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宋代苏州（平江府）城内分为四“厢”与十“乡”两种相互叠压的区划。自明清至宋元回溯考察，可知明清四“隅”继承了宋代四“厢”，是附郭县管辖的赋役、治安管理单位，“图”是在“隅”的框架下划分的，延续了宋代“厢”下编排保伍的方式；自北宋废除乡里制后，十“乡”去组织而存区划，明清时期成为以土地庙为中心，以土地会首为头目的“民俗文化社区”。明代苏州府城之“乡”被纳入“图”的体系中进行规范，“乡”与“厢”（“隅”）经历了由叠压到联结的转变过程。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29-42页，注释从略。 一 引言
县以下区划作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组成部分，是皇权与基层社会直接互动的基本单元，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县以下区划可分为城市型和乡村型两类，由于制度史方面的资料相对丰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县以下区划（或基层组织）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对城市基层区划的探讨则有所不足，许多基本史实尚未厘清。包伟民指出，宋代“作为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坊区，究竟如何组建，它与前期的乡里、后期的保甲，相互之间如何衔接、配合，其存世记载就要比当时的乡村还要零星稀少”，点明了宋代城市基层区划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复杂程度。然而，相比于大多只能依靠文献解读来展开研究的乡村型区划，古代城市具有物理空间结构稳定，历史地名延续性强，以及地志与地图资料相对丰富等特点，更适合作为县以下区划平面空间复原研究的对象。以往关于城市基层区划的研究首先集中于唐代都城“坊市制”、宋代城市“厢坊制”等问题上，积累了颇有见地的成果，但由于制度史方面资料相对缺乏，文献中已经地名化的旧基层区划名与新基层区划名的混淆难辨，导致一些基本问题仍待阐释。近来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运用，注重在绘制城市历史地图的基础上，按由今及古的步骤，从空间的角度梳理各类城市型县下区划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其经验值得应用于更多的研究案例当中。
作为衙署驻地和人口密集区，中国古代城市型县下区划与乡村地区相比有明显区别，但同样作为赋役征发的基本单位，又与乡村地区关系紧密。唐宋以后基层组织的历次变革，城市区域自不能免，因此在长时段的视域下考察城市型县下区划的变迁，是中国古代基层区划研究的有效路径。对于宋代城市基层组织而言，“从一些历史现象的后世走向，回溯其与两宋时期的联系，也可以使我们对于那些仅据宋代资料看起来隐晦不显的一些内容，有更多的认识”。宋至清代的苏州城作为两浙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具有规模较大、形态稳定、传世史料丰富的特点，且前人在城市史料整理方面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可作为府州级城市县下区划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 明清苏州城内基层区划的宋元遗迹
县级以下的城市基层区划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不宜以朝代分期。明清时期苏州城内的基层区划包括“隅”“乡”“图”等，其中“隅”完全承袭自宋代之“厢”；“乡”与宋代相比，虽然数量不变，但区划变化较大；而“图”作为明清苏州府城中最基本的联民单位，又与“隅”“乡”关联密切，此类区划皆保留了大量宋元“遗传基因”。因此，在宋元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可以自明清基层区划入手，利用其历史延续性进行回溯考察。而其中首先要对清代“图”界进行比较精确的复原，作为研究“隅”“乡”以及回溯宋代“厢”“乡”的基础。通过细致比对存世史料可知，清代苏州府城内的“图”大致以同治末至光绪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相对稳定，而后一时期变动频繁。绘制于1880年至1898年的几种苏州城市地图中，详细标注了城内所有的“图”号，对比这些地图可以发现，1880年之后苏州城内的“图”界屡有变动，且1880年绘制的《苏州城图》与成书于1874年的同治《苏州府志》和《长、元、吴阖邑都图》（下文简称《阖邑都图》）关于苏州城内“图”界的记载出入甚大。可见在这6年中，苏州城内的“图”界经历了大幅调整。乾隆二十六年（1761）编修的《元和县志》作为同治之前唯一详细记载苏州城内元和县“图”界的史料，又可与同治《苏州府志》《阖邑都图》所载信息互相对照，通过比对可知，乾隆《元和县志》所载附郭元和县各“图”与同治间元和县“图”界差别甚微（详见图1 所示），表明乾隆至同治间苏州城内“图”界是相对稳定的。即便在雍正二年（1724）江南地区大规模升州析县的政区变动中，苏州府从长洲县内析出元和县，都是以“图”为单位来分割的，就连长洲县治都随其所处的“地二图”一并被纳入元和县境内，成了一块在元和县的飞地（见图1）。说明：据张英霖主编《苏州古城地图》“图版说明”第32页1940年《吴县城厢图》改绘，图3同；图中箭头符号指示乾隆间相关色块所属图号。由此可知，至少在清乾隆至同治间，苏州府城内的“图”界并未遭受大的扰动。因此，本文选取同治十三年（1874）作为晚清苏州府城内“图”界复原的时间断面，以同治《苏州府志》及《阖邑都图》为核心史料，追溯更早时期苏州城内的基层区划。通过详细考证定位约500个地名，绘出该时间断面苏州府城内的“图”界（图1）。除个别“图”后来分为上、下“图”之外，苏州城内其他诸“图”在1761年至1874年间变化并不算大。明代苏州城内之“图”与此亦颇相吻合。崇祯《吴县志》载：“城中两邑并峙，有役率均，吴民应役每先，以在西则呼摄便尔，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南号差不及北，以地有间隙，稍远市廛。”由图1可见，苏州城北“图”数多于城南，且区分上、下“图”号者皆在城北，正印证了此文的描述。最早系统记录苏州城内“图”号的地方志为正德元年（1506）编修的《姑苏志》，而这些“图”至晚在明初便已存在，且以“图”为单位，设置了维持城市治安的“警铺”。在成书于洪武十二年（1379）的《苏州府志》中，尚不见以“图”为名的城内基层区划，则城内各“图”字号可能始于洪武二十年（1387）。是年二月，“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进鱼鳞图册”，该“鱼鳞图册”“图以田之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这或为明清苏州城内各“图”字号的由来。明代苏州府城内延续了宋元时期的四“厢”区划，而改设为四“隅”，与宋代相比，除名称不同外，其区划界线基本不变。宋代平江府设四“厢”管辖城内，这一基层区划为元代继承，《元一统志》载：“在城地，旧设四厢以领民事。归附国朝之初，设四厢。至元十四年，改隶录事司，以在城民户属之。”这一制度在元末又为张士诚沿袭，洪武《苏州府志》载，朱元璋攻取苏州之后，“除录事司，四隅分隶吴、长洲二县”。又载“郡城中地，王既已界为四隅之坊巷矣，其在郭外者，厘为七县，各具于乡村里保”。可见明初苏州府城内之“隅”仍为主要的基层管理区划。明代苏州城内四“隅”分别以“西南”“西北”“东南”“东北”为名，前两者属吴县，后两者属长洲县，四“隅”界线相交于乐桥附近，“以城内乐桥正居市心，故就桥下少北十字街，界其坊市为四隅”。这一划分方式显然延续了宋代的四“厢”格局，南宋《吴郡志》记录城内诸坊时，虽未明言各“厢”界线，但同样以乐桥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类。正德《姑苏志》所记苏州府城内的街巷、桥梁，亦以四“隅”区分，且比对各“隅”之内所含街巷、桥梁等地名，皆与上述“隅”界完全相符，证实了明代苏州府城四“隅”，是以乐桥稍北的十字街为界，相对规则地区分城市区域的基层区划（见图3）。崇祯九年（1636）成书的《吴中水利全书》以苏州府城内四“隅”为单位，绘制了4幅河道地图（见图2），清楚地标出了四“隅”的界线，另注文云“全城之内虽两县东西各半，然地址河道，长洲治其六，吴治其四”。以此划分城市河道的治理责任，可见在此类役政的管理方面，也是以四“隅”为单位进行的。图2 《吴中水利全书》附图所见苏州府城四“隅”界分
说明：据张英霖主编《苏州古城地图》“图版说明”第14-15页附图拼接绘制；图内相应位置以“从街分界”“从河分界”“南西南隅本县境” “北西北隅本县境”等文字标出四“隅”界线。明代的“隅”是“图”的上层单位，其功能在一些方面略同城外之“都”。明初苏州府在其所属乡都皆设置申明亭，以供“老人奉县檄坐勘公事”，洪武《苏州府志》载：“申明亭，在城四隅各置一所，各县每都亦各设置。”显然将“隅”视为与“都”同级的民政处理单位，这与宋代之“厢”的职能是相似的。从各方志以“隅”为单位记录坊巷来看，“隅”之下的最底层单位和“图”一样，皆为街巷，嘉靖《吴邑志》载：。西南隅二乡：丽娃乡南宫里，管图九······永定乡安仁里，管图六······
西南隅（笔者按：为“西北隅”之误）二乡：凤凰乡集祥里，管图七······大云乡庆云里，管图四。
此文似乎表明苏州府城内的县下区划是“隅—乡—图”结构，但实际上，“隅”与“乡”在区划上并不能相互对应，如嘉靖《吴邑志》虽将永定乡安仁里记于西南隅，但其下属地物大多位于西北隅，且崇祯、康熙、乾隆3种《吴县志》皆言永定乡在“西南、西北隅”；又如凤池乡澄胥里、乐安上乡仁寿里均跨有东南、东北两“隅”，表明“乡”并非是“隅”管辖的一级单位，方志之文仅为其地理位置的表述而已。明代苏州府城内的县下区划层级实为“隅—图—街巷”，这是附郭县在城内的差役、治安、民政等事务的管理体系。
结合图1和图3来看，明清时期苏州府城内的“图”是在四“隅”的框架下以街巷为基本单位对住宅和土地的划分。四“隅”作为明代苏州府城的民事管理单位，受其管辖的“图”，必然在各“隅”的范围内界定其区划，前引崇祯《吴县志》云：“在城之‘图’以南、北为号，各分元、亨、利、贞，以统部居民。”可见“南”字号“图”和“北”字号“图”是分别以吴县“西南隅”和“西北隅”为单位细划的，这在图1中仍有体现：二隅所分的图号均自城中心开始，按元、亨、利、贞顺序逆时针旋转排列。这恰在空间形态上证明了“隅”在城市管理的实际运作中是“图”的上层区划。图3 宋至清代苏州城内十“乡”区位比较
说明：不同色块表示清同治间十“乡”区划；黑底白字序号对应表1宋代地名；其余序号对应表2明嘉靖间吴县地名。
可见，明代苏州府城四“隅”所沿袭的并非只有宋代四“厢”的界线，上述“隅”区在城市管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自宋代，但宋代城中之“坊”却不是明清之“图”的前身。南宋绍定间平江府城各“厢”之下的“坊”，并非区划之名，而是坊额建筑及其所处街巷的统称，这在刻绘于绍定间的《平江图》碑中已有确证，因此这种“厢—坊”结构实即“厢—街巷”结构。南宋平江府城区面积大，人口多，一“厢”的辖区面积可与许多州级城市相匹敌，其催税、治安、词讼、火政等基层事务繁杂，势必要分出次一级区划以分摊政务。因此“厢”区之下实则另有编户单位，史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程俱知秀州时，在城内编排保伍，称“近城中排比保伍······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过六次······建康、平江、杭州皆以保伍夜巡，已有成效”。证明南宋平江府城与其他城市一样在城内实行了保伍之法，即以5户为1伍，25户为1大保，10大保为1都保，1都保合计约250户，只是其具体情况史籍缺载而已。宋代以户口为单位将相邻住宅编排成保，并实现了大保信息的地图化，保最终由联户组织变为相对稳定的基层区划。上述明清“图”界在四“隅”的框架下被划分，其做法显然承袭自宋代。 三 南宋平江城内十“乡”区划及其沿革
如前文所述，南宋至元代的平江府（路）城分设四“厢”，作为城内治安与烟火公事管理单位，与之后的明清时期相同的是，城内已存在十个“乡”，且“厢”与“乡”在空间上呈现相互叠压的状态。“厢”这一通行于宋代州级治所城市的基层区划，学界一般认为始于中古时期的军队编制与城市治安制度，大约在晚唐五代时期推行于地方府州。而“乡里”的历史则更加久远，自宋代之后苏州城内同时存在“厢”（或“隅”）与“乡”这两种区划，是新旧区划的叠压现象，且这种现象在宋代州级城市中实为常态。鲁西奇认为，“宋代乡里制度的基本结构，乃是一种双重体制，即作为户口赋役籍账编制单元的乡—里和实际负责赋役征科与治安事务的管—耆、都—保并存的体制”。唐代城市的乡里为编户催税单位，而在其后逐步走向虚化。见载于唐《吴地记》的在城“乡”有丽娃乡、大云乡、干将乡，其中干将乡之名还在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得到印证，显见南宋平江府城内的乡里制度承袭于唐代，南宋以后沿袭不变的城内十“乡”之名则最早在北宋《吴地记后集》中已有记录。宋代平江府城的“乡”之后皆缀以“里”名，构成一乡一里的特殊现象。学界一般认为，北宋废乡之后，每乡只有里正一人，乡、里实际合为一体，一乡一里的情况因此偶见于文献记载。近来有学者提出北宋至和二年（1055）所废者为“里正衙前”而非里正，即里正的“主管官物”职能被废，并根据鄞县一乡一里的情况提出“这应该是唐代中期以后乡制不断虚化和宋开宝七年（974）废乡的结果，废乡之后，里正代行原乡长职能”，因而出现一乡一里的情况。从宋代平江府城来看，《吴地记后集》所记者只有乡名而无里名，北宋元丰七年（1084）成书的《吴郡图经续记》中，最早出现一乡一里的固定名称。文献中平江府城之“里”一般指街巷，如“陆龟蒙······始居郡中临顿里”，“吴云公雅善诗词，居城东之临顿里”，“临顿里”即南北向的临顿路及其相连支巷；又如“大云乡庆云里”之“庆云里”，实即官厍巷，“丽娃乡南宫里”之“南宫里”应为南宫坊（即书院巷），等等。这些“里”（街巷）或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被作为“乡”名的固定后缀，但由于史料不足，尚难断言。在乡制虚化之后，苏州城内之“乡”仍延续至清末，欲探讨其原因，则需分析其区划和功能的演变情况。宋代平江府城内的十“乡”在方志中仅录其名，关于“乡”的信息散见于金石铭文、佛经尾跋等文献，笔者在王謇《宋平江城坊考》的基础上予以补充，整理出宋代平江府城内十“乡”相关史料（见表1），并将其中相关地名定位于复原图中（见图3），可与明清时的情形互相比较。![]()
说明：整理自王謇撰，张维明整理《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的屋勝「影印宋磧砂藏經の尾跋について」、『日华佛教研究年报』第一年特辑号、1936年；表中各地名以序号形式定位于图3中，以表示相应地名在城中的位置，表2同。相比于宋代史料对十“乡”的模糊记载，明清方志的描述要更为明晰。如前所述，明清方志中的“乡”被列于“图”之上，往往以数“图”之地合为一“乡”，因此可由“图”的区划拼合出清代十“乡”的空间范围（图3），并由此考察宋、明之“乡”的异同。明代文献缺少对苏州府城基层区划的详细记载，仅可据嘉靖八年（1526）《吴邑志》的记录（见表2），以吴县在城四“乡”为例，对比明代与清代“乡”区的不同。说明：整理自嘉靖《吴邑志》卷4《乡图都分户口田赋并杂附等》第292-293页。从图3可见，嘉靖时丽娃乡南宫里所属地名基本皆在清代丽娃乡范围内（序号5稍偏）；明、清永定乡安仁里虽大部吻合，但与其相邻两“乡”却存在部分交错之处（嘉靖间永定乡序号A、D、Q在清代丽娃乡边缘，序号L、R在清代凤凰乡内；嘉靖间凤凰乡序号［4］［6］［12］［24］在清代永定乡内），凤凰乡集祥里与大云乡庆云里同样如此（嘉靖间凤凰乡序号［22］在清代大云乡内，大云乡序号①在清代永定乡内）。由此可知，清代苏州府城内的“乡”区对明代既有继承，又有调整，这实由其下层的“图”区所决定。图3所示的宋代十“乡”地名位置与明清“乡”区相比，其位置大致相同，但界线却有所变动。其中位于府城北部的“大云乡庆云里”可清楚地展现宋至明清苏州“乡”区的变化，表1引南宋遗民徐大焯所著《烬余录》描述了该“乡”的范围：自阊门流入，至齐门流出的古桃花河，其西北直抵城墙，皆为著名的“桃坞”之地，也是大云乡的全部乡境。其所述者当为宋代吴县所辖的大云乡境，明清时期的吴县大云乡已不再以古桃花河为界，而变为其下属各“图”的界线，显然“乡”区至晚在明代被重新调整，新“乡”区的划界依据则是“图”这一官府划分的基层赋役单位。学界普遍认为，南宋绍兴经界法推行之后，“乡”的界线随着砧基簿的编修而被固定下来，成为税则和税额的核算单位，而实际管理职能则基本消失。这一看法在乡村地区和坊郭区域应同样适用，但并不代表乡里除上述职能之外已变为单纯的地理标识，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毫无意义。宋《江阳谱》载：“今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表明宋人对于籍贯的表述习惯与官府的基层管理单位并不统一。与之相似，在宋代平江府城居民对其住址的表述中也未见“厢”名，而皆书以乡里名，足见城内居民对乡里的重视。因此前文所谓“双重体制”，在基层区划中还表现在民间与官方这两个层面上。
南宋以降，尤其在明清时期，苏州城内十“乡”之所以长期存在，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作为稳定的民俗文化空间或“民俗社区”，始终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类文化空间的核心是各“乡”供奉的土地神。据表1，在住址前冠以乡里名者，大多是助力公益事业、宗教事业的城市居民，未见与城市管理、赋役摊派相关的记载，体现了南宋平江府城十“乡”区划显著的民间属性。表1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碛砂藏》尾跋中出现了乐安上乡“交让大王管界”和永定乡“毛亭大王管界”的记载，其中“交让大王”即仲雍祠（又名交让王庙）祀神，史载“交让王庙在干将坊，祀周仲雍，俗称乐安上乡土地神”。“毛亭大王”即表1所录“茅定司庙”（又名“茅亭司庙”）祀神，为永定乡社神。明清时期苏州城内十“乡”各有其土谷神庙（详见表3），以供各“乡”居民春祈秋报及婚丧等事的祈祷集会之用，清人言：“郡城之十乡土地，□载于郡志，而均受明太祖敕封者也。”实际上，以“乡”为单位举办“社会”活动的传统极可能在南宋时便已形成，“交让大王”“毛亭大王”即属其例。又如水仙庙祀神在明清时期被封为上元乡土谷神，明代苏州文人杨循吉撰《水仙大王庙碑》云：“吾乡世事水仙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乡者之视他神尤贵。”指出其“乡”之社神为宋高宗所封，可见至晚在南宋时，平江府城内的“乡”作为以各自社神为中心的民俗文化社区或已成为主流，其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并受到官府的规范。民国《吴县志》载清代苏州城风俗曰：社日，割牲烹鲜，以祀神醵钱会饮各乡土谷神庙······三月清明······是日府县诣虎邱厉坛，祭无祀孤魂，府县城隍神及十乡土谷诸神以次临坛，主祭、陪祭、巡抚都土地诸神、督祭，各境均舁其神像至坛，谓之“舍会”。
清朱彝尊有《山塘纪事二首》，描述了苏州“舍会”的场景，清人注云：“吴俗土谷神城内外各十，多以手版迎城隍。”表明清代苏州府城官民举办祭祀活动以十“乡”为单位。明代同样如此，如常熟县白雀寺石香炉所刻正德五年（1510）款识云：“本府长洲县东北隅凤池乡张明土地界碧凤坊奉佛喜舍信士郁瑞······”文中“张明”即官府指定的凤池乡土谷神（张明庙位置见图3）。又史载：
明季比年五谷不登，有奸道借天师之名，黜陟十乡土地，盘踞玄妙观以收各会首，矫诬上天之资······有不如期，则各乡土地会首传帖鸣金备缴······当时有谣曰：“城中城外走如狂，争看玄都醮箓黄，哄动各乡泥土地，天师门下受封章。”可见明代苏州城十“乡”各有其主事人，名为“会首”，是相对独立于官府“隅—图”系统的社区民俗事务主持人。这一传统应亦承袭于宋元，宋代与苏州相邻的秀州有类似情况，清代嘉兴城内出土北宋政和三年（1113）修街砖铭文记有“秀州嘉兴县郭五乡居住会首胡公佐、张世隆······遍募众缘，同力重砌大市上官街一道。”文中“郭五乡居住会首”即秀州在城五个“乡”的主事人，同样是独立于秀州官方“厢—界”体系的民间社区事务主持人。鲁西奇在宋代蕲州城砖铭文中发现“蕲水县永福乡总首”之文，并由此认为“‘乡’在地方控制体系中仍具有一定意义”。一些地区的基层“社会”及其“会首”作为一种基层自治的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乡”便是此类“社区”的一种空间形式。正如前文所述，在地理空间上，明清时期的苏州城各“乡”对宋代之“乡”的社神及其信仰空间有所继承和革新。宋元“乡”区在明清时期被重新调整并确定下来，如清代道义乡土谷祠内尚有《道义乡境界图》旧碑，用以确定民俗文化社区的范围。同时，明代官方认定的各“乡”土谷神亦在宋元基础上有所沿革（见表3），但并无证据表明南宋平江府城与明清时期一样，各“乡”与其下层区划相对应。以前述大云乡庆云里为例，南宋时全“乡”已分属吴、长洲两县，“乡”区以河道为界。而明代在各“乡”之下划分若干“图”，大云乡的区域随着所含之“图”的变化而有所伸缩，因跨据两县而各立社庙，但至清代，苏州以“乡”为单位重新规范民间信仰，两县大云乡合祀同一个土谷神，于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长洲县大云乡利二、利三、利四图居民为求“阴阳一理”而申请官府调整：
窃荣等世居本图，遇有婚丧疾病，祈祷疏文，僧道祝献，为乡贯俱书吴县大云乡土地管界，但户口、田房县、交纳钱粮，仍在长洲县，岂有阴属于吴县，阳属于长洲县？殊不可解！□细根求，始知府、县二志可考，开明□图□某乡土地，我里并非吴县所属，因长、吴两县，各有大云乡土地，是以□□错误，虽在幽明之中，□思阴阳一理，关系民间祸福。□□一家，有阴阳各别，不但祈祷无益，焉能生□之遵。若不辨明志书遗世，徒然书云，非其鬼而祭之也。是以抄录志书：吴县大云乡管五图，长洲县大云乡管三图，公呈□□留侯正一嗣教五十四代天师大真人府先人老爷······并移明苏州府，转行长洲县及僧纲、道纪、阴阳学取具，照志遵依，庶民间婚丧疾病、祈祷疏文，阴阳一理，毋欺于冥冥之中矣······
该碑文所述长洲县利二、利三、利四图居民申请在长洲县大云乡界分立土谷祠（灵迹司庙）之事，最终获准，“嗣后长邑利二图、利三图、利四图地界，应属长洲县大云乡灵迹司土地管界”（庙址见图3）。其所供奉的社神与吴县朱司徒庙名异而实同。这一事件表明“乡”区作为民俗文化社区在苏州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这正是苏州城十“乡”沿袭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又碑文云“开明□图□某乡土地”，查其上下文义，所缺两字当为“某”“属”（或“隶”），则原文应即“开明［某］图［属］（或［隶］）某乡土地”，正可与明清方志所载的“乡”“图”体系相互印证，表明明初整合苏州城基层区划时，以“图”为单位，重新调整了旧“乡”区，以求加强官府基层区划与民间“民俗社区”之间的关联。明初规定“里社，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要求土谷神庙以里（图）为单位设置，但这一规定在实际运作中因地而异，也许正是由于宋元的传统，明代苏州城内土谷神庙的设置仍主要以“乡”为基本单位，加上长洲县大云乡灵迹司庙，官方认定者有11处（庙址见图3）。“乡”区除受官府干预而发生变动之外，也存在因民俗文化空间变动而调整的情况。明清时期苏州在官府认定的土谷神之外，新增社神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上述长洲县大云乡，在康熙末年灵迹司庙得到认可后，位于齐门内的安齐王庙（地属长洲县大云乡利三图）也被民间视为社神庙；又如表3所列凤凰乡春申君庙祀神在明代被“尊为土社神”，而周宣灵王庙在清代也成了该乡土谷神庙；再如明代上元乡仅有水仙庙一处土谷祠，但清代却又立羊王庙为乡土谷祠，等等。新增社神导致民俗文化空间发生变动，甚至出现“乡”区被调整的情况：苏州城外陈公乡本以陈公庙为土谷祠，祀战国陈仲子，然而因清代新建的陈公祠（祀陈鹏年）被居民奉为土谷祠，旧陈公乡竟因此被析为上、下两乡。上述乐安乡、东吴乡在南宋时分为上、下两乡（东吴下乡位于城外），或亦可从民间信仰的变动中作出解释。尽管如此，以“乡”为主流民俗社区的传统却基本不变。 五 结语
唐代“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以联比人户，其制通行于城市内外，同时又以“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这皆在唐代苏州城中得到实施。而随着宋代乡制被废和都保制的普及，“乡”的赋役管理职能被剥离，“厢”及其下辖单位遂成为城市的实际管理区划。这是所谓“唐宋城市革命”在苏州城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并非诸如坊墙倒塌之类物理空间的剧变，而是基层管理制度和区划的演变。苏州城“厢”区与“乡”区的叠压现象，便是这种演变痕迹的遗留。正如南宋叶梦得所言：“民之在乡村者亦有保伍，在坊郭者亦有保甲”，宋代都保制的推行，同样涉及坊郭区，其后保甲、经界与地图融合为保甲鱼鳞图。作为南宋绍兴经界法率先推行的地区，平江府城势必与其他城市一样，在“厢”区之内编绘鱼鳞图，从而形成史籍缺载的“厢—保”格局，成为明清苏州城“隅—图”体系的前身，这一演变过程显然与乡村地区同步。宋代虚悬化的“乡”因在税率核算、基层自治、民俗文化活动等方面仍有其现实意义而长期存在。然而类似平江府以“乡”作为民俗文化社区的情况，在两浙地区的其他城市中并非普遍现象，如宋代湖州全城分属霅水、仁风两“乡”，且“乡”区跨有城墙内外，广袤10余里；庆元府、绍兴府城同样只分两“乡”（庆元府城分为东安乡与武康乡，绍兴府城分为镜水乡与稽山乡）；严州（建德府）全城及其近郊皆同属一乡（买犊乡），等等。显然这些城市的民俗文化活动不可能以如此之大的“乡”区为单位展开，因此“乡”在城市社会空间上的意义是因地而异的。明初朝廷令各地每里设社坛、厉坛各一所，欲将基层民俗文化社区纳入官府基层区划的管理当中，其政策在各地的具体实施中，或以里（图）为单位，或以“乡”为单位，抑或同时建有乡、里二级社坛、厉坛，表明“乡”在民俗文化的地域认同方面仍具有难以取代的地位。县下区划作为组成县级以上政区的细胞，是国家政治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施空间。帝制时期的县下区划往往在土地、赋役等制度演变的推动下，随着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复杂多变性。苏州城虽然划分了独立于乡村地区的基层区划，但在基层制度上又与乡村地区保持着内在一致性，在其复杂多变的同时，又处处体现了皇权对基层治理的统一要求。从这一方面来看，苏州可作为理解古代区域中心城市基层区划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