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新生政权面临着复杂的内外斗争形势，又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之时，就已经注定了会有争论、分歧。
这一点即便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默契配合的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也不例外，他们之间的争论、分歧便是具象化的体现。
面对二人之间的矛盾，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曾在1967年分别致信刘少奇、毛主席试图居中调停。
章士钊凭什么敢有此举？面对章士钊的来信，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复的呢？
至于章士钊为何敢有此举，自然是离不开他“爱管闲事”的性格以及其所具备的“管闲事的资本”。
章士钊，188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算起来他与毛主席、刘少奇二人乃是乡党。
他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在当时中国社会激荡的岁月之中，他也一步步养成了“打抱不平”的性格。
结识黄兴、章太炎，加入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学社，参加倒清运动，担任主编针砭时弊，传播西方文化思想……
不过他也出任过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这也从侧目表现出了章士钊是有个人主见的。
1920年，年轻的毛泽东可谓是忙得焦头烂额。在除了准备组织湖南的革命运动之外，尽快让同志们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也是迫在眉睫。
可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尽管通过了各种手段募集资金，却仍旧是缺口甚大。就这样在杨昌济的帮助下（修书一封给章士钊），毛主席到了上海找到了章士钊。
有杨昌济的亲笔信，又是乡党，章士钊答应为毛泽东募捐。凭借着自己的名人身份，上海各界名流一共捐款两万银圆，为赴法留学及日后的建党提供了充足的启动资金。
私交方面，在杨昌济犹豫不决是否将女儿嫁给毛泽东时，也是章士钊劝说下菜打消了其心中疑虑。
之后再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也积极营救，虽然没有救下李大钊，可也为其家人筹集了两千元抚恤。
陈独秀被捕后，也是在章士钊的辩护下才让陈独秀没有被判处死刑，最终得以提前释放。
国共会谈时，章士钊更是劝告毛主席赶忙回延安主持大局。
也正是这些诸多善举，让章士钊与共产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让毛主席对于他也是十分的尊敬，二人也是私交甚笃。
建国后，毛主席每年春节还都会亲派秘书送上个人稿费2000元以表慰问，直至章士钊去世。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能得以出版，也赖毛主席大力促成。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担任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发展的方向路线、内部矛盾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也是出现了诸多的分歧、争论。
到了1966年特殊时期到来，刘少奇也迅速被打倒。章士钊得知后十分的忧心，思来想去，尤其是在他家也被抄家后，他决定尝试调停彼此，于是分别写信。
在给刘少奇写信中，他“公然”指责，并劝说刘自我审查，从大局出发，能负荆请罪，认为毛主席能接受和解。
至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则尚未披露。但是从毛主席的回信却可揣测出一二。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虽然只有简短的话语，其实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同时还照顾了章老的感情。
事实上就当时而言，矛盾尖锐，形势逼人，不得不发。
1973年，章士钊在香港病逝，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