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嘲笑文科的时代”，一个强势女人的哲学辩护

▲ 玛莎•C. 努斯鲍姆，1947年5月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善的脆弱性》《爱的知识》《政治情感》等。（受访者供图 / 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李慕琰

在自古以来由男性把持的哲学界，美国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光彩夺目。迄今为止她出版过二十多本著作，获得过多个人文学科领域最高奖项和全球六十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近年来甚至有人认为她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因为“在这个嘲笑文科的时代，她的哲学有力地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做出辩护”。

早在2009年，努斯鲍姆就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百大全球思想者之一，但杰出的学术成就绝非她唯一值得称道之处。

身为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她在校园里备受尊敬，其风范令她的学生印象深刻。十年前在芝大攻读哲学硕士学位的柯晓宇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因常年锻炼而保持姣好身材的努斯鲍姆会身穿亮黄色套装、手拎设计师手袋出现在课堂上，与普通学者朴素低调的风格截然不同。

努斯鲍姆以能言善辩著称，以哲学家的身份对公共议题积极建言。其中最著名的论辩发生在她与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之间，努斯鲍姆批评后者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沉迷于理论建构，疏于探讨如何解决女性的现实困境。在采访和公共发言中，努斯鲍姆散发着一种强势的气场，让人不想因为说了一些愚蠢或平庸的话而冒犯到她。

努斯鲍姆在纽约大学获得古典学学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古典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这位1947年出生的女性哲学家在求学时，哈佛大学哲学系没有女性教员，古典学系仅有一位。1982年，哈佛古典学系否决了她的终身教职申请，她于次年离开哈佛加入布朗大学，然后于1995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

据《纽约客》报道，当年的哈佛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格伦·鲍尔索克（Glen Bowersock）这样分析她职业生涯中这唯一一次近乎危机的遭遇：“我认为她把人吓到了。他们无法安心接受这样一个毫无瑕疵又异常能说会道的女人，此人还亭亭玉立、妩媚动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女人味并且衣着时尚，她走路昂首挺胸，还穿超短裙。”

努斯鲍姆赞美直面脆弱和暴露脆弱的能力，但她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的是坚强、自律、永不言败。她向来对“女子本弱”的观念嗤之以鼻，坚信自己能够用意志力突破种种限制。在哈佛古典学系读研究生时，她曾在论文导师的办公室里轻轻推开对方伸向她胸部的手。1972年，努斯鲍姆意外怀孕，此时她刚刚获选为哈佛学者会首位女性成员，她像没有怀孕一样照常工作了九个月，每天跑步数英里，产后一周就出现在了哈佛学者会的晚餐会上。

更重要的是，努斯鲍姆把情感这一长期被当代哲学忽视的话题推入道德哲学的核心位置，并且把儿时形成的文学热情带入了哲学思考和写作当中。

1987年，当努斯鲍姆以布朗大学教授的身份登上BBC哲学系列电视节目时，主持人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对她的介绍是：她在非常年轻时就在亚里士多德学术圈中声名鹊起。在与麦基的对谈中努斯鲍姆称，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最为灵活和开放的哲学家之一，这与许多人对他的认知不甚相符，“他把哲学看成是一个参与到人类经验所有复杂性中的持续尝试，他从不满足，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方法把那种复杂性带入他的思想中”。

对亚里士多德的推崇折射出努斯鲍姆本人的学术指向。她在《爱的知识》（1990）导论中写道，“伦理学上的亚里士多德式进路始于一个非常广泛和包容的问题：‘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构成了她思考的原点。

在努斯鲍姆作出的众多学术贡献中，尤为突出的是她广泛探讨了情感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她在早年代表作《善的脆弱性》（1986）中通过分析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探讨了人类脆弱性与追求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她认为，这些思想家所设想的美好生活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深受人类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比如运气、外部环境以及情感的不可预测性。努斯鲍姆强调，接受这种脆弱性对于理解人类的幸福与道德生活至关重要。

她把文学、艺术作品当作哲学思辨的重要素材——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善的脆弱性》中已浮现，而在《爱的知识》中展现得更为明显。在这部论文集中，努斯鲍姆主张，文学能够为伦理和道德问题提供独特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是传统哲学分析可能忽视或未能充分把握的。她认为，文学作品通过其叙事形式和情感深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中复杂的方面，例如爱、失落和道德困境。荷马史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亨利·詹姆斯的《金钵记》等文学名著都出现在了她的论述中。

情感亦成为了努斯鲍姆切入政治、法律等与公共议题更直接相关的学科的重要锚点。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政治情感》是她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她在书中提出，我们能够通过培育一种以爱与同情为主导、面向公共的政治情感来抵消厌恶、恐惧、嫉妒、羞耻等负面情感，促进公共利益。

特朗普上台等政治黑天鹅事件在令政治观察者们措手不及的同时，提醒他们重视情感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强大影响力。弗朗西斯·福山在2018年的著作《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可的渴求》中提出，身份认同受到对承认和尊重的追求驱动，这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因素，因此，“激情”（注：福山将苏格拉底提出的概念“thymos”翻译为激情，后者将激情视为人类灵魂中除了理性和欲望之外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个未解的问题对自由民主构成了挑战。在美国推行用“深度游说”（deep canvassing）影响选民表现的倡导者也发现，基于个人感受和经历的情感在塑造人们对有争议或分裂性问题的看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都暗合了努斯鲍姆的观点——早在2001年，她就在《思想突变》（Upheavals of Thought）中指出，情感不仅是非理性的冲动，还具有认知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人们的道德判断和决策提供依据。2018年，她用《恐惧的君主制》（The Monarchy of Fear）一书回应了自己对特朗普上台的看法。

“细究我自身的恐惧，我逐渐意识到恐惧是一个问题，美国社会正充斥着一种模糊、多样的恐惧。”她写道。她在书中结合了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评估了恐惧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及其危险。在接受《芝加哥杂志》采访时努斯鲍姆表示，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意识到个人生活与政治是多么紧密相连，不再忽视批判性思考情感的重要性。

2017年3月，努斯鲍姆应邀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发表演讲，梳理有关性暴力的法律沿革。数月后，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事件曝光，在反性骚扰运动席卷全球之际，努斯鲍姆也在推进关于性暴力的思考。2021年，她出版了《傲慢的堡垒》一书，分析了美国社会中对性侵犯问题反应最迟缓的三个领域：联邦司法系统、表演艺术和大学体育界。

努斯鲍姆认为，“物化”是性暴力的核心，而理解傲慢对我们理解性物化来说极其关键。“傲慢是一种特征，意味着习惯性地将自己放在他人之上，认为他人并不是充分重要的，”她写道，“长期以来的传统已经在他们身上培养出性别的傲慢——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并不是充分重要的，对她们采取轻视态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傲慢还会被其他不好的品格特征加强，尤其是贪婪和妒忌。这些特征一旦和傲慢结合，在社会层面就会变得尤为有害。”

她曾指出，情感纽带不仅不是道德的干扰，反而是形成完整道德视角的关键，因为它们加深了我们对他人经历和需求的敏感度，从而提升我们的道德洞察力。生活中的情感纽带也不断带领努斯鲍姆本人进入新的研究领域。

1986年，努斯鲍姆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坠入爱河，在森的影响下，她开始研究印度政治与历史；2023年，为了向2019年因病去世的女儿、动物权利律师瑞秋·努斯鲍姆致敬，努斯鲍姆又转向动物伦理研究，出版了《为动物的正义》一书。

如今，努斯鲍姆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且笔耕不辍。她近年来教授过的课程包括“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作为观念和表演形式的歌剧”（她是一位狂热的歌剧爱好者和业余歌剧歌手）“全球不平等”“现代印度政治与法律思想”，以及“道德与法律中的动物正义”。它们折射出这位哲学家多变的研究兴趣和丰富的生命经验。

麦基曾在节目中问努斯鲍姆，期待自己的学生从阅读亚里士多德中获得什么。努斯鲍姆回答，她希望他们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可能是什么”给出一个时至今日依然重要的答案：哲学家必定是关注人类生活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人，也是致力于以一种清晰的方式描述、解释这种丰富性的人。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亦是她对自己的期许。

在《爱的知识》中译本出版之际，努斯鲍姆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书面专访。

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哈佛古典学系否决了努斯鲍姆的终身教职申请。当年的哈佛大学古典学系主任认为这次挫败原因之一在于，她有违人们心中对女哲学家的刻板印象。（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你做出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是对情感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作用的深入探索。近年来，情感与理性的长久二分法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受到了挑战。为什么是在当下的时代，而不是过去，我们逐渐认识到情感是人性和社会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玛莎·努斯鲍姆：对情感的研究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印度传统中，有非常古老的关于情感的梵文经典。我听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也是如此，但很遗憾我对这一传统没有了解。在西方传统中，这项研究始于古希腊悲剧诗人和柏拉图之间的辩论。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对情感进行了一些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研究，尽管它们中的许多内容现在只以片段形式保存下来。

不幸的是，由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20世纪早期行为主义的影响，对情感的研究一度被忽视，但在20世纪后期重新受到关注，尤其是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研究者的推动。生物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动物的情感方面，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和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是两位佼佼者。所以，我们是在重新发现情感，而不是发现情感。学者们认为，情感引导动物注意有价值的事物，从而帮助我们找到在世界上前进的方向。

南方周末：在《政治情感》中，你提出政治之爱是且应当是多样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同伴之间的爱还有浪漫的爱都能够激发某种公共文化。我很好奇你对浪漫的爱的看法。如今一些年轻女性质疑异性恋的必要性，认为女性与男性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是不公平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举例而言，你在《傲慢的堡垒》中提出，仅仅将女性视为物品、拒绝给予她们同等的尊重和完全的自主权依然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男性傲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想象浪漫的爱能够促成良好行为。我们要如何调和认知上的性别鸿沟，让男性参与到爱与正义的对话中？

玛莎·努斯鲍姆：我认为浪漫之爱是人类生活中最伟大的可能性之一，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其他性取向。

我没有在我的学生中看到你所说的那种分歧，我认为把性别歧视行为视为不好的、不是真正有男子气概的行为已经成为常态。当然，这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但这是我在教学中所看到的——不仅是哲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法学院的学生，他们在未来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应该改革社会中那些仍然对女性不公平对待的部分。在我的书中（《傲慢的堡垒》），我探讨了体育文化，但即使是这一领域也在迅速变化，因为人们对女运动员充满了钦佩。当我去看芝加哥天空队的比赛（我们的女性NBA球队）时，观众大约男女各占一半，还有很多小孩子，他们都在学习欣赏我最喜欢的球员安吉尔·里斯（Angel Reese）和她的队友们的力量与优雅。我认为女性在生活各个领域中更多地参与领导工作，能为年轻人提供这样一种教育。

南方周末：当我们谈“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时，一些人可能会下意识地反驳，这是一种罔顾现实政治的、不切实际的，或者至少是需要耗费漫长时间的促进正义的方式。由于女性长期以来与情感密切相关，当一位女性哲学家提出爱之于正义的重要性时，或许还会面临隐含性别偏见的质疑。你会如何回应？

玛莎·努斯鲍姆：我在这个主题上的导师不仅包括古代的导师（亚里士多德、克律西波斯、西塞罗），也包括当代的导师（伯纳德·威廉姆斯、希拉里·普特曼、斯坦利·卡维尔，现在让我再加上理查德·沃尔海姆和乔治·皮彻），他们都是男性。我很幸运，在这些开创者之后不久来到这个领域。我不认为任何严肃的哲学家会认为情感是一个女性话题，如果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我不会去回应无知的人。我之所以从事我所做的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真实且重要的，不论它是否流行。

南方周末：这些年里你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出现了什么变化吗？近年来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让弱者也能堂堂正正地生活。你的“女性主义宣言”是什么？

玛莎·努斯鲍姆：我认为女性主义发展得很好，它完全与“弱者”无关，女性是强大的！美国社会中最有害的两种其实是对老年人的歧视以及我们对非人类动物的严重虐待。

努斯鲍姆热爱文学和艺术，同时是狂热的歌剧爱好者和业余歌剧歌手，她将文学、艺术、戏剧和音乐等素材用于哲学讨论中。（受访者供图 / 图）

南方周末：虽然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哲学是一门象牙塔里的艰深学问，但至少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年轻读者对哲学类书籍的兴趣在提升，希望能从这些作品中找寻解释生活困境和社会问题的答案。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作品在中国的畅销就是一个例子。你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阐释时常会在那些古老的哲学观念和当代议题中建立联系。在你看来，哲学家如何保持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哲学能够指引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玛莎·努斯鲍姆：你忽略了历史。所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都深度参与了政治。塞内卡（Seneca）和马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实际上领导了罗马帝国；更早的西塞罗（Cicero）为罗马共和国的生存而战，并被暗杀（塞内卡也是）。在18世纪的动荡和革命时代，哲学家们发挥了关键作用。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带头呼吁以共和国取代专制政体，美国的开国者们也一直在阅读哲学。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变得复杂了。19世纪起，现代大学为哲学家提供了保护和稳定的收入。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但这种安全感也使得哲学家们有可能远离公共问题。一些哲学家在与公共议题无关的领域做出了卓越的工作，比如科技哲学、数学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但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哲学的人仍有机会讨论公共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问题在于严肃思想刊物的衰落，年轻的政治哲学家可以在哪里发表文章呢？我很幸运能找到将我的想法带入公众视野的途径，但其他人尝试了却没有成功。通常在较小的国家情况会好一些：比如在哥伦比亚，哲学在辩论中的地位比在美国重要得多，在芬兰也是如此。我认为公众渴望阅读写得好的哲学书籍，但我们的出版商不总是愿意冒险出版这样的书籍。

南方周末：在《爱的知识》中，你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激昂辩护令人印象深刻。你在书中写道，小说致力于追求人类生活形式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殊性与情感的丰富性，因此能够给予我们生活启示。但和人们只有阅读这一种消遣方式的时代相比，如今人们有更多选择，比如电视、电影、电子游戏，一些人认为，阅读并不必然比其他的文化活动更有文化优越性。你怎么看阅读对当代人的意义？

玛莎·努斯鲍姆：我认为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提供了启发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不同的媒介中是不同的，但我完全支持对电影和电视的严肃研究，只不过这不是我所从事的领域。在过去十年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分析古典乐和歌剧。对于阅读我想说的是，就像听一场交响音乐会或一场歌剧一样，它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和不被打扰的自由。我们需要暂时放下手机，培养专注和内省的能力。目前美国在学校禁止使用手机的趋势在我看来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非常跨学科，举例来说：《爱的知识》强调了将文学融入哲学讨论的重要性；《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涉及了莫扎特的歌剧、心理学、古希腊戏剧、建筑和艺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需要在哲学思辨和写作中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的？我相信你在书中使用的这些素材——无论是莫扎特还是亨利·詹姆斯——都反映了你的个人兴趣。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在哲学经典之外找到一条独特的、进入哲学的路径？

玛莎·努斯鲍姆：我的教育背景奠定了跨学科的方法。我的博士学位是古典学而不是哲学，而古典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领域，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考古学等等。我将这种跨学科的方法带入了哲学领域，在那里我得到了导师们的支持，比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

我追随自己的道路，对音乐和歌剧的重视显然反映了我的个人兴趣，当然，我现在也将这些兴趣带入了法学院的教学中。在美国，法律是高度跨学科的，包括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家，我与经济学家共同授课甚至共同撰写文章。因此，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且应该如此的原因。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种多样性中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