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同治年间，太平洋海域的刮来一场剧烈台风，其引起的连锁反应，最终甚至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西太平洋海域，我国台湾与日本九州之间有一岛国，名为琉球。在明清时期，琉球王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与中国之间有固定的朝贡关系。
同治十年（1871年），琉球王国再次遣使前来朝贡，在觐见完毕归国途中，使船恰好在海上遇到了台风。史料记载：“同治中，有琉球商船驶行太平洋，遇飓风，漂至台湾后山，为生番所掠，死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人亦与焉。”
此次琉球前来朝贡的使臣，一共有66人（一说69人），在海上遇到台风后，偏离了原来的航线，随海风漂流到了台湾省北部地区。
在当时，台湾省北部地区实际上由“生番”即原住民所控制，清政府鞭长莫及。流落此地的琉球使者中，有54人被生番所杀，仅有10多人逃了出来，遭遇异常惨烈，史称“牡丹社事件”。
琉球为中国的藩属国，而台湾为中国领土，这次事件中琉球使者被台湾生番所杀，本属于清朝内部家事。然而，东边的日本一直对琉球和台湾虎视眈眈，借此机会，便以琉球使团中有日本商民为由，插手干预此事。
由于清朝闭关日久，当时外交工作才刚刚起步，大臣们多不熟悉洋务，因此与日本的交涉过程中，清政府的外交官员犯了两个大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派使者前来庆贺同治皇帝大婚。在此期间，日本副使柳原前光造访总署，质问当年这起事件：“敝国本拟发兵问罪生番，徒以两国盟好，故不得不要求中国自行惩办，若中国竟舍而不治，则敝国将自行出兵矣。”
正如前面所说，此事本是清朝内部事务，日本也自知不能直接插手，故柳原前光有“要求中国自行惩办”一语。
然而，当时接见日本使者的军机大臣毛昶熙和董恂不懂这里面的套路，为了敷衍柳原前光，毛昶熙竟然答以“台湾生番，本属化外，犹贵国之虾夷，王化所不能服，贵国商船被戕情事，至可矜恤，然中国实无从办理。”
毛昶熙本想推卸责任，但这样一来，相当于自我否定了清廷对台湾生番统治的合法性，给了日本出兵的借口。
经历了上面这一轮交涉，日本使者回国后，日本第二年便迅速组织起军队，到台湾寻衅滋事。《清史稿》记载：“四月，……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五月，……日本攻台湾番社。……日本师船游弋福建各海口。”
这时左宗棠西征战事正吃紧，清廷不想在东西两边同时开战，对日本采取了妥协求和的态度，最终以赔偿50万两白银的代价，让日本退兵。
而在订立和约之时，清朝再次犯了第二个错误。为了尽快达成合约，清廷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的措辞。
这里的“保民义举”四字，是日本故意挖的一个坑。在清政府看来，保民自然指的是保那几个日本商民，而没有考虑到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保琉球国民。
早在明朝时，日本便已派兵攻打琉球国，对琉球有一定的控制权，但这种关系一直没有公开化。而此次签订《北京专约》，日本诱使清政府承认“保民义举”，以此为借口来主张控制琉球的合法性，导致清政府对琉球国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并在甲午战争之后，彻底失去了对琉球国的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