宝宝不承认她而感到绝望。

然而，在斯特恩（1985）看来，早期游戏尚未构成主体间的关联。他将下一个阶段——大约在八九个月时发展出的情感同调——称之为真正的主体间性。这是我们发现“外面还有其他心灵！”以及不同的心灵可以同享（share）类似状态的时刻。我同意这个阶段在他者承认（这方面）是个进步，但我认为更早期的互动可以被视为一个先兆，以具体情感同享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宝宝回以微笑这一情感同享已经是相互承认的开始。因此，与其将后期阶段称为主体间的关联，我更倾向于将其概念化为一个包含了转变关键时刻的主体间性发展过程。

正如斯特恩（1985）所强调，这一阶段的新变化是内心世界的同享。婴儿开始探究当他发现新玩具时父母的感受，而父母通过用另一种媒介作出反应来展现同调。通过将相同的情感水平转换为另一种方式，例如，从动作到声音——成人传达了内在体验是一致的这一关键事实。形式上的差异使同享或相似的元素变得清晰明了。我还想补充说，父母同享的并非真的是相同的状态，因为父母（通常）是因婴儿的反应而兴奋，而非玩具本身。实际上，父母是在享受与孩子思想接触的乐趣。

在此，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主体间理论与自我心理学之间的对比，这是斯特恩非常重视的一个点。发现他者心智的阶段大致和玛勒（Mahler）的分化与实践（practice）亚阶段相吻合，但侧重点大有不同。在主体间视角中，婴儿在这一时期更大的分离（正如玛勒所强调），实际上是与对他者的情感连接同步进行的，并且（这种分离）还增强了情感连接的感受。主体间同调的乐趣是：这个他者可以同享我的感觉。然而，根据玛勒（Mahler, Pine, and Bergman, 1975）的说法，十个月大的婴儿主要是在探索，“与世界恋爱”。（婴儿）回头看母亲并不是为了分享（share）体验，而是与（增加）安全/（缓解）焦虑有关的 “充能”（行为）。在这个阶段，玛勒认为母亲并不是在与孩子的心智交流，而是在将他推出巢中。

虽然斯特恩强调了他与玛勒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两种模型是互补的，而非互斥的。在我看来，主体间理论通过聚焦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并强调连接与分离的同时性，扩展了分离-个体化理论。连接与分离不是纵向轨迹的对立两端，而是形成了一种张力，这需要双方（具有）同等吸引力（以维持平衡）。

现在，我建议在情感同调阶段之后，继续追踪这种连接与分离之间的张力。如果我们跟进到生命的第二年，可以看到自体主张与承认他者之间的张力在发展。将玛勒的和解危机转化为主体间性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在这一危机中，自体主张与承认他者之间的张力崩溃，表现为自体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我对这一危机的分析部分来源于哲学，源自黑格尔（Hegel，1807）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承认问题的阐述。在讨论“自体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冲突时，黑格尔展示了自体对绝对独立的渴望与对承认的需求之间的冲突。在试图将自身确立为一个独立实体的过程中，自体必须承认他者作为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主体，以便被自体承认，这就立即对自体的绝对性作出了妥协，并提出了他者可能同样是绝对和独立的问题。每个自体都希望被承认，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绝对身份：自体说，我想影响你，但我不希望你的任何行为或言语影响我，我就是我。在与他者的邂逅中，自体希望确立其绝对独立性，尽管自体对他者的需求和他者类似的愿望揭示了这一谎言。这种对自体绝对性的描述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恋大致相同，特别是其作为全能感的表现：坚持成为唯一（每个人都与我相同）并独立（外部没有我无法控制的东西）。弗洛伊德（1911，1915）关于最早期的自我（ego）对外界的敌意，或者将一切好的东西归为己有的概念，与黑格尔的绝对自体没有太大区别。黑格尔关于独立性与依赖性冲突的观点与经典（classic）精神分析观点相契合。在后者中，自体不想放弃全能感。

但即使我们拒绝弗洛伊德对自我（ego）的观点，与他者主体性的对抗以及自体主张的界限仍然是难以调和的。承认的需求带来了这一根本性悖论：在我们意识到自身独立意志的同时，我们依赖他人（another）来承认它。在我们开始理解“我（I）”“自身（myself）”的意义的那一刻，我们被迫看到这个自体的局限性。在我们理解独立的心灵可以分享相似感受的那一刻，我们开始发现这些心灵也可能存在分歧。

让我们回到玛勒及其同事（1975年）对和解阶段的描述，看看它如何阐明承认的悖论以及婴儿应如何摆脱这一悖论。在进入和解阶段之前，在实践阶段的自体主张中，婴儿仍然将自身与母亲（的存在）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她不会明确区分在母亲的帮助下做事和不借助母亲的帮助做事之间的差别。她太兴奋于她正在做的事情，无暇反思是谁在做这件事。大约从14个月开始，婴儿宏大的（grandiose）愿望与她（他）感知到的自身局限性和依赖性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尽管现在能做更多事情，幼儿（toddler）却意识到她（他）不能做的事情以及她（他）不能让母亲做的事情——例如，让母亲陪着她（他）而不是外出。许多从这一阶段开始的权力斗争（想要整个梨，而不只是一块）可以被概括为一种要求：“承认我的意图！”孩子会坚持让母亲同享一切，参与她（他）的所有行为，默许她（他）的所有要求。幼儿还面临着对分离感知的增强，以及由此感受到的脆弱性：她（他）可以离开母亲——但母亲也可以离开她（他）。

如果我们从主体间视角重新框定这一描述，婴儿现在知道不同的心灵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他（她）既是依赖的，也是独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解是承认他者的危机，特别是面对母亲独立性的危机。母亲的离开在此处成为焦点并非偶然，因为它不仅让孩子面对分离，还要面对母亲有她独立的意图。出于相似的原因，母亲在这一点上也可能经历冲突；孩子的要求现在变得具有威胁性，不再仅仅是需求，而是他（她）独立（专横）意志的表达。孩子与母亲的心理幻想不同，不再是她的客体。他可能与她交换位置：从被动到主动。现在，他，而不是她，成为了曾经被认为是“好”且无私的母亲的全能感的承载者。母亲如何应对自己孩子的攻击性和她自身的攻击性，取决于她是否能够用现实能动性（real agency，agency在此处指个体有能力做出自主选择和行动的感觉或能力。）和独立自体感（separate selfhood）来缓解这些幻想，以及她对孩子能够在冲突、丧失、不完美中存活下来的信心。母亲必须能够为孩子设定清晰的界限，同时也要承认孩子的意志，既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孩子的独立性——简而言之，平衡（自体）主张与承认（孩子）。如果她做不到这一点，不论是归因于母亲还是自体，全能感都将继续存在；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说相互承认的发展得到了推进。

从主体间理论的视角来看，承认悖论的理想“解决”方式是让它作为一种持续的张力存在于承认他者与主张自体之间。然而，在玛勒等人（1975年）的理论中，和解冲突似乎是通过内化解决的，即实现客体恒常性——当孩子能够与母亲分离或对她生气，同时仍能触碰到她的存在或善意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发展的目标设定得过低：（认为）孩子完成对好客体和坏客体表征的现实整合（Kernberg，1980）是困难的，（因此）这就足够了。（关于）和解冲突结束的简略阐述，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这让人不禁怀疑，仅此而已吗？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只需接受母亲让她（感到）失望；他（她）并没有开始转变自己的重心，去认识到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中心。坚持自身现实的主张与接受他者现实之间的张力的崩溃和重建是在（这一）危机中被忽视的一个方面，但同样重要。当我们将温尼科特（1971）关于破坏客体的观点叠加到玛勒的和解危机上时，这一面就显现出来了。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破坏-否定，使主体能够超越通过认同、投射和其他与主观构想的客体相关的精神内在过程来与客体建立关系。它使主体能够从关联（精神内在）过渡到使用客体，与一个客观上被认为存在于自体之外的他者建立关系，一个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否定或消除客体的心理行为，可能会表现为攻击他者的现实努力（real effort）。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发现真正的他者是否存活。如果她在攻击下存活下来，没有报复或撤退，那么我们就知道她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心理产物。

温尼科特的体系可以扩展为假设在否定和肯定他者之间（在全能感和承认现实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张力，而非线性关系。理解和解阶段冲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破坏和存活（survival）的概念：绝对主张自体并否认一切在自身心理全能感之外的东西，有时必然会与他者那无法撼动的现实发生碰撞。然而，温尼科特（1971）所设想的碰撞，并不是一种“对遇到现实原则做出反应” 的攻击，而是一种“创造外部性特质” 的攻击（p. 110页）。当这种破坏性既没有损害父母也没有损害自体时，外在现实便显现出与内心幻想世界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这个过程的结果不仅仅是修复或重建好的客体，而是爱，即发现他者的感觉（Eigen, 1981; Ghent, 1990）。

温尼科特分析的另一面是，当破坏并未伴随着存活，当他者的现实未能显现时，内化的防御过程将随之发生。攻击性便成了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这种）负性情绪。（那些）无法通过外部他者修通或化解的冲突，会被转化为内在客体之间的（一场）戏剧，从主体间领域转移到精神内在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他者的回应驱散了攻击性，破坏和存活的过程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有内化发生。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所有体验都于精神内在（层面）被精细加工，但当他者未能存活且攻击性未被驱散时，它将几乎完全局限于精神内在（层面）。因此，只将内化过程视为崩溃产物或防御机制是错误的；我认为它们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种基础——一种持续的象征性消化过程，构成了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交换循环的重要部分。问题在于精神内在与主体间性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

确实，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问题在于，内化——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建构性的（取决于个人所倾向的客体关系理论）——都模糊了温尼科特（Winnicott，1964，p. 62）所强调的破坏成分：即发现“幻想和现实都很重要，但它们彼此不同”。精神内在和主体间模式的互补性在此非常重要：正如温尼科特所明确指出的，正是有了与破坏幻想的对比，存活的现实才显得如此令人满足和真实（authentic）。

温尼科特提出了一种可以被爱的现实观念，这超越了好与坏的整合。精神内在的自我是从外部被迫接受现实，而主体间性的自我则是发现现实。这种现实原则并非是对愿望实现的迂回绕行，也不是对快乐原则的修正，更不是接受一种虚假的适应性生活。相反，它是在更复杂的条件下延续了婴儿对外界原初的迷恋和热爱，对差异和新奇的欣赏。这种欣赏是分化的一个要素，它使分离具有积极的色彩，而不仅仅是敌对：（具有）对世界的热爱，而不仅仅是离开或远离母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母亲本身被置于外部时，她就可以被爱；分离因此真正成为与他者连接的另一面。

正是对他者现实的这种理解，完成了分离的图景，并解释了内化之外的内容——共同现实（shared reality）的建立。费斯特（First, 1988）提供了一些非常相关的观察，说明了幼儿如何开始将相互性（mutuality）视为分离的伴随现象，特别是在母亲离开时。这一解决的方式是扩展温尼科特概念的交叉认同：基于对内在体验相似性的共情理解，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两岁孩子最初模仿离开的母亲角色扮演时，表现出纯粹的报复和逆转（reversal）情绪——“我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但随着时间推移，孩子逐渐开始认同母亲的主观体验，意识到“我会想念你，如同你想念我那般”，因此也意识到“我知道你可能希望拥有你自己的生活，就像我希望拥有我自己的生活一样”。费斯特展示了孩子如何通过认识到这种共同体验（shared experience），在实际层面从一个控制的报复性世界转变为一个相互理解和共同感受的世界。这一分析在客体恒常性（即好客体在坏的经历中存活下来）概念的基础上，增加了（这样的）认识：离开的母亲并非是坏的，而是一个像我一样的独立的人。通过接受这一点，孩子不仅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如传统所强调的），还获得了共同理解的乐趣。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勾勒出到目前为止主体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其核心特征是在认识到内在体验相似性的同时，也能认识到其差异性。我们可以说，它始于“我们正在感受这种感受”，然后发展到“我知道，你作为另一个心灵，也有相同的感受”。然而，在和解阶段，当孩子开始面对差异时，会出现危机——“你和我想要或感觉的事物并不一致”。对这个发现的初步反应是自体与他者之间的承认崩溃：我坚持自己的方式，我拒绝承认你，我开始试图强迫你，因此我将你的拒绝体验为一种逆转：你在强迫（coerce）我。正如在早期阶段一样，相互承认的能力必须扩展，以适应差异带来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接纳（存在）冲突情感（这一）认知。

在生命的第三年，这种张力可以通过象征性游戏表达出来。早期的报复性逆转游戏现在可能是一种赋权，让孩子感到“我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随后游戏扩展到包括与他者立场的情感认同，并变得具有反思性，正如费斯特所说，“我知道你懂得我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感受作为主体间性的媒介，在后期阶段与早期一样重要。但现在它被扩展到对感受的象征性理解，所以“哪怕我的想法或感觉与你截然相反，你也能懂得我的感受。”这种分化（differentiation）的进步意味着“我们可以有共同的感受，而不必担心我的感受仅仅只是你的感受。” 能够想象性地体验两个角色——离开和被离开的孩子——开始超越母婴关系的互补形式。互补结构组织了给予者和接受者、行动者和被行动者、有力者和无力者之间的关系。它允许角色互换，但不允许改变角色。在可逆转的关系中，每个人一次只能扮演一个角色：一个人被承认，另一个被否认；一个是主体，另一个是客体。这种互补性并没有消解全能感，而是将其从一个伙伴转移到另一个伙伴。因此，从互补性权力关系的世界进入相互理解的世界表明了解构全能感的一个重要步骤：权力被消解，而不是在孩子和母亲之间在无休止的循环中来回转移。同样，这种转变并非一次性的序列（one-time sequence）或最终成就，而是互补性和相互性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

当相互承认未能重建，当共同现实未能在破坏后存活时，互补结构及与内部客体的“关联”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精神内在中的主体-客体概念实际上与内部体验的主导模式相契合。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有主体间性的潜力——精神内在理论所概念化的主体与客体的可逆互补性如此深刻地阐明了内部世界。因此，弗洛伊德最初分析的心智原则——如主动与被动的对立逆转、客体的可交换性或置换性——仍然是理解内部客体世界的重要指南。

但是，即使承认能力已经很好地发展，当主体能够使用共同现实并接受“异于自身的物质”所带来的滋养时，精神内在的能力依然存在。心智操纵、置换、逆转、将一种事物转化为另一种事物的能力不仅仅是否认现实，而且还是心理创造力的源泉。此外，当情况顺利时，互补性（complementarily）是通向相互性的一步。幼儿坚持的互惠性、他（她）努力逆转与母亲的关系、扮演喂养、梳理和离开母亲的游戏，是认同过程中的一步，最终会指向理解。只有当这个过程被打断，关系的互补形式没有通过相互活动得到平衡时，逆转才会变得根深蒂固，关系才会变为一场权力的斗争。

在互补结构的背景下，试图逆转母亲的全能感可能会揭示男性主导问题的根源。一个延续男性权力的重要心理结构是互补性，其中男性=主体，女性=客体。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反复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未能提出一个母亲作为主体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婴儿的理解。因为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假设的母婴关系是以主客体互补性来框定的，这些理论再现了社会对女性作为母亲的普遍文化立场。换句话说，主客体关系和男女关系之间既存在形式上的契合，也存在动态的关系。形式上，母婴二元关系的可逆互补结构与后来的自体-他者关系作为权力关系的表现相契合。动态上，这个二元关系中的全能母亲成为恐惧和报复的基础，这些情绪在男性对女性行使权力时得以体现。因此，成年男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大逆转的中心，将婴儿期全能母亲的权力扭转了过来。

主体间性的发展观提供了一种对比，将这种逆转鲜明地凸显了出来。它表明在母婴二元关系中，相互性与互补性并存，孩子开始了第一次对承认的斗争。这与从弗洛伊德到沙斯盖-斯米格尔（Chasseguet - Smirgel, 1986）的隐含假设形成了直接对比，即接纳现实和与母亲分离是通过俄狄浦斯式父亲的介入和内化实现的。在这种观点中，母亲在孩子的心中依然是古老而全能的，全能感必须通过俄狄浦斯式父亲的力量来对抗。这一基本前提是，承认（即自恋）的问题无法在与主要他者的关系中得到解决；它需要外部他者的干预，一个第三方，如拉康（Lacan，1977）明确提出的“父名”。换句话说，两个主体单独在一起时，无法在不融合的情况下相互对抗，一个主体会被另一个主体吸收和同化。这种立场合理化了将母亲的权力转移到父亲身上的分裂，父亲成为被（男孩）孩子承认并与之斗争的独立他者。

但是，根据主体间性的破坏与承认理论，分化的确发生在母婴二元关系中。全能感可以被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被克服。因为不必消除“母亲全能”的幻想，只需通过另一个维度——相互承认的存在来加以修正。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在于“母亲全能”的无意识幻想本身。而是，当对母亲的恐惧没有通过主体间性的发展来平衡时，这种恐惧与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态度（Horney，1932；Stoller，1975）联系在一起，便成为了一个问题。

霍尼（Horney，1932）关于男性对女性恐惧的言论说明了主体间性缺失如何影响主体和客体：“‘并不是我害怕她；而是她本身就是恶毒的，能犯下任何罪行，她是一个捕食者，是一个吸血鬼，是一个女巫，对欲望永不满足。她是邪恶的化身’”（p. 135）。这种幻想的投射力量反映了精神内在对主体间性的主导地位：“她就是我感觉到的那个东西”。这种精神状况中的主体间性缺失可以概念化为主体对客体的同化，即主体之间缺乏空间。正如奥格登（Ogden，1986）所说，母亲和孩子之间潜在空间的存在，使象征（symbol）及其象征之物（symbolized）的区分得以建立。能够开始做出这种区分的主体现在可以进入一个三角领域——象征、其象征之物和诠释性主体（译者注：即能够理解和诠释象征及其象征之物的主体）。自体与他者之间的空间可以存在并促进这种区分，比如说，真实的母亲和象征性母亲之间的区分；这个三角关系是在没有实际第三者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2。缺乏这种空间，母亲就成了令人恐惧但又诱人的客体；主体被这个客体所压倒，因为它确实是“事物本身”（Ogden，1986）。在否认他者主体性的过程中，权力的行使开始了。

在母婴关系中创造这种空间是主体间性的重要维度，是相互理解的伴随现象。这种空间不仅是如温尼科特所强调的那样，是母亲在场时孩子独自游戏的功能，也是母亲和孩子之间游戏的功能，最早始于相互注视游戏。正如费斯特（First，1988）关于向离开的母亲认同的游戏的分析中所见，过渡空间也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发展。在这种游戏中，母亲在幻想中被“关联”，但也被“使用”来建立相互理解，这种模式与分析情境中的移情游戏相似。在这种游戏的阐释中，母亲可以既作为孩子的幻想客体，也作为另一个主体出现，而不会威胁孩子的主体性。

这种空间的存在最终使精神内在的能力变得具有创造性而非破坏性；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使用和关联之间的张力。使用，即承认，意味着能够超越互补结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消失。这并不意味着幻想或否认的消失，而是“破坏成为对现实客体的爱的无意识背景”（Winnicott, 1971, p. 111）。这意味着破坏与承认的平衡。从广义上讲，内在幻想总是在吞噬或否认外在现实——“当我爱着你的时候，我在无意识的幻想中不断地破坏你”（p. 106）。被爱的客体在不断地被破坏，但其存活意味着我们既能享受现实，也能拥有它。从主体间性视角来看，所有幻想都是对现实他者的否认，无论幻想的内容是负性的还是理想化的；正如从精神内在视角来看，外部现实仅仅是内化为幻想的东西。破坏与承认的持续交互是幻想与外部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2.当然，这种空间的顺利发展可能会产生或与第三者的精神内在表征相关联，即使在只有一个父母的孩子中也是如此。这里的重点不是否定俄狄浦斯表征，而是说俄狄浦斯式父亲并非摆脱可能吞噬一切的母婴二元关系的唯一途径。更有可能的是，传统的俄狄浦斯关系表述，强调通过认同理想化的男性权力来换取放弃母亲，实则代表了一种幻想的“解决方案”。但是，当象征性的父亲替代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空间时，母亲作为欲望客体的存在依然令人恐惧；对女性的俄狄浦斯式排斥及其对女性的贬低，就成为创造主体间性空间的进一步阻碍。

在分析过程中，对分享幻想产物的努力改变了幻想本身的地位，使其从内部现实转变为主体间交流。幻想中的客体被关联或破坏，而可用的他者则在那里接受交流并被爱，这两者相辅相成。在理想的治疗时刻，我们发现精神内在和主体间维度之间出现短暂的平衡，患者对我们的体验在内部素材和承认他者之间保持持续张力或快速变化。这种对两种体验之间冲突的暂时搁置，反映出成功建立了一个过渡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分析师的他者性既可以被忽略，也可以被承认。能够在全能感中进行创造性探索并承认理解的他者的空间体验，正是这种关系具有治疗作用的一部分。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精神内在和主体间性的平衡重建不应被视为一种将幻想简化为现实的适应，而应被视为维持矛盾的一种实践。当维持矛盾的张力崩溃时，如同常见的那样，主体间性结构——相互性、同时性和悖论——就会被互补性结构所取代。以主客体关系代替自我与他者之间张力的崩溃是心理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事实上，主体间关系中的崩溃也是一个普遍特征，关键在于重建或修复关系的能力。正如毕比和拉赫曼（Beebe和Lachmann，1988）所提出的，早期二元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关系的特征并非持续和谐，而是持续破裂与修复（Beebe和Lachmann，1991；Tronick，1989）。

因此，主体间性理论可以探讨相互承认的发展，而不将崩溃等同为病理性的。这种理论不需要一种规范化和理想化的平衡，认为崩溃反映了失败，并且伴随的现象——内化/幻想/攻击——是病理性的。如果两种意志的冲突是主体间关系的固有部分，那么没有任何完美的环境能够消除与他者相遇时的刺痛。问题变成了如何处理不可避免的否认因素。足够好的状态是，否认现实和创造幻想的向内运动最终能够被承认外部世界的向外运动所平衡。对主体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将导致外部的胜利，带来可怕的心理空虚，终结创造力。关系性精神分析应为创造力和攻击性的混乱、精神内在的一面留出空间；主体间性视角的贡献在于，它可能赋予这些元素一种更积极的面貌，显示破坏是承认的“另一面”。

作为后记，我将总结一些自身关于主体间性所写内容的含义，特别是与过去十年展开的讨论相关的内容。我使用“主体间性”一词不仅仅是指在人际场域中存在两个人的情况下互动这一概述，而是指承认他者作为一个等价存在中心这一特定事件。我的用法源于哈贝马斯（Habermas）从主体的认识或改造客体的优先地位转向主体与其他主体交流的哲学转变。这种思想路线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与史托罗楼和阿特伍德（1992; Atwood和Stolorow, 1984）的定义有所不同，他们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不同主观世界之间的所有互动。这个定义并未告诉我们主体间性与人际关系的不同，后者曾用于描述构成心理生活的关系矩阵。也没有充分区分主体与客体，尤其是在儿童如何将母亲视为独立主体而不是内化为客体的关键问题上。在我看来，只有假设“承认”（存在），我们才能赋予主体间性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含义。

我像斯特恩（1985）一样，使用“主体间性”这个术语来描述承认的发展成就（参见Aron，1996）。我将主体间性视为精神生活的一个补充，它由精神内在的客体关系理论所阐述。主体间性为客体关系视角增添了一种观念，即我们的表征和关系可以沿着承认与否认他者之间的张力轴线来绘制。根据奥格登（Ogden，1994）的建议，两种观点都可以包含对人际关系的意识，但主体间性维度指的是这些关系中的一条特定轴线。拉康（Lacan，1988），其主体间性观念也源自黑格尔关于“承认”斗争的概念，他是第一个坚持区分客体关系和主体间性的人。他关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温尼科特（1971）关于客体关联与使用客体的区分大致相似。我认为，我们的心理生活总是位于与客体关联和承认外部他者之间的张力上，介于与外部现实的接触和全能感之间。每一种关系总是可以根据否认和承认的动态变化来定义，每一个时刻他者在我们面前或多或少地以客体或主体的身份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二者的某种结合。

将主体间性等同于客体关系人际场域，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它可能将精神失败（psychic failure）或冲突归因于人际环境对发展中能力（深层结构）的影响（如Gentile, 1998），好像在一个“足够好的”环境中，精神冲突（psychic conflict）就会最小化。我的观点是，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人际关系层面的失败必须通过精神（psyche）本身固有的问题性和冲突性来解释。（注意：只是同样成立，结果和原因会根据我们的视角在不断的图像-背景逆转中波动）。在这种持续的视角转换中，我们可以从关系构型出发，也可以从主体间性轴线上固有的问题化的承认协商出发。

我的主体间性发展模型提出了个体内在的一种固有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虽然表现为个体意志和利益之间的冲突（如Slavin和Kriegman，1992），但却不能被简化为这种冲突。我们的精神结构（makeup）使我们在全能感和接触不同、外部、非自我（not-me）事物的愿望之间摇摆不定。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如奥格登（Ogden，1986, 1994）所承诺的那样，我们成为能够在张力中持有这种对立面的辩证者。但这种张力首先必须通过分裂来处理（Ogden，1986）。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我们需要他者来发展我们的主体间性能力，而且在于，即使在一个最理想的人际环境中，调和内部与外部现实（Winnicott，1969）也是一种压力。正如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内在生活中存在着爱欲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固有冲突一样，我们也可以提出，在主体间生活中，爱欲和自恋、承认和全能感之间存在固有冲突。我们理想中设想的这种张力不断崩溃，并且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建。

我们将“破坏”（这一术语）理论化，是因为在分析中我们经历了承认的崩溃，体验到对话过程的考验。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存活比理论上的存活要困难得多。作为分析师，我们的经验是，患者在否认我们分析中的“善良”，从而破坏我们一部分的主体性。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无法思考，失去了反思所需的内部主体间空间。要在承认崩溃中存活下来并重建创造性的张力，需要跳出对抗性的动态（过程），既不顺从也不阻抗投射。定义这种可能性——跳出不断重复的活现和崩溃，进入主体间性的空间——正是我们当前诸多工作的主题。

问题在于，当承认的崩溃发生时，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努力是概括作为分析师的共同主观体验，特别是在崩溃中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凸显出这样一个时刻：诠释和共情都失败了，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发挥作用，我们的主体性真正受到威胁。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理解到，危机或“紧要关头”（Russell，引自Pizer，1998），即患者提出需要修复的真正困难时，往往被体验为对我们主体性的最大攻击（作为分析师，以及作为人）。在处理“基本缺陷”（这一）区域时，这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区域中，创伤性重复如此情感强烈，以至于对患者而言，理解似乎毫无用处、自体保护或是一种旨在排除患者现实性、自体保护性反对的强制反应。当我们在这条断层线（fault line，译者注：该词为地质学术语，指地壳断层上的线，这些断层是地震的潜在发生点。这个概念被引申到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中，表示在心理或情感上出现重大分歧或危机的点。）上工作时，简单的承认已不再可能，试图保持善意、关怀和共情只会加剧困境。破坏会持续，直到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实现存活为止。

在最微妙和最极端的否认时刻，我们观察到关系被抛到了可逆互补性的轴线上，就像一个跷跷板，我们的立场互为镜像（Lacan，1988）。例如，患者疑惑为什么分析师没有理解，而自己已经尝试说了一百次。分析师因患者拒绝她的理解而感到挫败，而患者则确信分析师不理解或无法提供帮助。仿佛双方都无法超越这种意志和视角的冲突，只能顺从或阻抗（resist）。分析师因无法通过思考来解决这种困境而感到羞愧，或因担心采取报复性行为而感到内疚。

这种互动的动态模式通常包括思考空间的崩溃，在这种空间中，我们可以处理你我二者观点之间的差异（参见Ringstrom，1998；Slavin和Kriegman，1998）。在这种既熟悉又引人注目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常常意识到自己或他者的独立主体性被否认。我们被抛入可逆互补性的模式中，双方像黑格尔描述的绝对自体一样对峙：只有一种观点或感受能够占据上风。这就是奥格登（1994）所称的“支配性第三方”：顺从或阻抗他者的投射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虽然古典方法建议，如果能及时了解并提供关于患者移情内容的正确诠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自体心理学反驳称，如此坚持诠释反映了对患者主观体验失调的共情失败。从主体间性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旨在消解分析师或患者对于顺从他者观点的感受上的阻抗——但这个目标已经嵌入在互补性要求“顺从或阻抗”中。每种观点都在批判对方的观点：古典立场被视为有危险地陷入要求患者顺从分析师观点的要求，而自体心理学则被视为通过倾向于顺从患者的观点来纠正这一点。问题变成了，是否有可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种互补性的嵌入？例如，我们如何在崩溃期间谈论崩溃？

主体间性理论以这样的方式构建关于阻抗的问题：它探讨如何在不失去自身立场的前提下，重建与他者立场的认同过程，而不是顺从或否认他者（Benjamin，1998）。这一成就被不同的理论家以各种方式理解，特别是拉康（1988），将其视为创造“第三性”（thirdness）的过程。第三性使我们能够在两个不同的观点之间进行调解；第三条线打开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两点之间的来回只提供一条线。在主体间性层面上，目的是将差异从权力的维度转变为理解斗争的意义，在权力维度上，一方将其意义、意志、需求强加给另一方（“我是分析师，所以我最懂”），而在理解斗争的意义上则是“在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中，涉及到的是什么感受或目标”。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拉康（1988）的观点，即精神分析的主要承诺是解除权力斗争对心理的控制，并建立对承认的承诺，也就是对话过程本身。如林斯特罗姆（Ringstrom）（1998）所提出的，必须向元交流层面迈进——这是理解第三性的一个好方法。奥格登（1994）将其称为“承认性第三方”(recognizing third)，这是更一般的“分析性第三方”概念的一个子类别，一个独立的二元实体。然而，在我看来，第三方只存在于承认的关系中，即在调解双方观点的空间中，防止张力的崩溃。

正如我们所知，督导通常有助于打破二元互补性中的困境，因为第三方试图调解并兼顾双方观点。这实际上相当于重建了对话过程。但是，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如何重建与患者关于崩溃的对话？如何在承认崩溃时谈论这种崩溃？分析师如何从自身的情感投入中解脱出来，并转向一个能够包容两种独立主体性的视角？原始的主体间情感同调体验不能简单地恢复。相反，差异必须在语言层面上进行协商，这样我的意义就不会被你的意义所消灭，或采取行动重新创造外部性并重建主体间空间。分析在二元关系中重新开放主体间空间的工作机制，似乎是当今关系理论的核心课题。这个课题不仅涉及讨论我们个人的反移情如何导致崩溃，还包括分析师在互动中可能采取的创造性甚至是绝望的行动，以重建主体间空间。关于分析师主体性贡献的讨论已经相当广泛（Mitchell，1993；Aron，1996），仅举几例：分析师在意识到无意识情感交流时对主体性的运用（Natterson，1991；Bollas，1992；Ogden，1994），分析师在互动中的变化（Ringstrom，1998；Slavin和Kriegman，1998）或在活现（enactment）情境中的自发行动（Davies，1994；Hoffman，1994）。在许多关于摆脱互补性权力斗争的描述中，关键点在于分析师反思自身的反应，从而创造内部空间，而在其他许多描述中，则是互动中的自发运动转化了二元关系中的张力。我们不能只重视反思的内部工作，而忽视那些改变他者和我们自身的行为。

因为我们常常通过言说——“行动”——以这样的方式来打破僵局，我们设法有力但又足够小心地将我们的主体性重新发挥出来，创造外部性（Cooper，即将出版）。这可能通过控制地承认愤怒、通过带有自嘲的幽默评论、通过承认困惑和无助（Maroda，1991）来实现。同样，我们已经开始勾勒出患者在崩溃和修复中的积极作用，无意识地帮助我们包容情感（Cooper，即将出版），忍受“反移情的压力”（First，1993），重复以给我们另一个存活的机会。这样的描述使我们对分析中情感互动的相互性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意识到我们内部心理生活的潜在对话特性，即通过想象他者的存在，为思考和感受找到空间（Spezzano,1996）。第三方的概念意味着这种他者性有一种质量，它超出了可逆互补性之外，是某种超出了仅仅我和你的东西，我们在对话中定位自己，以维持自体之间的张力，而不是崩溃成一体。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成为既独立又连接的存在，能够拥有一种不断反映他者欲望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定要么成为他者所想要的，要么使他者成为我们所想要的（参见Lacan，1988）。这样的镜映殿堂可能是任何形式的自我心理学或客体关系的最终结果，它将所有与他者的关系视为心理结构的内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如果患者只是将分析师视为他的理想，那么就没有外部的他者，没有主体间性的空间（Benjamin，1995）。因此，我强调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是快乐的来源，提供了一种与移情的理想化方面相伴随（尽管容易混淆）的游戏的情感潜力。

在这里，我谈论的是游戏，是最初创造第三方的相互承认的基本对话形式——从发展的角度讲是“首先”（first），但在治疗二元关系中也经常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看，描述通过游戏创造第三方空间的过程，与关注我们在可逆互补性中经历的崩溃同样重要。第三方是定义承认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构想主体间空间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可能会问，是什么创造了第三方，它从哪里来？我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很明显，象征能力与第三方有关，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谈论因果关系。相反，在我看来，象征能力和第三方是承载和传达情感的心理工作的结果。

我只能说，情感性和象征性的游戏，使两位伙伴能够构建对话，这让我将第三方视为两位伙伴共同遵循的音乐或舞蹈。“跟随音乐”类似于婴儿研究中描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伙伴们不一定匹配彼此的动作，而是都对齐到第三种模式或方向的情感（Beebe和Lachmann，1988）。这种跟随体现了过渡体验的悖论：仿佛我们在视奏一份未知的乐谱。我们在行进中即兴创作，但感觉像是指向某个外在的东西。它既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创造的。就像音乐即兴演奏一样，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但肯定有错误的音符，这些音符可以被预见，或者更常见的是一响起就被听出来。我们在他者的言语中听到什么，取决于我们建立了多少、如何深入的历史和复杂的相互理解模式：对于患者来说，理解分析师的思维过程同样重要，尽管方式可能不同于分析师理解患者的方式。这个共同构建的对话历史最终成为容器，承载着分析关系。

承认相互影响，即双方都对其内容有所贡献，使得“法则”成为共同诠释和游戏的事物，而不是严格的结构。然而，这种共同构建的相互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不对称性元素，正如Aron（1996）和Hoffman（1994）所强调的那样。就像一起演奏音乐一样，我们受到由伙伴能力和状态的现实设定的某些限制和机会的引导。当我们尝试在分析空间内扩展探索时，引导我们的是不仅要遵循规则（Hoffman称之为“手册”，这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所不同），还要遵循看似二元模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再拥有一种理论、一种关于这个模式的主叙事的安全感，我们需要它的程度也会减少，因为我们不声称提供确定性；我们的承诺是提供一个过程、一种探索、一种愿意冒着未知和理解失败风险的参与，即两个主体性的参与。主体间性视角并不是提供具体内容，而是建议我们被一种显著的区分所引导：顺从他者的观点（无论是患者还是训练和评价我们的他者）与顺从某些必要性之间的区分，例如，维护不对称框架的必要性、不挑战过渡体验的必要性、无评判地接受的必要性。就像母亲对孩子能力的意识一样，我们能够看到被分析者的创伤性崩溃、焦虑、防御、无法维持张力，并不认为这是故意的或阻抗性的。通常，当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某种行为的影响时，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第三方空间，又回到了阻抗和顺从的可逆二元关系中。此时，我们会通过自我分析、理论和互动来寻找打开分析互动的可能性。

我在这里希望提出的是，我们对第三方质量的敏感性，即对主体间性实现的敏感性，现在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取代了特定诠释内容的位置。对话中的这种第三方概念对于关系性项目至关重要；否则，拒绝客观主义而倾向于共同建构将导致一个无限退行的镜映体验。对话是一个过渡过程，它使我们感觉到所获得的成果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超越了任意性，同时又源自每个伙伴的自发创造。

我们对知识的不确定性和朝向相互差异的共同适应的努力的必要性都包含在这种对话的观念中。正是不断更新的承诺，即重建主体间性的第三方，使我们能够超越你我两人的意义之争，转而走向共同努力，超越互补性，实现相互承认。

虽然在精神分析中，将第三方作为解决绝对自体的二元斗争方案的想法最初是由拉康（1988）阐述的，但我在此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我与拉康的分歧，我只能暗示，涉及他将第三方与语言和父权功能联系起来，与俄狄浦斯父亲的禁令，甚至与阉割联系起来。就像弗洛伊德的思考一样，一个特定的内容被特别强调：象征性的父亲使得从与母亲的想象性、镜映关系中走出，进入言语、承认的世界成为可能。将承认定位于俄狄浦斯式放弃的结构中，仿佛这是对全能感的主要限制，让我觉得非常有问题。相反，我提出（本杰明，1995），母婴关系在交流对话的形式中已经包含了这种第三方（参见Ogden，1986年、1994年的相关阐述；参见Green，1975年），这发生在儿童的象征性语言过程之前。

这种视角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主体间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性别深深嵌入了互补性的范式（paradigmatic form）中，这种形式阻断了空间，导致了相互性的崩溃。这种分裂形式，其中否认和承认的对立术语被归因于不同的伙伴，在施受虐关系中强有力地反复出现（Benjamin，1988），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关联（参见Benjamin，1995年、1998年进一步阐释）。我提出，我们所知的性别差异——一套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决定性的分类——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分裂的互补结构。这种分裂必然与可逆的互补性交织在一起，奠定了主导与顺从的关系，因为它要求每个伙伴只扮演一个角色，牺牲部分自我，一个是行为者，一个是被行为者。这种分裂的基本范式在男性的断言中得到体现：“我是主体，你是我的反映性客体；你是我拒绝拥有的（那些部分的）化身”，这与弗洛伊德经常将主动性与被动性和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联系起来的分裂完美契合。保持破坏和承认之间张力的最终意义是克服这种分裂，使得两个伙伴都可以成为主体。同样地，重建主动性和被动性之间的张力也带来另一种可能的性关系。

我发现这一长期被忽视的连接非常具有说服力：我们心理生活中主体间性的发展，取决于克服性别分裂，重构被动和主动之间的张力，使每个伙伴都能既是发起人又是行动者，既是张力的拥有者又是表达者（Benjamin，1998）。这些思考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扩展的命题，即母亲不仅仅是孩子的客体，还必须被视为另一个主体。我们必须在这个命题上进一步补充，即两个主体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思考性别主体性和性别关系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很明显，重新思考性别如何与主体间性理解相契合，即承认在主体之间的崩溃如何转化为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可逆互补性。我们临床经验与更广泛的性别文化经验之间的相似性,才刚刚开始被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