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其鲜明的转折点——毛主席的严厉讲话为分水岭，整体划分为两个阶段。随着毛主席的话语落下不久，局势便迅速倾斜，彭德怀元帅的命运也随之尘埃落定。为何他的倒台如此迅速？这一疑问在许多人心中盘旋，毕竟彼时的彭德怀位极人臣、声望卓著。
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他的一句话仿佛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这一谜团的大门：“他整刘伯承、整粟裕，政治上的大错已犯。刘伯承、粟裕麾下众多，他们岂能心服？”
先论粟裕，其经历“直白”而辉煌。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及代政委，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率部解放了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华东大片区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华东野战军共歼敌245万，战绩在五大战略部队中独占鳌头。1955年大授衔时，三野诞生了313位开国将帅，仅次于四野。这些将帅们，无论是元帅、大将，还是上将、中将、少将，都是在粟裕的英明指挥下赢得荣誉的。此外，还有许多未参与授衔但与三野紧密相关的政工干部，他们在建国后同样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粟裕的威望，是无数场胜利铸就的。
再谈刘伯承，他的传奇贯穿始终。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再到留学归来担任军委参谋部部长，他始终走在革命的前列。他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更在军事教育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红军学校校长到抗大副校长，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军事人才。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多个重要职务。1951年，他亲手创建了新中国的首座高等军事院校——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担任院长兼政委。无论是哪个野战军的将领，在55年授衔时，几乎都曾在军事学院接受过他的教导。
然而，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却给粟裕和刘伯承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粟裕被迫多次当众检讨，头痛欲裂，依靠安眠药入睡；而66岁的刘伯承，尽管已离开军事院校领导岗位，仍被当作“军事教条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心中充满了悔恨。他让后代在合适的时机，向那些曾受他伤害的同志们登门道歉。这一切，都源于他之前对刘伯承和粟裕等人的不当处理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