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整理自：区域经济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辽宁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兼任海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学术顾问或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 100086）。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对经济学研究提出新挑战，必须进行理论面对实践的观察和研究，形成新发现、新认识和新对策。正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概念，例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征。在此过程中，经济学负有特殊使命，需要以经济学思维认识新时代，又要在新时代中变革经济学范式，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现实世界。无论是经济现实还是经济学认识的新叙事，都涉及对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深入探究，发现其中的可承续性和不适应性，接受经济学范式的重大变革。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中，区域经济学是一个很具特色的学术领域，所观察和研究的各类现象和经济关系十分复杂，既要有对抽象逻辑的把握，又要有对具象观察的理解。本文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实背景，以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条件，对区域经济学范式构架及面临的变革前景进行深入研讨，以更贴近现实的叙事视角，建构有时代性实践价值的理论逻辑。
一、区域经济学范式承诺的重要特征
按照范式特征，即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和经验性，经济现象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即假定经济体处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进入发达的成熟经济后，区域经济研究就归入主流的“微观—宏观”范式，以及“比较优势”的资源配置思维，不再有“区域经济学”的自身学术特质。即对于区域经济现象，假定其处于历史的静态，以比较静态方法解释其资源配置效率，也不再有“发展”的历史动态。因此，有必要先简单刻画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基本性质，再考察区域经济学的范式特征。
简单而论，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抽象为：经济主体——“经济人”假定（经济理性）；价格调节——自由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供求均衡）；宏观调控——政府的适当干预（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手段）；产业政策——这是个学术争议较大的调节手段，其范式承诺主要基于“不发达”经济体具有阶段性“追赶”目标的决策意愿。
在上述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基础上，区域经济学的范式构架主要引入了地理因素。一旦引入地理因素，就必然引入经济现象的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于是区域经济学就成为显著有别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学术叙事体系。其研究方法不仅倾向于抽象推理的演绎逻辑特征，而且具有显著的具象观察归纳逻辑特征。因此，区域经济学并不如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学术叙事那么“精致”“严谨”，而是更多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取向（将经济现象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这样，当经济学范式结构向“史观—微观—宏观—域观”变革，区域经济学研究就成为特别适用的学术领域。
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将经济现象视为不断变化发展的，特别是从“不发达”向“发达”演进的过程。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古典范式，本质上是历史性学科，经验事实的逻辑归纳具有最重要的学术意义。直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济人”假设和自利个体的自由交换可以实现国民财富的可持续增长，这一形式逻辑的方法论转换，才使演绎逻辑的主导成为经济学范式变革的承诺方向。新古典主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微观经济学）得以形成经济学的微观范式，将经济现象视为具有高度经济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相互作用（“交换”），而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和供求竞争这只“看不见之手”的调节，而达到整体经济的“均衡”。
经济学的宏观范式，将经济现象视为经济信号同质可以“加总”为宏观信号，宏观当局“政府”可以不干预微观价格信号和微观经济决策，而仅仅通过货币信号机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实现市场经济调节，达到微观机制无法自发实现的宏观经济均衡，主要是实现劳动供求均衡（充分就业）的社会性经济目标。而劳动供求均衡（充分就业）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因此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以“微观—宏观”范式为逻辑基础的经济观察和经济研究的最重要指标。
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将经济现象视为差异性（各具特色）的多领域层面的共存和相互适应。经济行为主体并非同质性的原子式“微观”主体，而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域类”主体，可以是粒子式，也可以是连锁式、平台式、网络式等。总之，域观范式系统性地超越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想象的经济世界。
很显然，域观范式的经济学叙事体系（可以称为“域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研究具有非常强的学术逻辑融洽性，因而较易为区域经济学的学者和观察者所接受，并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思维和分析工具。但是，为了达到经济学叙事体系的内在逻辑自洽和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其中涉及许多必须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合理理解和回答的问题。
按照域观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区域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特征，自然具有将域类现象或域场性质作为最主要研究对象的性质。区域经济学所观察的经济现象，天然具有地理的区划性。不同地区，特别是具有重要的国民经济功能的经济区域，在区域经济学的观察和叙事体系中，更具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价值。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珠江经济区、港珠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东北地区等，对区域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观察和研究价值，其实践意义极为重要。当然，按不同的区域划分方法，还可以定义多种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作为专门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这是区域经济学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叙事方法，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而特别具有学术丰厚性的原因和独特学理基础。
由于区域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往往被视为国民经济的“中观”层，甚至将其归之为“微观”“宏观”之间的“中观”经济（有学者直接称其为“中观经济学”）。其实，从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看，区域经济学与各种可以归之为“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例如各产业、各行业、各特殊部门领域的经济学研究相比较，具有更广泛、更丰富、更具理论深刻性的特质。除国家所具有的货币发行垄断权、国家财政分配权，以及国家立法权等外，区域经济问题几乎包括国民经济的各类重要现象。区域经济不是特殊经济部门，而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脱离区域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民经济、国际经济，以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等，都是“不落地”而没有实践意义的。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必然发生在一定的区域经济行为空间中，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区域经济现象的影响。也就是说，区域经济现象在现实中是泛在的，就如同抽象的“人”可以无地区性，任何实际的“人”都必然具有地区性，有特定的籍贯、出生地、长期居住地等，而人最重要的民族性也同样与地区性直接相关。
区域经济现象的泛在性决定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域类相同或相似的特殊区域经济现象，例如，首都经济（圈）、都市（群）经济、城乡关系经济、流域经济、沿海沿边经济等；其经济区位，也大都有国民经济核心区、边缘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等；多民族国家还有民族地区等。这样，在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中，就必须以更适应的范式承诺框架，来替代过分抽象化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体系。
在区域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体系中，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不仅具有经济理性因素，而且具有文化因素（包括非理性）和制度因素。这也正是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具有的基本特质。换句话说，区域经济的范式承诺特征决定了其更适应于域观经济学的观察和研究方法。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不是体现为孤立“个体”的经济性质和相互关系，而是更具决定意义地体现为“域类”性质和相互关系。从学科性质来说，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属于生产关系。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关系”，不是单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群类之间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人性不是单个个体所具有的抽象性质，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理，区域经济学所观察和研究的不是孤立“个态”经济现象，而是群类“域态”经济现象。而当观察和研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时，区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承诺特征，就表现得更为显著。
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行为和调节机制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学科。传统主流经济学将人的本性假定为“自利”，其行为具有高度理性，并假定将人的自利理性，也就是将理性抽象为由经济理性所主导。在经济理性的行为假定下，个人以收入（或财富）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换句话说，在最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推演上，可以做上述假定，但那不是事实，而是排除了一切现实因素的主观“想象”，有经济学者称之为“幻想”。以此形成纯粹逻辑自洽的经济学范式承诺建构，从而满足以此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教科书市场经济）的要求。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许多经济理论最大的错误，就是它们固执地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叫‘经济人’的物种”。然后，再在这样的人性假定和学术范式框架建构中加入一个“政府”因素，即是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中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手段进行经济总量调控，以达到“充分就业”目标的社会决策主体。进而也可以是其他手段，例如产业政策、贸易保护政策等，对市场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以达到选择性的经济调控政策目标。这就是以工具理性主导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的逻辑体系建构。
但这样的“微观—宏观”范式并不适用于区域经济学所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相比，区域经济学更倾向于本真理性行为目标，而不仅仅由工具理性行为目标所支配。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理性”性质，并不表现为工具理性目标值的最大化，例如以收入、利润、国民产出（GDP、GNP）等为最重要关切；而是更倾向于整个区域经济状况的观察和判断，特别是更倾向于以真实福利为关切目标。所以，即使是对国民经济贡献最大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要“不搞大开发，而要大保护”。这表明对区域经济研究对象的关切，不仅是其创造经济价值的工具理性目标实现，而是对具有生态群域特质和复杂经济体性质的，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目标的达成。
因此，区域经济学和区域经济研究所关切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是假定为都具有同质性（自利性）的市场主体，即都是商业性企业，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目标直接相关的各类企业及非企业组织，例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线路设施、环境保护治理、各类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当然，各地区的产业体系、企业发展、经济收益等，也是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的重要关切，在这些方面可以假定其行为目标主要由自利性支配。总之，区域经济学和区域经济研究所关切的经济主体，更具有本真理性的行为逻辑特征，是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的群域性经济主体行为，是异质性组织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区域共同体，其方向是区域共同体的利益目标方向合理性，而不仅仅拘泥于各经济利益个体的自利目标。这也许可以称之为“组合结构的共同体集体理性”。只有以这样的组合结构集体理性逻辑，才能理解区域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合理取向，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选择。
进一步观察，区域经济所具有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都会在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上具有系统性的表现。例如，城乡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同特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经济行为相互关系，总部经济与加工区经济、省域（市或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行为主体特征等，都是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的重要关切领域。这些可以视之为区域经济现象中的域际关系问题，从逻辑上说，不同域际区域的存在，就会产生域际关系现象，值得区域经济学作为专门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区域经济中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使得经济行为的调节机制也具有显著的特征。一方面，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整体中的组成部分，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必须具有全局一致性，以有助于形成运行畅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自身特质也必然反映在区域经济调节机制上，包括正式的地区性规程，以及非正式（习惯性）的地区性经济行为规则。例如，由于各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供暖方式各有具体规则。特别是，各地区有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对地区性市场形态以及经济调节机制也有深刻影响。
因此，区域经济能够更显著地表现出域观经济范式的现实适应性。例如，浙江义乌地区的文化传统，对小商品生产和集散物流，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他地区难以模仿。义乌地区的快递单件成本所能达到的价格竞争力，也非其他地区所能相比。实际上，各类产业的地区适应性所形成的比较优势，也都不是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方法所能解释的。区域经济的文化和制度（行为规则），是形成各具地区特色，进而成为地区经济的分工格局和比较优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所难以把握，而区域经济学极具优势的研究方法。
当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研究更具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经济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时，总是强调不同地区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不必相互攀比，简单模仿，搞一刀切。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区域特色、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都不尽相同，各有优势和劣势。如何更好地发挥优势，弥补劣势，将特色变为特长，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地都必须交出的答卷。从这一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性和制度创新性都很重要，实践中的选择空间非常大。一方面，要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扩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形成区域经济特色。不仅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创造优渥的区域氛围，而且要尽力将具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建设成为具有特殊对外吸引力的区域经济。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区域经济”的成功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成就，具有经济竞争力，而且会在科技、文化、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等领域，创造具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表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行为和调节机制，应适应这样的努力方向，推进各地区发展愿景的实现。经济是基础，而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则是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区域民生福利的全面繁荣。
三、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推动。如前所述，对于不同条件和状态的区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因地制宜，有特色才有竞争力，符合具体现实才会有向高水平攀登的爆发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基因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大趋势，各地区经济发展都会与之相伴。但如何解放新质生产力和更有效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则是在认真实践中才能达成。从根本性质上说，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也就是说，生产力具有发展的内在动力，具有不可阻挡的力量。那么，新质生产力更是具有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内在基因，可以冲破各种阻碍其发展的消极力量和障碍。但这绝不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是宿命论式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人类可以坐享其成。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实践过程是艰辛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最先进的生产力被“解放”出来的过程，所以解放生产力是人类实践的最根本方向，正是在这一根本意义上，深化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依托于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解放生产力才能释放和扩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从哲学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的作用，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这两个“第一”的融合体。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以科学技术为第一因素的新质生产力。从这一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是可以自发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原发性。
但是，从人类实践看，生产力是需要被“解放”的，所以解放生产力的努力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如果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非常强大，就难以真正解放新质生产力。因此，一些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滞后，并非小概率现象。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当今的现状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先进的地区，一定是改革开放领先或深化改革更为大胆的地区。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也可以因不当而失败，但不改革，不解放生产力，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改革往往必须“闯出一条路”，甚至是“杀出一条血路”。40多年来，前赴后继的改革者，为中国贡献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无人可以撼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具有了科技创新的内在基因。
今日中国正在进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发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员令。这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大方向。中国又一次处在“改革才有出路”的历史关头。
改革需要排除阻力，探索道路，取得经验，才能全面铺开。所以，处于改革探索前沿的地区，特别是被选定为“试验区”“自由贸易区”等的改革先行地区，更负有特殊历史使命。
因此，从全国经济的发展路径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个全国“齐步走”的过程。关键在于，今天能否形成“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形势。在观念意识上，绝对不是一些地区改革率先，其他地区等待“可靠”方案的全面推行，既可以不犯错，又可以坐享改革红利。“等、靠、要”“不犯错”本身就不是改革精神。
作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改革最有利的条件之一就是，可以有很大的改革探索“试错”空间，具有较大的风险承受条件。各地区可以在不同的域观空间中进行大胆改革、大胆创新，从这样的理论逻辑才能理解和相信，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归结于科技进步和创新，而且归结于制度进步与创新。因此深化改革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全方位创新实践方向。这是认识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理论关键点。
在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投资生产领域、流通服务领域，而且在生活消费领域，都会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现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形成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生存的大趋势。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历经数十年信息化技术积累和基础科学研究发现的助力，各类经济活动的数字技术运用和生产生活活动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已不仅是尖端技术突破和高科技产业进步的少数领域现象，而是正在形成全社会的系统性大趋势。可以说，在这一大趋势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就如同是一旦有电的发明运用，就再没有人可以离开电力使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一旦发明运用，就没有人可以离开移动通信网络和设备。手机已经几乎成为人身的延伸部分，各类人群的正常生活都已无法与之脱离。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各种地方的生活场景中，数字技术运用都随处可见，数字化生存方式已成现实。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渗透性的深刻影响。
由于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崛起，市场经济的质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二维形态，转变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三维形态。在市场经济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以及两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曾经在经济实践的大舞台上，上演了极为丰富多彩的剧目，也产生了许多矛盾和挑战。而当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崛起，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人类经济实践行动的成就和挑战并存，区域经济更为气象万千，发展前景辉煌而莫测。
面对这一大势所趋的经济质态转型，各类经济行为主体都必需有应对方案和积极行动，不可守旧，不进则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将重塑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条件。如果缺乏数字化生存能力，就难以在经济社会中立足。在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社会中，即使是表面上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地域性的生产生活行为也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和运用。不仅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制造业企业，如果不实现数字化转型就缺乏竞争力，难以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确立市场地位，即使是零售、物流、快递、饮食等地方性行业，如果不能适应数字化生存发展条件，没有数字技术赋能的数据管理和营销推广，也难以在地区经济中立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数字技术不仅是各行业适应新经济形态的技术基础，而且也是各行业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协同的技术基础。
因此，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要求经济秩序和经济运行基本规则的新建构，世界进入了一个规则博弈的新时代。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技术条件和体制条件，让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最大限度地流动畅通、创新发展，为经济发展和优渥生活创造更强助力。可以说，我们正进入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标志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生活高质量安排的崭新时代。
四、社会目标优先的市场经济机理建构
一般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匀质性的空间，而区域经济的重要特征则是，经济主体所处的市场空间具有很大的非匀质性。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而且是经济主体行为的非同质性。一般经济学将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的组织主体形态，抽象为“企业”和“政府”泾渭分明的两大类。前者高度类同于亚当·斯密所定义的“经济人”，其决策行为具有主观的自利性或利己性，是个人主义理性；后者是以社会利益为决策目标的集体理性或公共选择的组织行为人，体现集体理性。但在进行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时，由于本真理性关切往往强于工具理性关切，例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要大保护不要大开发”，决策选择更倾向于区域发展的本真理性关切目标。
因此，社会目标优先的市场经济机理，在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此，现实的组织行为主体，不能简单地抽象为“企业”和“政府”，而要重视各类组织行为主体的特质以及相互间的协同关系。例如，在归之于“政府”的领域中，有公务部门、公共公益部门、国有事业单位等，这些组织形态的决策目标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为第一责任和组织使命。在归之于“企业”的领域中，有以个体目标优先的“利己”性商业企业、具有特殊“主责主业”的国有企业、社会目标优先的利他性社会企业等。还有各类志愿者组织，居民互利互助组织等，所有的组织都有经济性，即市场生存能力，但使命和行为目标则各具特质。总之，在区域经济观察和研究中，对经济组织行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的考察，特别是对各类企业的经济性行为目标与社会性行为目标的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各类经济组织的参与，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有的倾向于“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的自由市场经济逻辑，有的更倾向于“主观为利他，客观也利己”的社会型企业经济逻辑，即以市场经济行为实现社会性（利他性）目标。对于社会型企业的行为调节，不是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而是社会性价格机理。其基本性质是：社会目标优先，以市场经济机制实现社会目标，并保持自身发展的可持续，而非以政府机制替代市场机制。这是新型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创新，体现为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生成。其实，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新型生产关系所表现出的各种新型市场经济形态的创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往往是由社会型企业的发达程度来体现的。即区域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由自利性企业（商业性企业）、利他性企业（社会性企业）、各类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志愿组织等，协同作用而共同满足的。
如前所述，人类生活特别是区域经济中的人类生活，必须适应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和新经济。科学家们相信，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高度发展，智能机器人的各方面能力都将逼近和超过人类，这一趋势有喜亦有忧。智能机器人将越来越具有经济行为人的功能，可以替代各种劳动，使产品和服务成本大幅度下降，经济效率大大提高。这一趋势将在区域经济生活中全方位地显著表现出来。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共同存在于一定的区域空间，形成“混搭”状态。这一趋势的另一面则是，智能机器人如果真的发展成为“微观”利益目标至上的经济决策行为体，那将是人类的灾祸。其危害性会远远超越人类行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非理性行为”所带来的灾祸。因此，社会目标优先、人类伦理优先，应是科技高度发达条件下市场经济机理的关键性特质。从经济学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机理叙事表达，“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已经不能适应新质生产力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运行机理。以宏观决策（政府行为）作为实现微观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和行为目标偏差性。因此，微观经济主体的多样性和域观化，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多目标、高质量和社会友好性。其中，社会企业是一类特别值得重视的新型企业类型。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企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最前沿的企业，例如OpenAI（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等,大都具有社会型（非营利）企业的性质，以体现人工智能发展服从全人类利益的伦理原则，而不会成为少数人牟利侵占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具。可以预见，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重大关切和担心，必然会凸显出来。对此，区域经济研究需有前瞻性，回答“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人高度发展的大趋势中，人类如何建构社会目标优先的市场经济机理”这一时代之问。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机理，将不会或不能是完全自发的过程，市场经济规则的建构性，将体现得更为突出。
在完全可以预见的数年后，生活于一些地区的人们，从早起开始，就生活在智能机器人相助的环境中。那时，智能机器人已经如家用汽车那样进入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甚至如手机那样，与每个人如影随形。不过，智能机器人不是普通的工具性设备，它是可以自行学习、思考和做出行为决策的。而对于智能机器人，自然人的行为和行踪则是完全透明的。自然人可能时时事事都要听从智能机器人的意见，就像今天的汽车司机，离开了智能导航，大概率可能迷路，或者不知道较优的路径是哪条？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和发展所实现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场景吗？
很显然，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规则的建构，不仅要尊重经济理性的优越性和高效率性，也要在许多领域（而且是越来越多领域）中遵循社会目标优先的原则。而从社会目标优先必然会推导为伦理优先，即首先要选择符合伦理的市场经济范式，才能建构起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行为规则。在这方面，区域经济学特别是对新质生产力率先发展地区的研究，将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协同研究的前沿，就像改革开放年代，对先行改革开放的试验区、经济特区等的研究，走在迎接改革开放的经济研究前沿那样。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5期 整理 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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