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胡瑗、孙复、石介撰，张义生、陈植锷点校：​《宋初三先生集》出版｜202410-77（总第2876期）

 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著作合刊 

 研究宋代思想、文学、文化的重要资料 

中华书局，2024年9月   

ISBN：978-7-101-16803-7

一、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传世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多个领域，是研究宋代哲学思想、文学文化、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现采用全式标点予以整理，整体推出。

二、全书结构合理，《胡瑗集》《孙复集》《石介集》分别撰有前言、凡例和附录，便于读者深入完整地了解相关情况。

“宋初三先生”，特指北宋真宗、仁宗年间的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徂徕先生石介。因三人同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故学界常将三人并列。现将三人传世著作加以整理，整体推出。具体来说，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皇祐新乐图记》及散见于他书征引的《中庸义》、春秋学等，孙复的著作主要有《春秋尊王发微》《孙明复先生小集》及散见于他书征引的易学、诗文等，石介的著作主要有《徂徕石先生文集》及散见于他书征引的易学、春秋学、诗文等。

所用版本，《周易口义》以康熙二十六年李振裕白石山房刻本为底本，以《四库》本为校本；《洪范口义》以嘉庆十三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为底本，以《四库》本为校本；《皇祐新乐图记》以《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录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为底本，以《四库》本为校本；《春秋尊王发微》以康熙十九年《通德堂经解》本为底本，以《四库》本为校本；《孙明复先生小集》以乾隆四十年杏雨山堂刊本为底本，以徐坊校跋本和《四库》本为校本；《徂徕石先生文集》以光绪十年济南尚志书院刊刻潍县张次陶所藏明人影印宋钞新雕《徂来石先生全集》二十卷为底本，以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四月燕山石氏刻本等为校本。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

孙复(992-1057)，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世称泰山先生。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人，世称徂徕先生。

张义生，2010年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供职于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著述有《宋初三先生研究》《石介易学思想研究》等。

陈植锷（1949-1994），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4年考取博士学位，曾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诗歌意象论》《北宋文化史述论》《唐诗词汇意象论》《宋学通论》等。

上册

出版说明

胡瑗集前言

胡瑗集凡例

文渊阁四库全书周易口义提

序

安定先生行实

宋神宗御题赞

又赞

资政殿学士范仲淹拜赞

中岳外史襄阳米芾拜赞

集贤学士司马光拜赞

宋学士文天祥拜赞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发题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上经卷第一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上经卷第二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上经卷第三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上经卷第四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上经卷第五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下经卷第六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下经卷第七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下经卷第八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下经卷第九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下经卷第十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系辞上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系辞下

安定先生周易口义说卦

中册

洪范口义提要

洪范口义卷上

洪范口义卷下

钦定四库全书皇祐新乐图记提要

皇祐新乐图记卷上

总叙诏旨篇第一

皇祐律吕图第二

皇祐黍尺图第三

皇祐四量图第四

皇祐权衡图第五

皇祐新乐图记卷中

皇祐镈钟图第六

皇祐特磬图第七

皇祐编钟图第八

皇祐编磬图第九

皇祐新乐图记卷下

晋鼓图第十

三牲鼎图第十一

鸾刀图第十二

皇祐新乐图记跋

皇祐新乐图记后序

胡瑗集辑佚

孙复集前言

孙复集凡例

孙泰山春秋尊王发微序

举张问孙复状

孙先生墓志铭

魏安行跋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一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二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三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四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五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六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七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八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九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十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十一

春秋尊王发微卷第十二

孙明复先生小集叙二首

孙明复先生小集目录

孙明复先生小集

孙明复先生小集跋

孙复集辑佚

下册

石介集前言

石介集凡例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四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六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九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二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四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五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六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七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十

石介集附录一

  佚文   

石介集附录二

  志传 年谱

石介集附录三

  序跋 祠记

石介集附录四

事迹 评论

石介集补遗

北宋前期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和徂徕先生石介，学者多认为他们是理学的先驱，是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故将其合称为“宋初三先生”（朱熹语）。现将三人传世著作予以整理，并对各类文献引述到的相关资料做了辑佚，以“宋初三先生集”为书名合刊出版。其中，《胡瑗集》、《孙复集》由张义生先生整理，《石介集》由陈植锷先生整理。《石介集》于一九八四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所用书名为《徂徕石先生文集》，为与其他二位先生的著作名称一致，改为今名。陈植锷先生已经去世多年，《石介集》在内容上的明显讹误或体例上的不妥之处，由编辑部加以校改，《石介集补遗》则由张义生先生完成。在此，向张义生先生和陈植锷先生之女陈丹女士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致以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二四年七月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尝讲学家乡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介出身农家，高、曾以来，耕田为业，豪于乡里。其父石丙（九六九 —一○四○）开始做官，但到六十多岁才当上县令。介有一兄（亡其名），三弟企、会、合，三子彭哥、川哥、徕哥，其一学名为师讷，俱不显。

真宗景德二年（一 ○○五），石介出生于本乡；仁宗天圣八年（一 ○三○），二十六岁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庆历五年（一 ○四五）七月以疾卒于家，终年四十一。有《徂徕集》二十卷传世。

……

上面分四个时期简单地介绍了石介的生平，现在再就他的文学创作谈谈他的思想。

石介死后二十一年，欧阳修为他撰写了一篇感情充沛、文辞优美的墓志铭，其铭云：

徂徕之岩岩，与子之德兮，鲁人之所瞻。汶水之汤汤，与子之道兮，愈远而弥长。道之难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万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与臧仓。”自古圣贤皆然兮，噫！子虽毁其何伤。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此处赞美石介，指的是“道”、“德”，而不在文章。统观《欧阳文忠公文集》中与石介有关的诗文，大抵都是评论石介的从政和为人，而绝少赞赏他的文章，这篇旨在对石介的一生作出总评价的纪念文章亦复如此。近时一些文学史论著以石介为北宋古文运动中辅翼欧阳修的一员健将，大抵是因为他写了一组极论排佛老、斥时文（杨亿）而以言词激烈著名的《怪说》上、中、下，而这两个基本思想，贯串了石介的全部著作乃至他的一生。

反对佛、老和骈文，本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个显著标志，石介既有极力颂扬自周公、孔子、孟轲、扬雄到韩愈的道统、文统之语，又有《怪说》之类反对佛、老与时文的述作，其为后人排进古文家的行列，是极自然的。但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导的欧阳修并没有表过这个态，这也是事实（欧阳修与尹洙、苏舜钦等认识亦在天圣八年前后，尝论与彼等相与作为古文于天圣中而不及石介）。而且统观石介的创作实践和思想，同北宋其他一些著名的古文家（如在他之前的王禹偁和在他之后的苏轼等人）也有明显的差别。

先说排佛、老。唐代古文家反对道、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和目的。其一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要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其二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反对佛、老之徒的浪费和不事生产。宋代古文家之于佛、老学说的本身，在态度上则已有所不同，苏轼、王安石等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前人论之已详，即如在宋初开创了以骈散结合、平易畅晓为基本风格的宋代散文独特面目的王禹偁而论，其反佛的主要目的，也侧重在社会经济方面。他在至道三年（九九七）所上的应诏言事疏中论“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曰：

假使天下有僧万人，每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费，岁有一万匹之耗，何况五、七万辈哉！而又富僧巨髠穷极口腹，一斋之食，一袭之衣，贫民百家未能供给。此〔辈〕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战，不造器用，不通货财，而高堂邃宇、丰衣饱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皇朝文鉴》卷四二）

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一三、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统计，到天禧五年（一 ○二一），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再加上道士、女冠二万多人，真是个庞大的数字，其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之严重，可想而知。在这个意义上讲，古文家们反对佛、老，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石介的反对佛、老，其侧重点却不在这里，以其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怪说上》为例，其文略云：

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于君，子敌于父，可怪也。夫中国，圣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发左衽，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可怪也。夫中国，道德之所治也，礼乐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经之教行焉，妖诞幻惑之说满焉，可怪也。

可知其反对佛、老，目的主要在于捍卫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而并不在佛、老之徒本身。此与孙复以佛、老之盛为“儒者之辱”（《孙明复小集》卷三《儒辱》）的说法正同。这一点《怪说下》说得更加直截了当：

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吾以攻乎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与杨亿也！

这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卫道者的架势，与其说是为古文运动从思想上开辟道路，毋宁说是在开两宋道学家的先声。虽然，石介反对佛、老，诚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图在。

赵宋建国之初的两位君主太祖、太宗，都是雄心勃勃力图恢复唐朝强盛时期疆域的帝王。到了真宗时代，以澶渊之盟为标志，宋王朝已渐渐露出怯懦的样子来。当时，一般具有爱国热忱的士大夫，对民族问题十分敏感。他们一方面搬出华夏大一统的旧训来推动朝廷继续向北发展，但在北方民族越来越强盛的现实面前，一方面又本能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这反过来又促使他们对华夏正统的倾心和狂热的宣传。而石介的反对佛、老，也正是提高到“尊夏攘夷”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来论述的。他在《中国论》（《徂徕集》卷十）一文中说：

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

为了把思想文化上的排斥异端同民族问题上的排外主义等同起来，连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老聃，也成了夷人。显然，这里的讨论已不单纯是思想文化问题，更多的倒是时事政治了。从今天的立场上看，石介此论，自然有悖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而其独尊儒学、排斥一切其他思想学说和外来文化，也显得偏狭和保守，但在当时，西夏元昊阴谋南犯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后来终于在宝元元年（一 ○四○）爆发了西北边境战争。石介的这种宣传，对于加强民族意识，保护华夏文化，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假如说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运动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南宋前期的蓬勃开展，可以看作是民族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一种积极反映的话，那末，石介、孙复等人的排斥佛老、“尊夏攘夷”活动，已经给朱熹他们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再说斥杨亿。石介排佛、老既提高到维护华夏文化这个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其斥杨亿亦复以保守儒家传统为出发点。《怪说中》略云：

昔杨翰林（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

大家知道，杨亿在宋代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开创了西崑体而以“词笔冠映当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引宋真宗赞杨亿语），并没有在哲学上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即所谓杨亿之道来取代儒家之道。而《怪说中》后文斥责“杨亿之道”的具体表现，也仅是“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而已。此处所言，乃指杨亿之文而非杨亿之道，是很明显的。然则，石介是把“文”跟“道”当作一样的东西来看待了。这一点从徂徕集卷一九祥符诏书记看得更清楚：

故杨翰林少知古道 ……然以性识浮近，不能古道自立，好名争胜，独驱海内，谓古文之雄有仲涂（柳开）、黄州（王禹偁）、汉公（孙何）、谓之（丁谓）辈，度己终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为，远袭唐李义山之体，作为新制。杨亦学问通博，笔力宏壮，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质，非化成之文，而古风遂变。

在石介看来，古道即古文，不为古文即反对古道。道即是文，文即是道。

唐代古文家论文，有所谓道统和文统，韩愈的原道和进学解，可以分别作为这两方面的代表。在他们的心目中，道统和文统原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入宋以后，柳开首先将两者合而为一。他的应责有一段代表性的言论：“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河东先生集》卷一）石介则进一步把它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

对于石介的这种态度，欧阳修在当时就不以为然（详《与石推官第二书》）。后来，苏轼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九《议学校贡举状》）

东坡之辞，虽不免偏激了一点，但却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的文学创作，尽管艺术形式千差万别，哪怕古文也好，骈文也好，在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道）服务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对此，早在宋初的张咏就曾经做过爽快的自我表白：“视文之臧否，见德之高下，若以偶语之作参古正之辞，辞得异而道不可异也。或谓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乖崖集》卷七）欧阳修也曾说过：“偶俪之文，苟合于理，也未可非。”（《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三《论尹师鲁墓志铭》）

杨亿、刘筠的许多作品，的确存在着“好今以荡”、片面追求形式华丽的错误倾向，西崑体的追随者专门从这一方面下工夫摹仿，更是应当加以否定的。正如庆历三年（一 ○四三）王安石所批评的：“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六《张刑部诗序》）其毛病在于过分讲求表现形式而妨碍了文章内容的表达（“属情藉事”）。石介等人因此而否定一切带艺术性的东西（《徂徕集》卷二十《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借颂扬士建中而剖白自己的文论主张说：“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就滑到了另一条岔道，即张咏所谓“好古以戾”上去了。到了后来的朱熹，这一观点遂发展成为“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的典型的道学家文学观。平心而论，哲学家作文，主要依靠抽象思维，只要条理清楚、讲说明白便好，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修辞方法，反倒有“以文害道”之嫌；但因此而要求文学家的创作也不能讲求艺术性，同样不符合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

近代论者，多以石介同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站在诗文革新的立场上跟西崑体作斗争。其实，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骈散结合、平易畅晓的散文特色的确立，倒是在反对杨、刘等人为首的华靡文风，同时又坚持反对柳开、石介等人为代表的怪僻文风这样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形成的。作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苏轼，在嘉祐二年（一 ○五七）及第时所说的一段话，简直是对此做了总结性的说明：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东坡集》卷二六《谢南省主文启欧阳内翰》）

而早在庆历六年（一 ○四六），权知贡举张方平就在奏疏中指出：

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寖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

以张方平此说参之前引东坡几次议论，可见当时文章家对石介的一般看法。但两宋理学家们则是另外一种说法。早在北宋中期，二程就十分尊奉石介，念念不忘（详《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南宋朱熹则称：“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明《永乐大典》卷三○○一引《朱子语类续》）在他看来，石介的成就甚至连古文运动的开山大师韩愈都比不上，更毋庸说后来的苏轼等人了，原因是韩愈他们“只是说文章”。由于文学观的差异，其所见不同一至于此！这样看来，与其把石介视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闯将，倒不如把他说成理学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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