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博：道统叙事与游酢历史地位的解构——兼论“程门罪人”说｜202410-74（总第2875期）

游酢与杨时同是程门立雪的名儒，在北宋后期二程学脉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自南宋以降，游酢著作大量散佚，门人后学稀少，其历史地位远不如杨时，南宋胡宏甚至斥言其为“程门罪人”。胡宏是胡安国之子、杨时之徒、程门正宗，他的指责非常严厉。沉溺佛学、背弃程子之学的形象严重解构了游酢在程门谱系中的地位。加之著作的亡佚、史料的碎片化，更有关于其被道宁禅师佛法折服的公案故事流传，使得游酢原本隐晦的儒者形象更加模糊。

近年来有学者对其沉溺佛学、“程门罪人”的问题作出辩驳，但由于史料有限，所有讨论多是将其所言的“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一段文字重新解释；并强调游酢言“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详见下文）；因此推断其并非真心好佛，而是为了从佛学内部攻破，维护儒学，故而深入佛学。仅有郭晓东教授在讨论朱子《中庸》学时注意到：“朱子认为游氏说《中庸》多有‘非儒者之言’。” 但并未涉及《中庸》学以外的思想史问题。其实从史料记载看，游酢晚年确实亲近佛学，甚至在其《论语解》中据佛说儒，违背程门之学。正因此，游酢在晚年遭到吕本中等程门弟子的责备。而且宋人指责游酢好佛，都是针对其晚年的行为，更具体来说是在北宋末的徽宗时代。我们自然不能用游酢早年向儒守道之言，论证其晚节。今人列举游酢跟随程子时崇儒的论说为其辩护，就值得重新斟酌了。

凡此种种，皆说明关于游酢历史形象和程门学统的建构与叙事，不但尚有未发之覆，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亟待澄清。通过文献辨证与理学叙事分析，对游氏见道宁、“程门罪人”等问题作正本清源式的梳理，才能揭示历史层累的构建下，游酢沉溺佛学的形象如何发挥效用，最终影响其在程门谱系中的地位。而此问题又是一个探讨宋代思想史中儒学叙事和史学遮蔽的绝佳案例。

上述吕本中所记的对话，更透露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以往儒学研究者为了替游酢申辩，往往只注意阐释“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之言，认为游酢是为了从佛学内部攻破其说，才亲近佛学。实际此段值得注意者，从对话开头可见，徽宗大观年间，在吕本中的观念中，游酢“更为禅学”已是公开的事实。所以其在信中径直对游酢言：“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 此外，吕本中还明确说过：“定夫崇宁间居和州，见本觉长老，实有所得。”崇宁（1102—1106）是徽宗大观前的一个年号，而崇宁、大观时期正是游酢晚年出知和州、历官江淮之时，其“从诸禅老”除诸多禅宗小品中记载的道宁之外，还有本觉禅师。

当然，有关游酢晚年沉溺禅学的指控远不止这些，诸多宋人的文献中皆有记述。如朱熹一再言及游酢晚年向佛，还特别说“游先生大是禅学”。为学界所熟悉的是，二程几位高足后来都有流于佛学的问题。如《朱子语类》载：“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于禅。” 又言：“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顶礼佛。” 虽然几位高足沉溺佛学深浅不同，但类似尹焞这样每日晨起礼佛，极类佛教信徒的弟子，后世的批评尚且不多，何至于独独游酢因为好佛而被斥责为“程门罪人”？

实际经过勾稽串联各类蛛丝马迹，我们明显可发觉游酢被斥“程门罪人”的问题远不止于过度沉迷禅学，更在于其背离二程师教，在学行义理上有离经叛道之嫌。

首先，我们先辨析一则对于游酢最严厉的指控。《朱子语类》载：

顷尝见《定夫集》，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更说伊川之学，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临终谓彪德美曰：“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个敬字。游定夫所以卒为程门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诚如其言。

依据胡五峰与彪德美对话，明确可知游酢“为程门之罪人者”，是在于“不仁不敬”。以往研究者为游酢申辩，往往认为胡五峰、吕本中、朱熹等的指责，是由于其沉溺佛学，才招来“不敬”“罪人”的误解。但实际朱子言论透露出的信息，远非单纯的沉溺佛学而已，毕竟类似尹焞这样每日晨起礼佛的弟子，也并没有遭受“罪人”的指控。“不仁不敬”的关键还是在于朱熹前文提及的：“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更说伊川之学，不如他之所得”。

此外，亦有两条重要的文献可以印证朱熹之言。一者，汪应辰曾云：“定夫于程氏无所得，后见某长老，乃有得也。” 汪的言论与吕本中、朱熹的话若合符契，即游酢晚年受到某长老（可能即本觉）之影响深重，甚至表示了于“程氏无所得”而得于长老。这也正是吕本中特意致信游酢，探讨佛儒之辨的背景。

于此不难想象吕本中见闻这位同门背离师说而气愤不平的情形，毕竟吕氏一门与程子渊源极深：吕本中祖父吕希哲很早就拜入程颐门下；其父吕好问亦是程门后学，与杨时并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吕好问）”；吕本中自己也是程门正传，自幼就秉承家训。因此再观吕氏“吾丈既从二程先生学，后又从诸禅老游，则二者之间必无滞阂”之言，分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斥责。毕竟程门于佛老如此丘壑分明，岂可“二者之间必无滞阂”。还值得注意的是，汪应辰从学于喻樗、胡安国、张九成等人，喻、张都是杨时的传人，并且汪应辰与吕祖谦、朱熹、张栻等过从甚密。结合汪应辰、朱熹、吕本中、胡安国等相互印合关联的表述看，游酢背弃师说、崇信禅老之事，当时在二程门人后学圈中，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其次，除了从游禅老之外，游酢背弃师教的例证亦见于其著述。最有力的佐证是《朱子语类》载：“游定夫有《论语要旨》，‘天下归仁’引庞居士云云。黄简肃亲见其手笔。” 此则文献很值得推敲。原本“天下归仁”是指《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众所周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门教化的重要心法，是孔子仁论的核心内涵。然而，游酢《论语要旨》中阐释此节，却是援引“庞居士云云”来立论发挥的。庞居士即是唐代庞蕴，曾随石头、马祖等高僧参禅，素有“东土维摩”之称，有关他的禅机语录流传颇多。朱子特别拈出此则，显然是指摘其用禅宗学说阐释《论语》，离经叛道，亦非程门之学。

或许会有人申辩言，游酢引“庞居士云云”内容不明，亦可能是其作破禅崇儒之论。但实际上，朱熹的论著中还有两条值得注意的文献材料，涉及游酢阐释“克己复礼”的文字，可以重现游酢《论语要旨》中的问题，很有必要缀联比勘。

其一，朱熹《四书或问》载：

至于游氏之说，以为视人如己，视物如人，则其失近于吕氏。而无天序天秩之本，且谓人与物等，则其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以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者，则又陷于释氏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

朱子批判游氏之语，我们大体可以提炼出游酢的两个要点：一是“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谓人与物等”，此对应《论语》中“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一句。二是“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此对应“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句。

虽然朱熹对这两点都做了批评，但实际反映的问题并不相同。前者“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谓人与物等”的问题主要是近似于墨家兼爱之学，朱熹斥责的“害于分殊之义为尤甚”即是基于此。后者所谓“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云云，则正是落入了禅宗“顿悟之说，以启后学侥幸躐等之心”，也是朱子激烈驳斥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流传的游酢《游廌山集》卷一解《论语》“颜渊问仁”条下，不仅保存了这些文字，原文上下的阐发互相连贯，亦有立说醇正之处。其云：

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之为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则汩于忿欲，而人道熄矣。诚能胜人心之私，以还道心之公，则将视人如己，视物如人，而心之本体见矣……且心之本体一而已矣，非事事而为之，物物而爱之。又非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也。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无适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于此不免使人疑惑，游酢阐释“颜渊问仁”章的文字固然不如朱子所言邃密纯粹，但并没有明显的溺于禅学。虽如朱子指出，“非必积日累月而后可至，一日反本复常，则万物一体”云云有近似禅宗顿悟之学的嫌疑，但游氏开端立论依然是据孟子“仁，人心也”之言，并主张“仁之为言得其本心”“心之本体，则喜怒哀乐之未发者是也”。这和《中庸》所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等并无悖逆。而朱熹在答张栻书中“论释氏不见心之失”时，也强调“心为大本”“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反对“谓此心之外，别有大本”。

总体来说，游氏的阐释中没有直接宣扬佛学，亦无引用“庞居士”之言，更看不出所谓“极说得丑差，尽背其师说”。此与上述众多程门后学的批判和宋代文献的记载岂非矛盾？

实际上并非矛盾，而是游氏离经叛道的言论被掩盖遮蔽了。现今所见游酢集中的这段文字，恰恰是经过朱熹亲自删节的！此正是值得注意的第二条重要材料，据《朱子语类》载：

定夫以“克己复礼”与释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旧南本游氏《语解》中，全用佛语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象言“克复”，则与下截“非礼勿视”四句有何干涉。

朱熹的言论留下了几点重要的信息。一者，更加佐证了旧本游氏《论语解》中“全用佛语解此一段”。二者，今传本中不见佛语、庞居士之言，亦不见“极说得丑差”，是出自朱熹的删削。这无疑更提示我们，游酢文集遗著现今流传仅有四卷，其大量经解、论说散佚不存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朱熹的删定。后世流传的是“洁本”，而原本“极说得丑差”的文字已被人为删去。而如学界所知的是，《二程遗书》《张栻文集》《谢上蔡语录》等程门的诸多重要著作，都是经过朱熹后来编辑和修订的。如今来看，游酢的著作亦如此。既然其说佛的文字被朱熹删去，那么今人再根据其文集中没有崇佛文字，论证游酢并不崇佛，显然也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