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毛主席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四清”工作，和文革初期以工作组的方式开展工作，无法达到运动的要求，后续如何发展呢？今天就与大家分享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如何出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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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自我检讨时为何被频频打断？
1966年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就在刘少奇作报告时，毛主席频频插话，说：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
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
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工作组问题承担责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刘少奇从国家主席位置跌落，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呢？由于相关内容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所以当年事情的真相也一直未被过多提及。
但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档案的公开和解谜，不少隐情也逐渐浮出水面。作家张树德就曾根据一些事件当事人的回忆，讲述相关人物传记，以及一些公开的历史档案，将许多被隐藏的历史真相一一做了细致的讲述。
并将其全部提炼，整理在他的《红墙大事》一书中，运用严谨的考据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新中国在1949年到1997年间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了许多的历史内幕
本书内容丰富详实，不仅记录在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的真相，还记录了四人帮密谋武装夺权、企图插手军队的相关过程，以及林、江两大集团，蓄意针对诬陷他人的一系列犯罪事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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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炉
第二天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责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
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5日，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在这次会见后，他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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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失去接班人的地位
12日，全会进行表决。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的位置。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
林彪就成为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刘少奇再次承担了工作错误的责任，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但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后，一直主动站出来承担主要责任。会后，他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
“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
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50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
并要求按照毛泽东的批语印发，请各同志提出意见，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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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
“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这年10月1日，刘少奇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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