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食盐属国家严控物资，盐业专卖也是政府控制财源的方式之一。南通州一带因逼近场灶，城乡居民食盐一向不设官盐店铺，任由民众肩挑背负，小额贩运盐场灶丁余盐，相沿成俗。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淮盐运司在通州及近场各县设官盐栈，一年后却因无利而罢。
市民黄忠杰近日捐出一份纸品，原物已揉成一团，破损不堪，几不能识，找裱工修复后，基本恢复原貌。兹录内容如下（文字空缺或无法辨识者，以□代替）：
食户购买官盐路票（第 号）
今有食户陈□，购买食盐拾壹斤，凡持此路票为凭，通行无阻。设盐票不符，即以私论。隔日作废，以此为凭。
中华民国廿三年五月□日
石港大咸官盐宋元兴□□发
这张缮发于1934年的大咸官盐路票，长16.5cm、宽10cm，上印竖排黑色宋体字，并以图案圈边，票式颇为精美。故纸虽小，字也不多，但其中的“路票”“大咸”等关键词，却承载着一段重要的南通盐业史实。
图左起：大咸盐栈原貌；在2008年火灾中幸存的大咸盐栈（不久后竟被夷为平地）；修复后的大咸官盐路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与同仁集资收购吕四场李通源旧盐垣产业，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们又通过与其关系密切的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端方，获得提高牌价、在近场开办食岸的权利，实际取得了通、如、海一带食盐销售的垄断权，并于是年十月成立了专门的销售机构——大咸盐栈(一名大咸公司）。
据载，淮南盐远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统称“扬子四岸”，同时还行销于淮南食岸。淮南食岸分江宁、江浦等六县“外江食岸”及江都、南通、泰兴、盐城等15个“内河食岸”。外江、内河食岸的盐斤，由食商划分分别承销，这种专卖性质的食商，在淮南计有八家，其中的大咸负责分销南通、如皋、海门三岸，每年行销数额约为100万担。
作为食岸运商，大咸除在通城设有总栈，另于如皋、海门县城及较大市镇设分栈。如设有金沙（1918）、四安（1920）等分栈，而乡区小市则由盆户认额代销。其中，各分支盐栈也将盐斤批发给盆户，由盆户设盆或挑负零卖于乡村居民。
史载“石港居民，食盐多系小贩贩来，以其近于盐场故也。自（1917年）缉私营某船长到石后，对于职务异常认真，而小贩绝迹，居民几有淡食之忧”。幸于当年夏天在石港“新开大咸分栈，始有接济”，随后“又添设盆户多家”。
淮南为产盐最旺之区。但随着“海势东迁，卤气渐消，产额锐减”，民国元年（1912），两淮盐政张謇以额盐无多而裁汰石港场，就近并归于吕四、掘港两场。此后，旧日产盐区域亦改营垦务，通属总场办公处也由石港移驻通城，“至岸商悉由大咸盐栈承办……每年销盐数目，通如两岸约八千九引”（按：每引盐重，规定不一。如清代曾“以六百斤为一引，外加卤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装八包”。另据1915年《淮鹾月报》载，“淮南场商收捆灶户之盐数以桶计，计重二百斤，旧制两桶一引”）。又据1919年报载，当年包括石港在内的东部“各大镇盆盐林立，常以小船赴城，向大咸盐栈贩运而回。按日东大河内，莫不有此项船只来往也”。大咸营业之盛，可见一斑。
因通州海滨多盐场，盐产品取给方便。就味力而言，又有“广不如浙，浙不如淮”之说，亦见淮盐品质较好。故通州百姓吃盐是很有口福的。但自从大咸在市镇设立分栈后，官盐价格提高，导致私盐禁而不止。“私盐行，则官盐阻。”如1922年，“四安市大咸分栈因今年私贩充斥，官销停滞”。而石港官盐分栈则因“销数疲滞，呈请总栈停闭”。1926年9月，经瞿仰张等“以石港距离通城有六十里之遥，若无分栈，居户购盐，殊感不便，特集资呈请总栈再行开设”后才重新开秤。
私盐盛行带来的不仅是官盐销售停滞，更重要的是导致盐税大幅减少。为此，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盐税征收。如1931年3月，淮南盐运副使以各场裁并，曾“就南通石港设立稽征所，委任屈天壁为所长”。1933年，因时事多艰，地方不靖，“以致私盐充斥，官销无由起色，税收大受影响”。6月，南通县长叶震东会同扬州稽核分所税警第四区长邵少英，印发布告，劝谕“凡尔人民，所需食盐，务须各向就近销售官盐处所购买官盐，切勿贪图贱价，触犯禁律”。
同时，各地还设有缉私机构，并加强驻防，以严厉打击贩售私盐者。以上世纪20年代为例，因南通一带“地域辽阔，私枭出没”，淮南缉私局曾派淮南缉私水一营常驻石港，该营“所属各连分驻南通、如皋、东台各市镇”。而担任营长并驻石港者，先后有刘肇麒（1927）、许慎修（1928）、耿朝柱（1928）及杨椿林、程雪飞（1929）、赵玉山（1929—1930）等人。
1931年3月，淮南缉私局委任熊伟夫为水兵大队附，统率水兵大队第三中队及陆兵第二大队第六中队驻防石港。随后，缉私局又于5月委倪冲任石港淮南缉私水队队长。
为有效遏制私风滋蔓，当年还配套推行“路票”制度。这张“食户购买官盐路票”纸品，便是该制度的重要见证。1934年，财政部发布第7614号令，对淮南内河外江路票式样予以确认。同时，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训令，明确路票期限仍照1931年8月该部之规定，即“城区以给票当日为限，六十里内以两日为限，六十里多至一百里以三日为限，一百里以外以四日为限，均连给票之日统计在内”。而抗战前《大公报》曾载“凡购官盐者，均须发给路票，购盐多寡、所行路程，均载票上，以便检查”，各地多按此规定执行。对比石港路票内容，则与此基本一致。
又据1937年《盐务汇刊》，当年“路票计分三种：第一种两联，专备总栈拨盐至分栈之用；第二种三联，专备盆户或酱园购盐之用；第三种两联，专备食户购盐之用”。而石港路票显为其中的食户购盐专用。但对照两淮盐务稽核机关1936年工作报告，当年所用路票，存在“各栈自刊，且未经盐务官厅盖用钤记”之情形。这张石港路票，似乎就属于此种情况。
再看该路票的落款，虽末尾两字无法确认（疑为“分盆”），但“石港大咸官盐宋元兴”却清晰可见。查宋元兴，为石港著名商号之一，其主人宋海秋，曾任石北镇镇长，兼石港商会常委、石港花业公会常委、《石声报》社副经理，后于1930年辞去上述职务，专任宋元兴花行经理。那时的食盐，除了官栈，还可向官盆购买。而路票上的钤印告诉我们，当年的宋元兴，除了经营花行，设盆售盐，也是其业务之一。
的确，彼时的石港，除了大咸官盐分栈，还设有负责零售的官盐盆户若干。如1926年之石港“盆户，多至十余处”。但到1934年10月，第七区（石港）农会举行干事会议，讨论“各乡农会迭呈请求转函大咸盐栈，准予普设分盆，以维民食而免违法案”。议决结果为：“代电县党部、县政府、县农会，转咨扬州盐运署，迅令南通大咸总栈，准予普设。”而这张路票开具于是年5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宋元兴，应属石港为数不多的几家盐盆之一。
文字：羌松延
编辑：张檬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