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缘之路车队行驶在张北草原天路上。
佛缘之路仿照《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时倒换通关文牒的做法，沿途请寺庙的师父在宣纸上题写寺名、加盖三宝印和寺章，按时间顺序拼接后，长达百米。“相当于一卷驴友日记，证明我们走了这么远，不是假的。”李进对南方周末说。
图片80万张，视频2万小时。“我们相当于做了一次对中国佛教文化现状的普查。”李进说。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阿尘
责任编辑｜刘悠翔
2015年10月16日下午，澳门新丽华广场，一辆随车吊车缓缓驶来，停稳后，吊机撑起长臂，将一个沉重的木箱从车上运到地面。在围观路人好奇的目光中，工作人员打开木箱，一尊玉佛的样貌逐渐显露。
与此同时，几位年轻人在街边搭起一排祈福亭，向大众征集祝福——在菩提叶形状的卡片上，填写自己的心愿、姓名和电话。他们告诉大家，将带着这些心愿卡，前往释迦牟尼的故乡尼泊尔蓝毗尼。
第二天，广场上举办了盛大的祈福法会，时任澳门佛教中心协会理事长戒晟和数位港澳常住高僧，在玉佛面前为收集来的心愿卡进行加持。
这便是由北京人李进发起的“佛缘之路·朝圣祈福万里行”公益活动。2014年开始策划，2015年10月，他们从海南三亚南山寺出发，由南至北，从东到西，沿途跨越25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探访近400座寺庙，行程约18万里，最终在2016年10月到达尼泊尔。澳门是其中的第五站。
九年之后，李进和团队又一次回到澳门，2024年11月30日至12月31日，将在永利皇宫举办“百福现世·百年通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祈福珍宝展暨佛缘之路珍宝展”。
一类展品是书法作品。每到一座寺庙，他们会邀请住持、方丈题字，总共收藏了超过1000幅佛家和艺术家书法作品，其中不乏一诚、根通、传印、无相、道生等高僧的墨宝，不少人现已圆寂。这次展览便是从中挑选了100幅，“百佛”谐音“百福”，以表达对澳门的祝福。
另外一件展品是“通关宝牒”。佛缘之路仿照《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时倒换通关文牒的做法，沿途请寺庙的师父在宣纸上题写寺名、加盖三宝印和寺章，按时间顺序拼接后，长达百米。“相当于一卷驴友日记，证明我们走了这么远，不是假的。”李进对南方周末说。
这卷文牒将首次正式向公众展示。此前曾有少数专家看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受邀为文牒写序，他很慎重，反复和李进沟通用词，写了三次才定稿。年近90岁的佛学家黄心川（2021年去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能看一两个小时，一边看一边随口道来各个寺院的变迁、支派传承的脉络。他说：“这是一个（佛教文化的）图谱。”
一卷现代版通关文牒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是“一站一站走出来的”。洛阳龙门研究院的人来参观后，想要一件复制品放到自己那里。李进问，你们龙门什么宝贝没有，要它干啥？对方说，这个真没有，武则天那时没汽车呀。
世界上走得最远的佛像
“一步一步都是巧合。”在北京春晖园的一座三角顶房屋里，李进向南方周末感慨说。屏风之内，就摆放着那尊走过佛缘之路的玉佛。走近细看，会发现它不是人们常见的独立佛像，而是环绕玉石周身的一组群雕，表现了释迦牟尼从诞生、出家、苦行到传法、涅槃的过程，学名叫“释迦佛应化事迹图”。
时光倒流回20年前，它还只是一块石头。2004年，李进的朋友参加“赌石”，这是翡翠行业的一种传统交易方式，买家凭眼光投注原石，切开后方知优劣，类似于开盲盒。李进怀着好奇也入了一股，从缅甸购回一块3吨重的玉石。
玉石到北京后，他请玉缘玉雕公司董事长姜文斌来看。姜文斌曾是北京玉器厂设计师，作品屡获大奖，四十多岁就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有“玉雕鬼才”之称。他看后说，切了可惜了。
姜文斌想起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一个遗愿：1990年代初，赵朴初到北京玉器厂参观时提到，佛像雕塑很多，却没有展现佛祖一生事迹的作品，希望有人以后能有机缘实现。而眼前这块玉石是老坑豆青种，质地坚硬细腻，且体积够大，正适合雕刻群像。
当时的李进对佛教没有概念，觉得雕好了可能更值钱，遂委托姜文斌来做。“那时候就是个买卖，雕好了就卖钱，拿了奖就更容易卖上价。”李进说。
姜文斌和佛教界熟悉，邀请到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进行设计，依山就势来展现佛祖的事迹。历经五年时间雕刻，2010年完成。佛像高1.6米，宽1.4米，重2.6吨，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足见姜文斌的功力。同年，作品获得“中国玉（石）器百花奖”最具文化创意奖。
“释迦佛应化事迹图”玉佛。
合伙买石的人提出卖了，也有买家出价8000万元，但李进感觉不急，“未来可能更值钱”。之后，玉佛被运到广东四会市，那里是玉器加工销售集散地，工匠众多，继续对玉佛抛光打磨，让其更加精致。这个过程又花去两年时间。
玉佛打磨完后，暂存于深圳市，李进发现总有人往里面塞钱。但朋友告诉他，你这佛其实不灵，因为没有“开光”（一种宗教仪式）。李进便计划自驾把佛运回北京，一路上去几座寺院，请和尚念经为佛像开光，同时也给父母祈福。
2014年8月，李进参加在北京蟹岛举办的“梦想车展”，遇到了汽车社区平台“越野e族”的几个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告诉他，那么重的玉佛，普通的皮卡不行，“会把你东西颠烂了”，需要定制一辆卡车。他们帮他绘制了图形，主要是车厢的设计，将佛像底座加固，同时便于上下车。
这种厢式卡车李进不会开，需要雇一个司机，一个人的自驾游就成了两个人。有朋友听说后，也想参加，人越来越多。李进在大家的鼓动下，来了兴致，“咱索性组个队伍，走上十万八千里，去100个庙，那多牛呀。”
这便是佛缘之路的缘起，李进说：“一切都是无意的，一切又都是最好的安排。”加入的人多了，祝福也就多了，干脆变成帮大家祈福，于是就有了沿途征集心愿的策划。他们专门做了几个红色的邮筒来收集心愿卡，自称“祈福的邮差”。而这尊玉佛也被大家称为“心愿佛”。
出发之前，李进给玉佛投了两百多万元的保险。车厢里安装着摄像头，监视器放在驾驶舱，时时监控佛像的安全状况。有些寺庙场地大，能做祈福法会，就用叉车或吊车把心愿佛运下来。这个过程必须有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上传给保险公司。否则出了问题，保险公司不赔。
负责车队的朱云龙最关心的就是心愿佛的安全，每天住宿时，都得把监视器带在身边。有一次在黑龙江，因为省道被拦，车队只好绕路，在通过一段乡村车辙道时，卡车差点侧翻，至今想起来他还心有余悸。
有的地方的道路不允许卡车通行，但又不能让车掉队，“光是缴纳违章罚款，就花了好几万元”。但整体上行程很顺，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心愿佛也完好无损。
佛缘之路车队到达珠穆朗玛峰附近。
“它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佛像，因为大部分佛塑好后就在庙宇里，没出去过。”李进说。
如今，心愿佛安放在春晖园里，不对外开放，但不时有朋友前来参观。李进也会邀请他们填写心愿卡，挂在佛像的围栏上。里面有一位知名央视主持人写的卡片，上面有电话号码。后来，一位同事看到，说这个电话肯定是假的，“她的电话是保密的”，但一查通讯录，竟是真的。“不留真的，谁知道这是你的心愿？”李进说。
一天一天赶出来的
2014年9月2日，北京望京，一家咖啡厅外的长条桌上，七八个人围坐着“神侃”，他们讨论的就是带玉佛去探访寺庙的事。后来，李进把这天作为项目正式启动的日子。
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彼此不全认识，但都认识李进，因为曾一起户外旅行。李进是1971年生人，做过媒体、广告等工作，30岁出头时迷上徒步，“那玩意上瘾”。当时北京有一个磨岩户外俱乐部，在全国都很有声誉，李进常参加俱乐部组织的活动。最密集的时候，他一年有250天以上的时间在外面，“在北京的话，周末肯定不在家，肯定在山里”。
有一次，在海南尖峰岭徒步时，他身体出现状况，昏迷过去，用他的话说“感觉灵魂出窍了”，多亏医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但自此患上心房颤动，不敢再徒步了，只能自驾游。这段经历也是他走佛缘之路的一个原因。
李进在户外结识的“驴友”，很多是各自行业的精英，成为团队的核心。总领队陈洁曾任李宁、卡帕等公司高管，擅长管理，工作细致，李进觉得队伍需要这样一个人来负责，“撺掇”她辞职了。朱云龙本来在车险公司上班，已经工作8年，觉得“机遇难求”，也辞职了，担任执行组组长。第一次开会时，他就领到任务，找车和上保险。
这些熟人又推荐其他愿意加入的人，最终形成了五十多人的团队。2014年9月，李进成立了深圳市我有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活动的主办方，并给队员们交社保。他给公司注资一千万元，以鼓舞士气，告诉大家“我是要干真的”。
佛缘之路团队成员。
去尼泊尔的想法也是在筹备过程中形成，那里是佛教的源头，所以给行动取名“佛源之路”，后来想着去了还得回来继续走，又改成“佛缘之路”。但到底怎么去尼泊尔，谁也不知道。
2014年10月26日，广东韶关某文旅小镇举办了一场佛教活动，有不少国家驻华使节参加。李进也出席了活动，他看到台上的翻译能力很强，想问她能不能加入团队，帮助对外联系。
翻译名叫王伊曼，她记得那天李进穿着一件冲锋衣，一点不像个老板，神神秘秘地过来说：“我给你说个好事……”她心想，不会是个骗子吧。但沟通之后，王伊曼觉得“这个事情很浪漫”，当场决定参加。
后来，李进才知道，王伊曼的父亲是“中国羽毛球之父”王文教。王伊曼曾在国外留学8年，毕业后回国工作，两个月前刚从一家高薪的游戏公司离职，正处于迷茫状态。
加入团队后，王伊曼通过中国驻尼大使馆和尼泊尔方面取得联系，多次前往沟通，最终确定了前往蓝毗尼祈福的事宜，并将其作为2015年中尼建交60周年友好活动的一环。
活动开始后，王伊曼继续负责外联组，和沿途要探访的寺庙联系。佛缘之路是民间活动，没有官方发文，起初寺院对他们不了解，怀疑是招摇撞骗或有什么企图，多是拒绝的。在心愿卡上填电话号码，也被误认是在收集大数据。这时候就需要外联人员耐心介绍，争取师父的接纳。有时候要在门外长时间等待，以表达诚心。
正常一天的行程是这样的：下午四五点在这个庙的活动结束，收完场大约六七点。没时间吃饭，先赶往下一个城市，一般距离在200公里左右，到达已是晚上九十点。住下后才能吃饭，吃完饭开例会，大约午夜12点结束，才能休息。第二天起来，去寺庙搭建祈福亭，收集心愿卡，直到下午四五点，然后打包，去下个地方……
“像急行军一样，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赶出来的。”李进对南方周末说。
每天赶路，没有时间处理个人生活，多天不洗澡是常事。2016年6月8日，佛缘之路走到长春，李进给当地的“驴友”朱春霖打了个电话，请她带队里的女生找个地方洗个澡，去商场买几件衣服。因为路上随时换地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寄东西，很多人还穿着头年秋天的衣服。
朱春霖刚毕业两年，自己创业，开了家榴莲甜品店。此前，她对佛教没有概念，也从没进过寺院，但觉得“去佛祖家，特有意思”。于是，她把店留给家人打理，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团队，帮忙做外联工作。
到了后半程，随着活动的名气传播，再与寺庙接洽就顺利多了。2016年6月21日，队伍行至鞍山，出了高速收费站，看到路边站着十几个人，他们是鞍山各寺院的住持和当地佛协领导，专门来迎接佛缘之路团队，还给佛车戴上大红花。
能得到寺庙认可的核心缘由，是佛缘之路坚持了纯公益的性质：不接受任何赞助、不接受任何捐款、不做任何商业行为。有次行至一个寺庙，举办完活动后，工作人员整理心愿卡，发现邮筒里多了200块钱。他们觉得可能是哪个香客塞的，就把钱放入了寺庙的功德箱。后来，寺庙的师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义工故意放的，就是试探他们会不会私吞这笔钱。
师父在通关文牒上题字盖印。
“那时要是有抖音，肯定火了”
最初，李进没有把佛缘之路当做多么有意义的事，“不就是玩嘛”。走前不久，一个朋友问他，你在路上不拍点东西吗？李进觉得无所谓，拍它干啥？朋友说，拍点吧，拍了有意义。李进一想也对，于是决定用影像来记录一路的行程。
央视“发现之旅”频道的导演王兴阁被推荐加入团队，第一次开会，他按照之前工作的习惯，问李进，有拍摄主线吗？没有。有风格要求吗？也没有。那我拍什么呀？李进说，我走哪儿你拍哪儿不就行了。
视频组一共七个人，剪辑师徐富海是山东潍坊人，本来在事业单位上班，30岁时选择了辞职，可能是“全市第一个主动离开体制内的人”。之后他曾去深圳、北京工作，2012年因为公司变故又回到老家。2015年8月，他突然接到了王兴阁打来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佛缘之路。之前在北京时，他俩曾合租，因而结识，他也帮王兴阁剪过片子。
徐富海觉得能去这么多地方，立刻就答应了。“我喜欢在外面跑。”他对南方周末说。而这也几乎是团队中所有人的性格。
2015年国庆节前夕，徐富海从山东坐飞机去三亚南山寺报道。差不多同时，玉佛从深圳被运往南山寺。这是中国最南端的寺庙，也与赵朴初有渊源：三亚曾是鉴真和尚东渡时的驻留地，1994年，在赵朴初的支持下，当地决定修建一座寺庙，他亲自参与了选址。20年后，同样承载着赵朴初愿望的玉佛也来到这里。
王伊曼至今记得，那几天三亚赶上台风，几乎每天都下暴雨，玉佛不得不用雨布罩住，大家都担心10月1日没法如期举办启动仪式。但到了当天，雨停了，“阳光透过云缝照在心愿佛上，感觉很奇妙”。
沿途经过的名刹，都会举办大的活动。2016年6月23日，鞍山市千山风景区，以龙泉寺方丈亲海大和尚为首的108位法师共同祈福，现场有近3000人参加，为保障伙食，蒸了两卡车的包子。7月3日，在五台山举办了传灯大典，1080名传灯者，统一身穿白色的佛缘之路T恤，手捧莲花灯，攀登大智路1080级台阶，到达黛螺顶……
这些过程都被视频组全程摄录下来，当天拍，当天就剪辑成短片，发布在公众号上。“那时候还没有抖音，要是有的话，肯定火了。”徐富海说。
除了记录活动外，视频组还有一项内容是拍摄寺庙的状况，包括环境、建筑、历史遗迹等，并采访了不少大和尚。他们一般凌晨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工作，因为要拍师父们做早课。最后积累的素材装了10张4T容量的硬盘，图片80万张，视频2万小时。“我们相当于做了一次对中国佛教文化现状的普查。”李进说。
视频组成员在寺庙的大雄宝殿里制作当天视频。
活动之初，计划是拜访108座寺庙，但沿途发现还有很多寺庙也值得去，数目不断增加。通关文牒最初只定制了20米，后来不够用了，就不停地补。
每到一座寺庙，团队会送给寺里一尊琉璃佛作为礼物。在五台山台怀镇一个偏远的村子里，有一座四百年历史的后石佛寺，住着几位老比丘尼。佛缘之路到达的两个月前，寺里唯一的佛像被盗。当89岁的无真法师看到赠送的琉璃佛，很感动，说“佛终于回家了”。
有位媒体组队员在途中去探访五台山明月池，那里供奉着一尊黑色木雕的“九头十八臂金刚菩萨”，非常独特。参观完已是傍晚，下山走到半路，他回头一看，一轮明月挂在山上。“下得山来方见月明。而我已下山。”他在文章中写道。
但对于发起人李进来说，其实没有心情享受沿途的风景。“我路上无数次想不走了，因为太苦了，太花钱了，都已经花不起了。”李进坦陈自己当时的心理，“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高大上。”因为劳累和压力大，在舟山普陀山，他遇上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抢救，那是这趟行程最大的危险事件。
让李进坚持下来的是几十万张心愿卡，队伍可以散了，玉佛可以拉回来，但这些心愿卡不能随便处理了。在广东，一位参加过战争的人，给连里的每个战友写了一张；在长春万寿寺，义工帮寺门外的残疾人填写心愿；在开封大相国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赶了二百多里路来送上心愿；在少林寺，十几位日本游客看到祈福亭，也许下心愿……
如果不走了，去佛祖家的承诺就没法兑现。
收获，妙不可言
2016年9月30日，佛缘之路先行小分队携带三十多万张心愿卡，终于如愿抵达尼泊尔。距离公元636年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来到这里，正好1380年。
在沟通申请到举办活动的批文后，10月30日这天，大家来到蓝毗尼圣园的太子像前广场，用心愿卡摆成“佛缘之路”字样，向许愿的人报告他们到了。围观的当地尼泊尔人，感受到他们的真诚，也纷纷过来帮忙。
“这是三十万心愿的代表，这是佛缘之路一年的成果，我们没有食言，真的将大众心愿带来了！”佛缘之路公众号的文章中写道。
佛缘之路团队与当地僧侣、民众在尼泊尔蓝毗尼圣园。
两个多月后，团队所有成员再次到达尼泊尔，举办“首届佛缘之路心愿节”，以点灯的形式祈愿，从2017年1月25日到2月15日，持续了20天，累计供灯125万盏。所有蜡烛、烛台以及接蜡油的塑料布，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
这是一项体力活，因为每天要点数万盏灯。傍晚前，大家用自行车将物料运进圣园里，先把蜡烛摆出各种形状，然后点灯，拍摄，拍完了换一组摆，再点，再拍……一直供到次日凌晨四五点。
最后一天闭幕式，他们沿着太子河两岸，点亮了20万盏灯，场面极其壮观。同时，还邀请了245位来自各国的僧人，在菩提树下打坐祈福。威望极高的释迦族长老们，也首次聚齐，场面稀有。“说明心愿的力量之大超出想象。”李进说。
佛缘之路团队成员在蓝毗尼圣园里悬挂心愿卡。
回到北京后，沿途收集的东西，在皮村一个院子里整理了七八个月。因为要制作各类视频，徐富海从外聘人员转为公司正式员工。此后几年，每当哪个寺庙有活动，他也会去拍摄，延续佛缘之路的活动，一直到疫情暴发后才结束。
大部分成员在行程结束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但这段经历成为他们一生深刻的记忆。在南方周末采访的队员中，多人的微信头像或朋友圈背景用的是与佛缘之路有关的图片。谈起收获，他们大都觉得对自己的性情影响很大，以前遇事可能暴躁，现在情绪稳定多了。
而对发起人李进来说，又是另一种感受。“最大的收获是‘返贫’了。剩下的收获嘛，妙不可言。”在北京人的贫嘴表达中，真实成分需要自己琢磨。
疫情那几年，李进一直在思索接下来怎么办，这么多法师和艺术家留下的作品，如何传承下去？有电视台想和他合作制作纪录片，也有出版社想给他写书，他都觉得没意思。
2020年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指出“坚持传承创新，挖掘弘扬石窟寺文化艺术魅力”。“创新”就要有新的东西，这也是各石窟单位的工作重点。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前来与李进交流，提出把他收藏的内容刻到龙门后面的一片秃山上。之后，云冈石窟、大足石刻也来人找李进谈合作，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打造现代的摩崖石刻。
找一块地方，把师父们的书法、通关文牒上的印章、艺术家的作品等，以石窟、石刻、壁画等形式展现出来……“就是再造一个龙门，再造一个敦煌”。但又不能选在像龙门这样的地方，“人家都有千年的历史，咱们去了永远是陪衬”。
李进看中了澳门。澳门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窗口，但需要文化积淀。同时，过去的石窟文化大多在北方地区，选在澳门，也可以填补南方地区的空白。
佛缘之路团队收集的各寺院泥土。
如今，在春晖园的屋子里，已经摆着几块石刻的模型。面对工程量浩大的疑问，李进觉得这件事没那么难，现在可以用机器雕刻，不像古代的工匠，一座佛像要凿一辈子。他拿出手机展示景区设计视频，那是用AI做的。
“我们不是搞房地产，不需要优质土地资源，只要一块破石头山。”李进对南方周末说，“也不破坏生态，未来山上除了石窟石刻，就是植被。”
这次在澳门举办“百福现世·百年通达”珍宝展，是他和澳门建立合作的第一步，希望更多人能借此了解佛缘之路，便于接下来实施摩岩石刻景观群项目。“把这件事做成，这辈子就行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