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北京一处静谧的庭院深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安然躺在窗边摇椅上，目光穿透那抹即将消逝的夕阳余晖，仿佛一生的风云变幻都在此刻缓缓沉淀。他轻轻合上眼帘，记忆的画卷在脑海中如电影般一幕幕回放，昔日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青年形象跃然心头。
然而，世事无常，如今的他，竟连最普通的水果也难以负担，这位老者便是陈伯达，一位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
陈伯达，本名陈建相，出身于福建泉州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读书，这份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为他日后的学识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引领他踏入了上海大学的殿堂。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启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篇章。
作为上海大学的佼佼者，陈伯达的才华很快引起了组织的关注。一番深入交流后，他被吸纳为组织的一员，并因学识渊博、背景出众而被选派至苏联深造。在异国他乡，他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多篇论文，在留学生群体中声名鹊起，并以“伯达”为笔名，这一名字后来竟成为了他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象征。
1939年，陈伯达学成归国，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其《孔子的哲学思想》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两部著作深得主席赏识，由此成为主席的心腹，仕途一帆风顺，直至登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宝座。
仕途的起伏让陈伯达深刻体会到，站队与盟友的重要性，这是他一生信奉的信条，也是他兴衰荣辱的见证。1970年，随着四人帮势力的崛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他不甘沉沦，转而投靠了林彪集团，两人各取所需，迅速结盟，共同攀上了权力的高峰。林彪甚至不惜动用空军为陈伯达空运螃蟹，以示笼络，一时之间，陈伯达风光无两。
然而，好景不长，因早年与江青集团决裂，陈伯达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遭到了江青的猛烈批判，被指责为逃避责任、鼓吹天才论等，会议结束后，他从政坛四号人物一落千丈，沦为秦城监狱的囚犯，被判有期徒刑18年。
直至1988年，陈伯达重获自由，此时的他已年过八旬，步履蹒跚。出狱后的他，每月仅靠100元的生活补助度日，购书之余，连水果都成了奢侈品。面对困境，他不得不向中央提出微薄的请求：“能否多给我一些买水果的钱？”
回顾往昔，陈伯达再次睁开眼，望着镜中苍老的自己，喃喃自语：“我一生犯错无数，落得今日下场，实属咎由自取。愿后来者能汲取我的教训，勿蹈覆辙。”
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辉悄然隐没于山峦之后，陈伯达的头颅缓缓垂下，随着生命的余晖消散，他的身体也渐渐失去了温度。陈伯达的一生，才华横溢，也曾为国为民贡献力量，但一念之差，终致满盘皆输，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与警示。身处高位，更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