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深度讲座：凯恩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一些说法无中生有（全文）

樊纲资料图。本文来源：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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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速读

1.凯恩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经济或要搞国家计划经济，他只是要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上，也就是在私有产权与供求决定价格的制度基础上，加进一个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即宏观调控。

2.凯恩斯主义是在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中产生的理论，要解决的是千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3.真正的宏观政策需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

4.宏观经济问题从原则上来讲是一个短期问题，应对政策要马上见效。比如面对通货紧缩，失业率不断上升，不可能通过一个20年的体制改革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利率调整或者政府支出，马上抑制经济紧缩，缓解失业。

5.很赞赏今年出台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这可以对实体部门产生真正的需求。

编者按：

樊纲， 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他的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等。

在长安讲坛第416期，樊纲受邀发表演讲，他的主题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樊纲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其重点在于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在短期内采取宏观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保持供求平衡，解决千百万人的生存问题。他认为，凯恩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上，增加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稳定。

此外，在长期与短期方面，樊纲认为宏观经济问题是一个短期问题，应对政策需要马上见效；在个人与社会方面，宏观政策要以保护大众的利益为前提。对于扩张的财政政策中所谓“大水漫灌”的问题，樊纲以2009年的政策举例认为，因为地方财政支出过大，起到了扩大内需的作用，而真正的宏观政策需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

下面是樊纲的观点全文：

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表现来看，通货膨胀在9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没有出现，GDP增速在90年代出现一次大的凹沟和两次高点（90年代初和2006-2007年，增速达到14%左右）；2008年以后GDP增速逐步下滑；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对GDP增速造成很大的扰动；今年第一季度是5.3%，第二季度是4.7%，第三季度是4.6%。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经济形势现状和面对的挑战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

任何理论都起源于现实生活，现实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并逐步形成理论。宏观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它起源于经济现实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商业周期、经济危机、大萧条等。

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人类社会每过七、八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周而复始。市场经济创造出大量的生产力，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生产力就要受到破坏，出现产能过剩，引发供求失衡，造成失业和贫困，而失业和贫困背后是企业破产倒闭。一切经济危机最后都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既然出现过剩，就要从物理上消灭一些生产能力，我们从历史书籍和电影资料里可以看到“砸机器、倒牛奶”的场景。

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整个市场（即宏观经济）供求失衡？为什么会出现大量产能过剩？那么好的生产力却闲置不用，同时那么多人失业？如何解释一次又一次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包括马克思），都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提出了一些理论，并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建议。 

在大萧条之前，最重要的解释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根据他的“剩余价值论”，企业家、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利润）而扩大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由于技术的进步，投资不断扩大，资本不断积累，供给能力不断扩大，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劳动的比例相对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资本和利润的增长速度，劳动者收入在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使需求的增长受到抑制，低于供给的增长速度。供给的迅速扩张和需求的有限增长导致供求不平衡，造成产能过剩，形成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对马克思的解释并不否认。

马克思设想的“终极解决方案”是消灭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既然危机是由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引起的，那么很自然形成的逻辑推理，就是消灭这个万恶之源。这个设想被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付诸实践。前苏联实行了科学的计划经济，70年内除了战争时期，没有出现过大的经济波动，在西方大萧条时期，前苏联保持基本稳定的发展。但其问题在于微观效率低下。

微观效率有两种，一是生产效率，即节约成本、精打细算，不断创造新产品，如果缺乏激励，就会浪费资源，出工不出力，没有创新动力，就缺乏生产效率；二是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在不同商品上进行的配置，产生出人们最想要的产品组合。如果需要的东西没人生产，生产的东西没人要，配置效率就会不断恶化。宏观增长率看似平稳，但因为缺乏微观效率，最后平稳地下降到负增长。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最后各国都进行了改革，中国也转型到市场经济。马克思提出的治理经济周期的方案，宏观可能有一定效率（平衡增长，减少危机所产生的资源浪费），但是微观缺乏效率，总的来讲是不成功的。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理论也在发展。在1930年之前，最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是马克思的理论，其重要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的分析。

（二）大萧条的史实

（四）“原始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

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和宏观政策的起源，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宏观经济学之所以重要，就是解释了经济危机的成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宏观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之后，一定会有各种争论，但这些争论都基于同一个理论体系，基本模式和变量都一样，大家通过不同变量来论证不同的方法。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有一些独特之处，需要进行一些独特的研究，但是也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中进行的。

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形成之后，其主要内容和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有哪些？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一般的经济学都讲供给和需求，追求供求平衡，减少经济波动。在这个问题上，总供给和总需求这两个方面都会产生导致失衡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形成的背景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所以通常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虽然通过研究可以得到由生产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供给潜在增长率，但在现实中供给的增长取决于需求的大小，因此就有了所谓的需求决定论。生产能力是有潜力的，比如通常的生产能力只有80%，如果需求增加的话，可以加班加点使生产能力超过100%，这是有弹性的，弹性的大小取决于需求侧。当然供给侧也有很多因素，但在宏观经济学框架里，首先要理解的是需求决定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过去十几年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高度重视需求侧的改革，现在看到的问题是需求严重不足。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我们都要认真分析。

供给侧通常指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也就是潜在的供给增长率，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决定增长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体制改革、资本积累等，这些是最基础的要素，非常重要。但在宏观经济学范畴里，这些是长期问题。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国企改革搞了三、四十年还没完成，科技创新更是长期才能见效。因此，供给侧是一个基本（fundamental）问题，也是一个长期问题。要解决现在的供求不平衡，不可能在供给侧马上调整。对于这些长期问题，我们要不断努力，时刻努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问题，要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才能持续增长。但就短期而言，我们不可能靠供给侧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

供给侧也有短期问题，比如清除产能过剩（“砸机器、倒牛奶”等）以此来适应需求，2014-2015年我们也清理了一部分产能，使得供求相对平衡。再如就业政策，通过一些短期手段（调节当前劳动力的供给等）进行一种调整。还有税收，减税或加税会有一定的短期影响。在宏观经济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供给侧也能做一点短期调整，但基本上是长期问题。

从需求侧来看，发多少货币，人们消费多少、投资多少，在一定时期有多少需求，可以通过一些短期政策让需求适应供给，或者让需求的变化来拉动供给。因此，这基本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是短期问题。比如货币政策，今天宣布调整利率，第二天货币量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在投资的时候会参照利率和资金成本进行调整。再如财政政策，今天宣布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政府增加购买，明天就能够实现。一个经济的波动（过热、危机、萧条等），主要是由需求侧决定的。通过加息来治理通货膨胀，当时就能够在市场上发挥作用。为了抑制经济波动，可以减少货币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等，通过这些短期调整的办法来减少需求。

需求侧的长期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包括遗产税）、社会保障和房产税等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很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最后转向研究社会保障，因为他们发现人们当下的消费和储蓄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只有未来有保障，人们才能多消费，这是长期问题。这种体制改革是一个短期操作，但它影响的是长期利益，个人的决策和理性行为可能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当年经济学界有一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叫做“节俭悖论”。节俭是个人美德，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少花钱，就会造成需求不足，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保制度提高了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可以影响现在的支出结构，人们可能现在会花更多的钱增加消费需求。

要认真研究人们的行为。不是你让大家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每个人都会权衡自己的利害得失，对自己一生的收入和支出做出安排。要改变这个安排，不能靠号召或刺激人们消费，必须增加一些参数，改变收入预期和收入结构，这样才能改变他们消费和储蓄的行为。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影响非常广泛，甚至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都与此相关。要研究和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政策，才能得到适当的效果。

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首要原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而消费相对稳定。原因在于消费品（房、车、包等）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基本稳定的，或者说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预期回报基本稳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投资不一样，我今天对预期投资回报是赚20个点，要加大投资，明天可能预期亏20个点，投资马上大幅下滑。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所谓的非理性预期会引起大的波动。

要解决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把经济从低迷状态中拉出来，在解决短期市场低迷的同时解决长期问题，如果不将经济从低迷中拉出来，就会陷入长期衰退。有人把我们与日本进行对比，认为日本当年没有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把经济从下滑中拉出来，导致之后的三十年一直萎靡不振。对于短期和长期有很多争论，在大萧条时期很多人认为要长远考虑，凯恩斯则非常强调短期政策对经济表现的重要意义，他的回答是“长期我们都死了！”因此凯恩斯主张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在短期内止住经济的下滑趋势。这就涉及到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问题。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即：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就像掉入一个陷阱。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名词——资本的效率，也就是预期投资的回报。举个例子，尽管利率降到5%，如果我的预期投资回报是2%，低于利率水平，我仍然不会投资，也不会申请贷款。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进入长期低迷之后，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增发的货币都被用来还债，并没有增加需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假如现在利率是5%，面对一个预期回报率是10%的投资机会，你会贷款去投资，赚10%再还5%的利息，还是现在不投资先去还债？但现在投资回报率只有3-4%，你一定会还债而不是投资，因为投资亏得更多。总之，你之所以选择去还债而不是投资，还是因为预期回报率太低，还是一个“流动性陷阱”问题，是典型的经济萧条时期的预期不振，辜朝明只是用一个新名词来说明老现象，在理论上没有新的东西。

当危机爆发时，预期低迷，货币政策失效，因此必须由财政政策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上的要点。通过发债把居民手中的钱借来，用于政府支出，从而创造需求、拉动需求。为此，当时有一系列文章论证乘数理论。从数学的角度看乘数理论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花1元购买一件商品，商品生产者用收到的货款的一部分去购买上游生产资料等零部件，生产零部件的厂家再用一部分收入购买上游产品，于是1元的支出就可以拉动几倍的社会总需求，形成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我很赞赏今年出台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这可以对实体部门产生真正的需求。

当然，可能有些人对这项政策不理解，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经济体当中的几种不同的效率概念。宏观经济学追求的是宏观动态效率，如果出现大的波动，要消除过剩产能，影响增长速度，宏观效率就比较低；如果波动相对小一点，或者熨平波动，宏观效率就比较高，最后实现的增长速度也会高一些。因此就有一个宏观效率概念，不等同于微观当中的生产效率，也不等同于市场当中的配置效率，宏观效率指的是时期间的配置效率，就是今天和明天投资或不投资所取得的效率。

所谓“凯恩斯主义“，在较窄的意义上，指的就是一种政策选择：因为认识到危机时刻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发生”流动性陷阱“，所以主张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些问题经常被混淆。

第一，长期与短期。我在30年前就写过一篇关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因为总有人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混淆起来。对于经济发展这样的长期问题，他们说总需求不足，预期不振；而说到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他们又说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来加以解决。这是把不相关的问题搅合到一起，结果什么都没说清楚。宏观经济问题从原则上来讲是一个短期问题，应对政策要马上见效。比如面对通货紧缩，失业率不断上升，不可能通过一个20年的体制改革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利率调整或者政府支出，马上抑制经济紧缩，缓解失业。这是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存在的意义，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像发展教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这些长期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理论与政策来解决这些长期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第二，供给侧与需求侧。失衡可以由供给侧造成，也可能由需求侧造成，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这十几年来，我们的改革和科技进步都取得一定的成就，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令世界称奇。而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都要研究，当宏观经济失衡时，更应该关注需求侧。

需求侧有哪些问题呢？一方面储蓄率长期处于高位，使得消费难以增长；另一方面，公共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的增长还有各种障碍，包括社保和税收过高，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公共卫生以及养老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很多缺口，需要进一步投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对扩大整个需求发挥积极作用。城市化进程缓慢，受阻，是当前我国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人与社会。任何经济波动中都会有个别企业的“骗局”起作用，罪犯必须严惩，但要防止惩罚了无辜的大众。如果为了惩罚少数坏人，出台非常强硬涉及面很广的打压政策，造成经济下滑，导致无辜的大众也受到惩罚，就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这是在危机时期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宏观政策本来就是一个公共政策，要以保护大众的利益为前提。

第四，市场与政府。这是一个经济学中反复被讨论的重要问题，这里不全面展开，只讨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尊重事实，而不是用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混淆视听。

一个经常听到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凯恩斯主义是否定市场经济，搞国家计划经济。这是无中生有。凯恩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经济或要搞国家计划经济，他只是要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上，也就是在私有产权与供求决定价格的制度基础上，加进一个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即宏观调控，就像搞市场经济同时要搞社会保障（以及行业监管、法制法规等）的道理一样，是要在“原始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发展出今天的现代市场经济。他也从来没有主张政府要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

凯恩斯主义是在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中产生的理论，要解决的是千百万人的生计问题。批判凯恩斯的人往往会说，只要有市场经济，市场早晚会调整过来。但是，这个“早晚”是多久？大萧条本身是十年，加上与大萧条相关的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恢复时期，是25年，世界经济当时是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理论家们上嘴皮碰下嘴皮，而对那些在危机中失业、饥饿、收入下降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贫困（当今世界上也经常有“失去”几十年的案例）。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税养着政府，危机来了它不作为，见死不救，告诉你等着市场调节吧，早晚会好的？这是我们要的市场经济么？

那些批判凯恩斯的人要面对的更基本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来替代？替代方案是回到原始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来到人世间，就伴随着不断的波动，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也还在不断地波来动去。你如果不能消除波动，你就要提供如何应对波动的办法。现在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没有宏观调控机制的。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总的来说比早期的运行更加平稳。2008年金融危机比1929年更加严重，但几年之间就趋于稳定。这次疫情冲击，凡是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即财政政策为主）并且力度足够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大的下滑，后面的恢复也很迅速。这些都说明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如果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你的批判就是无效的。相反，人们应该学习凯恩斯的理论，学习如何不违背市场规律，用经济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

第五， 所谓的“大水漫灌”。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搞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就是搞“大水漫灌”，好像不搞刺激政策，没有政府干预，看着经济往下滑也不管，才是坚持市场经济。而现在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9年的刺激政策，说是当时的“大水漫灌”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当时中央政府提出的是两年投资支出4万亿一揽子政策方案，一年其实只有两万亿，并且，在这两万亿当中真正的刺激政策没有多少，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转移支付，是本来政府就应该用正常的财政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刺激计划要的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即通过发债创造出的需求。当时的赤字率确实有所上升，从1.9%提高到2.6%，略有增加，但一年也不过区区两三千亿的量。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产生那么大的经济过热呢？因为真正的大头在地方融资平台债务。

1994年《预算法》通过，禁止地方政府借债，既不能从银行借钱，也不能向银行发债。于是人们就创造了一个后门——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贷款，由政府担保。1995-2008年这十几年的存量是1万亿，2009年底达到7万亿，一年内猛涨了6万亿，占当时GDP的17%，规模惊人，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刺激政策。这才是真正的大头。这种金融失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即现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等），不能用宏观调控来解释，而只能由“没能真正的调控”来解释。

这涉及到我国体制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关注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地方政府对宏观变量的关注相对较少。我在1991年出版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国特色进行了分析。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把政府和国有企业定义为父子关系，如果儿子缺吃少穿，父亲不能坐视不管，要帮助儿子。我们则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称作兄弟竞争，这也是软约束，以此来解释当时的各种乱象，包括90年代初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地方债务失控，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真正的宏观政策需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这几年国际上宏观政策讨论中有一个名词叫做tapering，就是慢慢的拧水龙头，逐渐的减小水量，退出“量宽”的政策。只有中央政府可以控制数量的政策才是宏观财政政策。而当年的所谓“大水漫灌”，是由于金融失序，地方财政支出过大，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内需的作用。

五、学会管理经济周期全过程

对于当前的经济下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波动。我国经历了4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出现经济危机与衰退，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现在经济增速较低，但毕竟还不是负增长，所以不必过于恐慌。当然，40年来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需要面对和解决。

巴菲特的搭档芒格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很会管理“繁荣”，但还不太会管理“萧条“。我们成功地管理了“繁荣”，也就是经常性的“防止经济过热”，从而实现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正是由于没有经历大的波动，我们还不善于管理“萧条”。如何度过低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理“萧条”而诞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宏观经济学的教育，要学会管理经济周期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