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陈祥道〈礼书〉研究》(附前言)|202410-38(总第2866期)

学术   2024-10-11 18:02   河南  

以下文章来源于礼乐微言,特此致谢。


书名:《陈祥道〈礼书〉研究》
作者:张琪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一、作者简介




张琪,男,山东枣庄人。硕、博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从王锷教授。2017年至2019年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贾海生教授研究礼学。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和礼学研究。




二、内容简介




该书以陈祥道及其《礼书》为研究对象,对陈祥道生平及《礼书》版本、体例、内容、归纳礼制、礼图、学术影响等方面作了考察。研究的侧重点在陈祥道仕宦历程考证、《礼书》宋元版本判定、《礼书》归纳礼制的具体内容、《礼书》名物图和仪节图的特点与价值、明张溥重刻本《礼书》对原书礼图的改动、《礼书》对后世影响等几个方面。该书虽为专书研究,但是特别注意将《礼书》置于宋代学术和《三礼》学史中加以探讨,拓宽研究视野。

三、目录




四、前言(节选)



本書研究的學術價值及意義

1.陳祥道仕履研究

本書梳理了余嘉錫、苗露、馮茜等學者的不同觀點,解析其分歧之處。在此基礎上展開探討,一是對諸家所疏忽之陳祥道任國子監直講事進行了考證,採納顧宏義先生觀點,推測陳祥道大概是在元豐二年下半年任此職。二是對馮茜先生“陳祥道帶館職實際是在元祐七年”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依據宋代官制“秘書省自正字以上省官,也稱館職”,以及《宋會要輯稿》所記元祐六年四月“太常博士陳祥道除正字”,推定元祐六年四月陳祥道任正字時即可稱之館職,這一觀點得到了顧宏義先生的認可。三是綜合《師友談記》《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的記載,核算日期,推定陳祥道於元祐七年任館閣校勘的具體時間是該年十月二十二日,這一點是前人未曾細緻考察處。經過以上研究,陳祥道仕宦歷程變得清晰了。

2.《禮書》版本研究

一是圍繞前人議論紛爭的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本究竟是宋刻元修還是元代重刻的問題展開考證,通過考察避諱,認為該本即使是南宋刻本,其刊刻年代也極有可能是在孝宗年間,而非楊紹和所說寧宗慶元年間。又通過刻工及該本《禮書》與元刻本《樂書》的比較,判定其應為元刻本無疑。

《礼书》书影 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本

二是在綜合比對所見之國家圖書館藏袁忠徹、周春、張元濟遞藏本,國家圖書館藏瞿鏞舊藏本,國家圖書館藏汪憲奎、汪士鐘、楊氏海源閣遞藏本,國家圖書館藏毛晉、楊氏海源閣遞藏本,國家圖書館藏十五冊本,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靜嘉堂文庫藏陸心源舊藏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傅增湘舊藏本等八個版本《禮書》的基礎上,發現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毛晉、楊氏海源閣遞藏本《禮書》實為影刻本,這一點是以往任何學者都未曾注意到的。通過分析其與其他諸本的差異,認為該影刻本所據底本應為元刻本中刷印較晚的本子。依照文中所列舉的諸本之間的差異點,可以判定其他筆者所未見之元刻本《禮書》是否為影刻本。

三是分別考察了《禮書》之明張溥刻本、《四庫全書》本、清嘉慶九年福清郭氏校經堂刻本、清光緒三年廣州學源堂刻本的抄錄、刊刻始末及版本特征,辨明了各版本之間的源流關係。

3.《禮書》禮圖研究

一是重新揭示了禮圖包含名物圖和儀節圖兩個部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區分在乾隆敕撰《欽定三禮義疏》和黃以周《禮書通故》中是很明確的,但是現代學者論禮圖時卻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因此有必要發覆。書中對名物圖和儀節圖的發展演變歷程作了專門探討,也是目前學界研究尚未觸及之處。

二是對《禮書》名物圖和儀節圖分別加以探析,評定其價值。其中尤其是對《禮書》儀節圖特點和意義的分析,尤為重要。《禮書》中的儀節圖可歸納為成熟和不成熟兩類,反映了陳祥道在繪製儀節圖時的探索,而這個特點也表明其為此類禮圖之初創的可能性極大。以往學者的認識,基本是判定楊復《儀禮圖》為初創,而本書則揭示《禮書》儀節圖較之楊復之圖早一百多年,這一發現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三是對明張溥重刻本《禮書》禮圖加以探析,揭示其對原書禮圖進行大量改造的現象。經統計,張溥對陳祥道所繪禮圖之改動總數達261幅,這些改動既涉及體例方面,又包括內容方面。其對《禮書》禮圖內容的改造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將禮圖之題目、注解文字、圖像三者全部改換的,具體包括補圖者、增圖者、闕圖者三種情況。第二類是將禮圖之題目、注解文字、圖像三者改其二或其一的。張溥之改造,大大提高了《禮書》禮圖的準確性,並且其所刻之圖清晰精美,格局疏朗,總的來說,較元刻本《禮書》禮圖更為出色,達到了後出轉精的目的。正是張溥的這些改動,使得該本《禮書》實際已經不同於陳祥道所作了,因此也賦予了其版本方面的特殊意義,即開創了《禮書》的另一版本系統。

4.整體評價《禮書》

這個工作古人已經做過,比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等。但是前人論述要麼只是就《禮書》某一方面而言,比如晁公武、陳振孫,重點肯定《禮書》之論名物和禮圖;要麼就是不夠詳細具體,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論,因此還是有必要深入探討。

本書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是猜測該書有可能是未完成之作,最起碼也是未完善之作。根據有二,一是陳祥道撰寫《禮書》過程中有由一百卷擴充到一百五十卷的情況,而當時又連續受到許將、范祖禹等人舉薦,朝廷派遣書吏、畫工助其抄錄,目的是按時上呈審閱,故而有時間限制。二是該書本身總目錄、分卷目錄、正文條目三者之間並不統一,有所差別;其今存之最早版本中有多幅禮圖闕失;最後數卷論喪葬部分與其他部分相比極為簡略,與全書的結構設置不太相稱。其次,討論了《禮書》對後世的影響,主要從體例、內容、禮圖三個角度展開。尤其揭示了清代林昌彝所著《三禮通釋》對《禮書》的全面借鑒。粗略統計了後世專著對《禮書》內容的徵引次數,詳細列舉分析《欽定三禮義疏》對《禮書》禮圖的沿襲和改進。最後,對《禮書》禮學史地位加以探討。一是分析了前人對該書評價兩極分化的原因,揭示出皮錫瑞、沈欽韓等人對《禮書》的攻擊,主要是受“漢宋之爭”的影響,顯然有失公允。二是指出該書之不足和成就,認同黃侃先生《禮書》為“唐、宋以來言禮者之總略也”的評定。

前言 书影

綜上所述,本文對於陳祥道《禮書》的研究主要在於文獻層面,對某些問題的探討亦有未盡之處,比如《禮書》對秦蕙田《五禮通考》的影響,書中雖有論及,但尚顯淺陋。又限於學力,書中觀點或有舛錯,盼請專家學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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